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亲历记-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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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人转过身来，立正迎候。其他坐着的人也都起立。
江青：“你们早来啦？你们看，这些书都是我预备送给维特克女士的，她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没有一套《二十四史》怎么行？”
我们一听都有点吃惊，这样名贵的《二十四史》送给维特克个人？这是违反规定的呀。我想反正我已经把她得罪了，该说的我还是说吧，也不必顾虑了。
“江青同志，这套《二十四史》，国内也不多见。按规定是不能送给私人的，你或者送给维特克女士所在的大学，也许更有意义。”
江青：“谁说不能送？我自己花钱买的，你知道吗？我有的是钱，我爱送给谁就送给谁！”
“这是有关文物出口的规定，需要文物局批准的。”老陈轻声解释了一句。
江青：“谁的规定？周总理不是送给尼克松总统一套吗？周总理能送，我就能送。”
江青脸色一变，横不讲理。
“据我所知，周总理是用国务院名义，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小沈很认真地又说了一句。
我刚从兰圃那一幕过来，不希望江青发火。只见江青眉毛一挑，正想发作，正好这时小俞陪着维特克走进来了，算是解了围。
江青立刻上前拉着维特克的手，互相亲热地微笑着。服务员快步走上前来，把那盛满鲜花的盘子送过来，江青高兴了。
江青：“这是茉莉花穿成的花球，你看还有小花环，你看还有白兰花，这样清香，这样洁白，美国有这些花吗？”
维特克：“也许夏威夷岛上有，我不清楚，不过不会有这么清香的花，真美，真可爱。”
江青：“这是我特意准备送给你的。休息的时候，我很喜欢穿花球，每天换一个，你看穿在扇子下边香得很。”
江青手上拿着一把有精细雕刻的檀香扇，下边坠着茉莉花球，对维特克笑嘻嘻地说：
“这是我的檀香扇，送给你作纪念吧，这是新的，今年我才用。我用过的送给你，才更有意义，是不是？这把扇子是特制的，比市面上卖的要精致得多。”
维特克甜甜地微笑着，接过扇子和花球，细细把玩。江青这时拿出几串小茉莉花，给我们几个人，“这是送给你们的，不然我就太偏心了。”哈哈一笑。
江青又转过身来，取另外的东西。
江青：“维特克，你是我的朋友，我还要送你一些纪念品：这是特制的书签和裁纸刀。你看，这是不久前从湖南马王堆出土的漆器上的花纹，刻在象牙的裁纸刀上。这是竹制的，也有雕刻。这样的手工艺品，又好看又有纪念价值，而且是我自己设计，特级技工为我雕刻的。除了我自己，谁也没有哩，送给你，作为永久纪念。呵，还有这一套瓷制的小猫，送给你的女儿，是景德镇的产品。你看看多么可爱！你知道景德镇是我国出产瓷器最好的地方，以后你应该去看看，那里的瓷窑有上千年的历史哩。”
维特克睁大媚人的双眼，惊讶和喜悦使她不断点头微笑。
维特克：“我该如何感谢你呢，江青夫人。我从来未有遇到过像你这样好客和慷慨的主人。我想世界上都少有。”
江青：“这不算什么，因为我们是朋友啊，长远的朋友。还是一本伟大作品的合作者，是不是？哈哈哈……”
江青话音刚落，好像又想起什么，眉梢却紧紧皱着。
江青：“你看，那边桌上放着许多书，有《二十四史》，你当然知道的，作为中国问题专家，你应该有这么一套。这是我送给你个人的，不要不好意思，这是我自个儿花钱买的。我有的是钱，主席那么多稿费，用都用不完。她们（指着我们几个人）让我送给你们大学图书馆，我一定要送给你个人。还有这本《古诗源》，这本书是我挖掘出来的，要他们重印，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极为重要。”
江青突然站起身来，转过头指着我说：“不要看她是我的部下，文化大革命前，她跟着四条汉子，是不是黑干将呀？哈哈哈……”
我正感到江青那古怪的变化多端的声音来得突然，于是我也冲口而出：“江青同志，我和谁都只是上下级和工作关系，扯不上什么干将不干将的。”
江青瞪我一眼，转过身来又嘻嘻地对着维特克说，边走边用手指着书，一一告诉维特克。维特克时而惊讶，时而赞叹。她好像难以用适当的表情，脸部扭曲似的，忽然变得很难看了。
维特克：“我，我，我……”
第九部分第108节：亲改记录 树碑立传（3）
江青一把抓着维特克的手，也觉出她脸部表情的变化，更特别显得亲热：“这不算什么，我喜欢你，我认为你将来会成为伟大的作家，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这些书我会告诉他们，给你装好箱子运回美国去。好啦，好啦，现在我们去吃山东饭。你知道，在中国北方，山东菜是最负盛名的。比如说吧，北京烤鸭原来是从山东传过来的，在清宫廷得到皇帝和慈禧太后喜爱，就在北京流传下来了。山东菜也很有特色，与广东菜、上海菜都不一样的。”江青说得头头是道，突然打住，说：“我在这里还有山东厨师呢，我们该入席了。”
8月30日晚饭过后，江青又一次接见维特克，是维特克听了江青数十小时谈话以后，又提出一些问题，希望江青补充或解答。
江青：“你问到关于话剧的前途，它是有前途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不仅搞京剧，也搞话剧。我原来想从话剧入手，后来发现不行。因为各剧院的骨干分子都是30至40年代的人，其中一小撮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叛徒。而青年人不会演戏，演得很生硬，现在剧团的人比过去在亭子间时阔气多了，不愿深入工农兵。第二个方面关于是不是要修改中外话剧的问题。这得有修改基础，如豫剧《朝阳沟》是写中间人物的戏，作者没有什么问题，他愿意自己改，现在已经在改了。话剧《杜鹃山》原来是上海演的话剧，后来改成京戏。现在话剧作者又在修改。我听说有些话剧正在创作，我还提倡创作新的话剧。所以话剧的前途应该是好的，现在是个领导问题，都是叛徒特务，打倒了。我是提倡先写成话剧，然后改成京剧、舞剧。或者先写成小说，如老的京剧就是从《水浒》、《三国》、《西游记》取材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我虽努力帮助他们改过许多话剧，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雷锋》、《南方来信》、《南海长城》、《万水千山》，多啦，但这批人没有基本功，他们搞了一套舞台腔，不下基本功，人家一听就不行了，又不愿意改，所以要培养新生力量。苏联也是这样，他们的战士写信问：还是那么胖，那么老的歌剧演员吗？我们的创作人员，既无生活又无创作经验，又未掌握这个艺术的规律。青艺把《杜鹃山》那一代的革命者写成叫化子。技术也不行，将一棵树的影子打在天幕上。他们拿着几百元一个月，又不失业又不饿肚子。到五七干校还照样拿工资，不过要向贫下中农学习。经过改造可能出点人才。《南海长城》我也帮助改，从文学剧本到分镜头剧本都搞了，最后作者不干了，原来是个反革命。还有个戏叫《青年一代》，柯老主持的，我也花了点工夫，但还是先进的超不过落后的，有个电影可以看一看。为话剧我尽的力很多，换的人也很多，总之问题在领导。我们提倡创作新的，但不排斥修改一些有基础的剧目。《平原作战》就综合了《平原游击队》、《地道战》等特点，我帮着修改，亲自下地道。焦庄户的地道我也去过，现在已经改造过了，以前有些要爬着走，有人劝我别进去了，我还是坚决下去。现在的京剧都可以改成话剧嘛。另外，不是在特殊情况下，不去修改外国剧目。但30年代修改过两个，一个是日本的《婴儿杀害》，改得比他们原来的更革命。另一个是爱尔兰的《锁着你的箱子》，因为那时没有更好的剧本。这两个戏我都主演。我们演的《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没有改。我演主角，表演时超过原来的剧作。其实资产阶级改得最多了。音乐也是这样，不是特殊情况不去改。特殊情况有两种：一是革命年代缺乏新的作品，民歌拿来旧瓶装新酒，甚至很下流的小曲也可以利用，这方面我搞得很多。我不是给你哼过吗？那也是可以改的。革命歌曲也这样，词好就留词，曲好就留曲。《黄河大合唱》曲好，它好的都保留。也有改得不好的，《歌唱祖国》把词改成社会主义的，他自己把词改坏了，曲子是模仿苏联的《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文学艺术是很细微的工作，不能掉以轻心。创作是个很难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后我没有再过问这个问题……”
维特克：“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原因是二三十年代用话剧介绍政治内容是比较合适的手段，六七十年代有一定的限制，话剧也不容易，包含着角色的心理关系……”
江青：“苏联有‘无冲突论’。我讲话剧有两类：一是不反革命的，动机好的，可以改好。另一类动机不好，表达隐晦，这就难了。《战斗的青春》作者写来写去尽是叛徒，这次揪出来了。越剧我不敢看，女人演男人，但越剧剧种大。有一次我去看少壮剧团的戏，女人演男人，实在看不下去。越剧没法改了，这个剧咱没法要了。有一个现代题材的越剧，女扮男装，穿了军服，系根大皮带，在台上扭来扭去，实在看不下去。有个剧本追了三个版本，作者是谁追不出来，文化大革命中自己跳出来了。总之，有许多剧本作者是好的，但缺乏艺术手腕，这可以改。但有的作者是不好的，他自己也不愿意改。有的根本连作者、作品在群众中一转瞬就消失了，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我们的国家大，不缺人才，慢慢会出很多。中央是加工厂，不出东西，钢琴协奏曲《黄河》算是中央出的，是我指导的，费了好大的劲儿哩。
第九部分第109节：亲改记录 树碑立传（4）
“关于在中国公开上演外国电影、话剧、芭蕾舞、交响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曾有外国交响乐团来演出过。但更多的是内部观摩演出，尤其是电影……”
维特克：“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能预计到你会怎样回答。
但这些问题是外国人很关心的，如交换问题，也就是文化交流。有些有艺术性的东西，还取决于艺术市场。我并不企图保护美国的制度。”
江青：“当然我们也要进行文化交流的，国际大范围交流，就发现矛盾，这个矛盾主要在我们，我们能拿出多少满足世界革命人民或同情革命人民的作品？它要是艺术的而不是说教的，这有个‘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问题，我绝不满足自己的工作，总要找点差距。”
维特克：“关于交流问题，《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舞台剧或电影、艺术作品美，外国会欣赏，但他们从政治角度理解有困难。
“他们不懂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政治价值、爱国主义精神。但像我这样，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特别是我在中国呆了6个星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