外交风云亲历记-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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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入席了。”
这晚请客的菜肴与往常请客不大一样。按常规请这样级别的客人，规定是六样冷盘，四菜一汤。领导人请客，可以加一样稍为名贵些的菜。可是江苏厅今晚却摆出大筵席，冷盘不算，有七八样热菜，外加北京烤鸭。江青不愧是交际能手、美食专家，餐桌上虽是她唱独角，却也显得十分热闹。
第六部分第73节：江青初见维特克（4）
江青得意洋洋，来了段开场白：
“今天的菜谱是我亲自定的。我知道，你们美国人不讲究吃，尽吃牛排，是不是？我尊重别国人的习惯。但是中国菜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很有科学性的，营养价值更甭提了。我们还讲究食物治疗。喏，这个炸子鸡，绝对不能用冷冻的，完全新鲜。它的重量不超过一斤，否则太老。喏，这个鱼，我最爱吃活鲫鱼了，全是刚从河里抓来的，每条只有半斤多。还有这个烤鸭呀，不油腻，不能用太肥的鸭子，并且把油都去掉了，哈哈嘻嘻，你还年轻，胆固醇对你还没有太大的威胁。”
维特克吃得很有滋味，还没有忘记时时赞叹：
“江青夫人，你真是了不起，你对中国什么都懂。这几个小时，你教会我很多东西。”
整整4个小时了，维特克没有说多少话，但总要做出微笑的样子。脸部肌肉显然已紧张得疲倦了，但她仍然微笑着。
江青话锋一转，又说到样板戏：“今晚我们去看的《红灯记》是由我改编和导演的，连服装都得我亲自设计。他们不懂，他们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呀。那个导演顽固得很，简直是破坏，他就是不采纳我的意见。后来才知道，哼，原来他是个叛徒，现行反革命。小张，你应该认识他的，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小张”这个叫法，我已20年没听过了，一时反应不过来。江青向我一瞪眼，我才醒悟，原来是让我回话哩。
“他原名叫符律衡，原来是杭州美院学美术的吧，到延安后才改名阿甲。”
我和阿甲是老同学了，深知他为人忠厚老实。《红灯记》就是他编导的，刚才江青的那番话，早在传闻中知道了，但今晚是第一次亲耳听见。江青随便一句话，就可以把人定为叛徒、反革命。阿甲已经被关起来，江青就把《红灯记》占为己有。这一天的亲眼所见，觉得江青的变化实在太大太多了，简直变为另外一个人了。几年来听到不少有关她的事，还半信半疑。现在我开始明白了，许多传闻所说的都是事实。
宴会进行得非常热烈，江青又谈到美国电影《飘》。
江青：“这个女作家了不起，从小说到电影都是第一流的。中国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吗？喏，我看过大概有十遍了，每看一遍都很感动。”
姚文元也许感到这样吹捧《飘》不太适宜，轻轻地说：“从历史观点来看，内容是有缺点的，她同情奴隶主。”
江青：“电影可没有那么明显，我没有看到电影中赞扬三K党。”
江青从不承认自己有一句话是错的，哪怕是面对她的亲信姚文元。
江青：“嘉宝是我最喜爱的美国电影明星。她可以称为最好的艺术家，我就崇拜她。30年代我在上海，她的电影我都去看，哪怕没有钱饿肚子，我也要去看。”
江青滔滔不绝：“如果你回到美国，能见到嘉宝，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她，为什么美国的金像奖不发给嘉宝？简直不公平。我真想发给她一个大奖。”
维特克又微笑着，显然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听说她现在很少出门。偶尔出门，脸上也蒙着纱巾。她不愿意观众看到她已老去的容颜。我大概不会有机会见到她。”
江青：“那有什么？唔，艺术家难免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嘛。”
晚饭已毕，江青首先站起来，兴奋地向大家说：现在我们该去剧院了。
长龙一样的车队，从人民大会堂出发，经长安街、西单过西四。当时马路两旁灯光微弱，行人稀少。车队进入护国寺人民剧场，剧场院内也仅有警卫人员。门外入场口，并无往常那种喧嚣之声。
当时7点刚过，剧场内灯光已经暗了下来，演出即将开始。只见旁门一开，全场灯光大亮，江青带领这一群人，穿场而过。她昂首阔步，自己鼓着掌。于是楼上楼观众席上所有的观众都起立鼓掌。走到正中坐位时，江青回过头来向楼上楼下的观众颔首微笑，双手举起作感谢状。观众看见她还带着个外国人，更是一片哗然，欢呼大叫。
我们几个大为惊讶，这种场面还真没有见过哩。大家想，这是搞的什么花样？干嘛要制造这种场面？是争取人心还是有意做出来给维特克看呢？让维特克知道她在中国有如此地位？大概这两层意思都有吧。大家心中当然明白，江青来的地方，一般人是进不来的，这里边坐着的“观众”，都是经过挑选组织好的。
第六部分第74节：江青初见维特克（5）
一直闹到11点多，江青和维特克握别时还特别提到，她会找到机会，再约见维特克，还可以详谈。
看完《红灯记》，我回到家中，心里很不平静，回想过来的这一天，江青的种种表演实在太出乎意料了。这不由让我想起与《红灯记》有关的一些事。
1964年京剧会演时，江青突然出现在“人民剧场”，对演职人员还算客气。但过了几天她又去看连排，情形可就大变样了。她上台见到阿甲表面笑嘻嘻地，而话中却带着极大的讽刺甚至是愤恨：“你真成了大导演了，京剧界的大师。是不是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系也用于京剧呀？你们的戏很不错，我来祝贺。”
阿甲连忙说：“请江青同志指正，大家欢迎江青同志来关心我们的演出！”他是个老实人，说的也是老实话。
过了不几天，江青带了自己的一班人马再次来到剧场，看完戏跑到后台，院长把全体人员召集过来，听江青指示。这天江青的脸上没有了笑容：
“你们的戏还可以，但问题还有不少。你们穿的衣服太新，都是穷人又在旧社会，难道不该穿打补丁的衣服？京剧里也有化子装嘛。少春呀，你的个子矮，没有多少英雄人物的气概。杜近芳是演青衣的，铁梅应该是花旦……”
在场的所有人，鸦雀无声，面面相觑。
全体解散后，留下阿甲和院长，江青又说开了：“应该换掉男女主角，你们剧院没有人了？你们反映的是地下党的生活，没有这个气息怎么行，我看呀，还得好好改改……”
阿甲近乎哀求了：“你的意见我都接受，都可以改，但是李少春、杜近芳不好换，时间太仓促了，而且角色中的唱腔动作都是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我要尊重演员的劳动。”
京剧会演期间，《红灯记》获得很大成功，深受观众欢迎和戏剧界的好评。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几天，阿甲就被戴上“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的帽子遭到揪斗，后来又被打成了叛徒。江青有一次讲话说，阿甲就是不听我的话，破坏样板戏。于是阿甲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给关起来了。
《红灯记》成了江青的作品。
对于这几年来发生的一件件事实，哪个有良心的人能不去思考呢？
第七部分第75节：移师广州（1）
江青会见维特克，也不算件小事，友协要整理情况向上面反映，我是外交部派去的，也得向外交部领导汇报。第二天上午我到乔副部长那里，把江苏厅的谈话，如实简要说了。他无可奈何地说：“江青要说什么要干什么谁也管不了。你听了就算了。”我又告诉他，江青还要见还要说，还要整理记录，这些是否都交给友协办呢？乔突感愕然：“再说吧。”
17日夜，周恩来总理召集所有陪见接待人员了解情况，他当然已看到友协的接待简报了。周总理告诉大家，江青已经乘专机飞到广州，行前决定还要与维特克继续谈话。他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开始谁也不说，还是周总理指定让老丁先说，她认为没有必要再见了，因为维特克想了解江青的历史，那一天已说了不少。看来那时周总理对江青的事也颇感棘手。他说江青去广州前已留下话，要把维特克接去广州再谈。他接着说，是否再了解一下维特克女士的情况：她的水平如何？她希望了解中国的目的是什么？他指着老丁和我说，你们分别找她再谈一次，尽量多了解维特克本人的情况。
我第二天就到北京饭店拜访维特克，我非常客气地和她闲谈，问她在中国过得如何？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否符合她的需要？其实我想知道她的中文水平如何，她对中国近代当代史的了解和研究的情况，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但结果使我相当失望。她既不能听又不能讲中文，中文报纸也看不大懂。我很奇怪她是怎样把几篇文章翻成英文的（据说她把《红旗飘飘》中的几篇文章翻译并发表了）。近代史她知道些，当代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可说一窍不通。对孔夫子，她简直谈不出什么。古代史、文化哲学等等都不愿谈及或并不知道，但对国民党内部的某些奇闻轶事却知道得不少。我真纳闷，这就是中国问题专家吗？当然一次接触对一个人是难以全面了解的。
19日晚上，周总理又召集会议研究情况。老丁了解的情况使我很有同感。维特克对蒋夫人宋美龄津津乐道，还有特殊的见解，并认为蒋夫人在美国很有影响，所以蒋介石就能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因此如果新中国要得到美国的援助，就必须把江青捧出来，使美国人对待江青也像对宋美龄那样。所以她对江青有兴趣，她要把江青介绍给美国人，使美国也援助新中国。她的这种见解令人难以理解，甚至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维特克的这一说法，友协简报上刊登了，而且江青也看过了，她却毫不在意。也许，她真想与宋美龄比试比试。然而，她对别人并不了解，尤其对美国政策及美国民情毫无所知。
大概周总理与江青几天不断的电话商讨没有结果，8月24日半夜，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他的办公室，又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只有接待过维特克的6个人参加。这时维特克已经由江青办公室安排去上海参观样板团，看样板戏，并有专人向她介绍上海“一月风暴”和“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经过。
周总理经过一天忙碌，已显得很疲劳了。他从办公桌边站起来走到我们身旁，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来回踱步，然后停下来对我们说：“对不起，这么晚还把你们叫来，有点急事。刚才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是江青在广州一定要见维特克，明天就把维特克接到广州，陪见翻译还是你们原班人员吧。今晚再商量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几个人都认为其实可以不见，我们都和维特克谈过话，她对中国虽有兴趣，但谈不上懂。鼓励她写书，看来行不通。江青让陪同带去了5部有关战争的电影，老陈从上海来电话，说维特克一部都没有看。据说维特克除了对江青个人的历史以外，她表示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周总理此时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要谈什么战争。你到达广州以后把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