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亲历记-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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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本来藏书不少。我是个喜欢买书的人，建国前不说，自打1949年后，重新出版的古今中外许多名著、论著都买了。每月发工资下来，除了吃穿，几乎都用在买书上了。虽说自己没有读许多，但有时间常常翻阅浏览一下，也是极大的乐趣和享受。可是自打“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林彪那些人，也不知怎么会想得出来，什么砸四旧，大批封、资、修，煽动那些不懂事的孩子们，到处乱砸乱抢。知识分子家庭几乎毫无例外地遭到无情扫荡。
就在1967年春的一天，那些带着红卫兵袖章的“革命小将”——其实有不少是几十岁的人了，来到我们的宿舍。我们家是被勒令驱逐的，“革命派”说是来帮助搬家，可是进得门来，就大声嚷嚷：“哼哼，这真是封、资、修的大本营呀，有这么多大柜的书，他妈的没有一本好的，还有比修正主义还修的洋唱片，还收集这么多古董烂花瓶……”七嘴八舌就把家里的东西往外拽，把全部书籍丢在院子里，我坐在门口台阶上发呆，也没去收拾，不知从哪儿来了一群孩子，把他们认为好玩的东西拿走，堆积如山的书被乱踢乱翻。我们从五间一套的大单元搬到两小间里。好在家具不多，把所有的床放进一间房内，我也懒得管，躺下闭目胡想，脑子一下也转不过弯儿来：我们都是真心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呀，反封、资修没什么不好，但什么才算封、资、修呢？封、资、修也可借鉴呀，看书有罪，书也有罪么？真是闭着眼想不通，睁开眼我还是想不通。
过一会儿，另一间屋子也有了人声，大概是两个大些的孩子带着一群小朋友，用推车把书和一些杂物拉过来。一直躺到天黑，才想起应该为孩子做点吃的。那阵天天煮挂面，打两个鸡蛋，倒也省事。走到另一间屋子一看，满地都是书，平整地堆在那里，总有两三尺高，这下倒真发起愁来，孩子们都睡在那儿呢？突发奇想，哎，把被褥放在书堆上睡吧，比板床也差不多了。
好几天过去了，真是一筹莫展，先是让大孩子找一家收旧书的书店，问书店要不要，如要全部赠送。那些书店的负责人说：最近书太多没处放了，不能再收，卖纸吧。那几天在我家原住的大院子外，真是不断有拉着大车来收废纸的。那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旧报纸、杂志、书籍一车一车拉走。星期日不用去挨批斗了，我回到那院子来，见许多人在排队卖“废纸”。我走近轻声对那个中年男子说，请他抽空去看看我的书，如果要呢，全部送给他，拉走就行。等到他们收摊的时候，我领他到自己房里来，把堆着的书指给他看，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我说同志，你这里有不少好书，为啥都不要了呢？你看这套书是绝版了的呀……”
“我是喜欢买书，但并不曾都看过，我现在满脑子封、资、修，就是中了这些毒呵，我发誓以后什么书都不买都不读了。”当时我心中一阵苦涩，也真想不到会遇到这么一位懂得书的价值却收买废纸破烂的人。
“当然，毛选、小红书、马列书我还得留下一些的。”
“还是留着吧，这阵风过去不就行啦，真是的，人睡在书堆上，这是怎么整的。你挑好的留下，余剩的明儿个我来拉走。”
我默然坐在书堆上翻了许久，随手捡起《约翰·克利斯朵夫》、《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几本小说放在被子下面，倒不是认为这些书贵重，而是为了发闷时翻翻。
第二天，那位男同志拉来两辆大车，还有几个伙伴，把书搬了出来，堆满了两大车。临走时又走到我跟前，递给我一沓人民币，也不知道是多少。我执意不要，他又是劝又是为难：“同志，我们不能白拿，就算五分钱一斤废纸，你这些书也不只这个数呵。”他把钱放在桌上就走了。
当时我真想痛哭一场，知识、文化宝贵财富全都成了垃圾，当废纸回炉去了。真是难以理解，“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毁灭文化？那几年几乎所有图书馆都把所有的书都封存了。
每当我翻开那套《红楼梦》就怅然若失：难道说人类宝贵的知识财富，就让江青那些人独霸了？
第九部分第116节：周总理与《谈话记录》（1）
周总理的秘书让我去西花厅。
我一直在考虑如何用最短的时间，又要抓住最重要的事情，向周总理汇报得全面些。我知道这样的时间是周总理挤出来的，不可能长。当我走进西花厅时，周总理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见我进来才把花镜拿下来。
他先问我：“你们回来好多天了吧？我没时间找你问问情况。你有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先说说吧。”
这一来我倒抓瞎了，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我说：“如果要简单，那还真说不清楚。我们去广州前，总理的交代，我都转达了。但江青同志没有那样做。她和维特克谈了60多个小时，什么内容都有。现在还要整理成记录稿，翻成英文，寄给维特克。我们都感到这样做不妥当。所以要向您汇报请示……”
我上气不接下气，一连串说下来，倒惹得总理笑起来：
“我看你要说的话恐怕不少，别那么急。今天我确实时间不多。今天你先向邓大姐说说吧，江青同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以后找时间再谈。”他说完朝客厅那边喊邓大姐，我随即走进那客厅。
邓大姐见是我，就问道：“你们从广州回来了，想必又是那位维特克女士的事吧。你慢慢说，我来听，恩来太忙了，但江青的事，他还得管。没办法啊。”
我和邓大姐很熟，所以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虑，那天下午我和邓大姐谈了整整3个小时。因为她也接见过维特克，所以一些情况她是了解的，但她也没有想到江青会这样做。
我说江青见维特克的最主要动机，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而许多话没有事实根据，胡乱吹牛。比如说到西北战场，她说是她和毛主席共同指挥的，这些传到外国去，不成了大笑话吗？她还谈到抗美援朝，五次大战役都是毛主席指挥的，有一次彭德怀不听毛主席的就吃了败仗。又根本不提朝鲜人民军，还要把朝鲜作战地图送给维特克……邓大姐听得比较仔细，不时还问几句。我又告诉邓大姐：“现在江青又要我们整理记录，准备送给维特克。她自己列了10个大题目。而在谈话中还常常说，她的谈话记录将来都要经过周总理审查，因为这些都是中央的重大事情。……这些情况我都向外交部领导汇报过了，他们都说他们也管不了。所以这几天我想来想去，还是应该来向周总理汇报。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觉得这些记录稿不能送给维特克女士，这影响确实太坏了。”邓大姐听完后，也表示不能如此，她说将会把这些情况告诉给周总理。目前我们只能照江青说的去做了。
过了几天的一个下午，周总理在国务院召开一个专题性会议。外交部不少同志参加了，我也在坐。周总理开这样的会，是听听各方面的同志有什么意见。会议比较随便，但是大家还是聚精会神，因为周总理记性特别好，外交部许多同志的名字他都叫得出来，倘若你一时走了神，他叫着你问什么问题，答不上来，那就太不好看了。那天我坐在最后排一个角落里。会议倒也开得简单，很快结束了。周总理的目光却远远朝着我，并向我招手。我赶过去随周总理进了一间办公室，这就是他在国务院的办公室了，一张大桌子就把房间几乎占了一半，桌子上堆满了书报和待批阅的文件。最显眼的地方摆着我们整理过的铅印好了的江青谈话记录稿“西北战场”部分，江青亲笔写上了请周恩来同志审阅修改的字样。我轻轻坐在周总理对面的小椅子上。周总理说：“那天我实在忙，没有听你的汇报。不过小超同志已经告诉我一些情况，现在你和徐尔维是否还在整理记录呢？”我点点头，接着说：“除了我和徐还有那位张局长，他说比我们早到好几天，那些地图和材料是他预备的。”
周总理“啊”了一声说：“他也在广州吗？现在也一起整理记录？”
“关于西北战场这部分，是张局长先整理，又和江青同志一起修改，我和徐作记录，记他们商量好的定稿。”我回答。这时周总理的双眉拧在一块，估计周总理并不知道张局长去广州的事，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当时我最关心的是那份记录，便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
“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周总理在说这些话时，态度凝重，他一直在思考着什么。我当时感到周总理对着一个下级同志，也只能这么说。
“维特克女士当场作了笔记的，而且有关江青同志个人历史部分，我们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她要写文章，材料是足够的。”我见周总理在默默深思，说完后就悄悄地退了出来。
又是一个夜晚，在10号楼，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第九部分第117节：周总理与《谈话记录》（2）
当年11月间，维特克女士从美国寄来数幅已经放大的江青彩色生活照片。维特克说她已经写好了一篇报道江青的文章，准备登载在美国《时代》杂志上，封面就用江青的彩色照片。由江青选择其中的一张，并盼赶快把所有记录稿寄去，以便她着手写书。江青收到照片之后高兴极了，把维特克寄来的以及原有的不少照片，摆在钓鱼台她那张大大的长方形的办公桌上，反复仔细地自我欣赏，挑来挑去下不了决心。于是打电话到外交部，把我们当时在场的几个人，用一辆面包车拉到钓鱼台10号楼去。
江青十分专注地看自己的照片，直到我们一群人走进办公室来，江青才抬起头说：
“好呀，你们快来看看这些照片，这是维特克女士寄来的。我觉得坐在栏杆上的半身像不错，当然还是不如我自己拍的那些色彩好。”我们分成三三两两在看那些照片，但谁的兴致都不高。江青拿着那张半身的照片，先问徐和小沈：
“你们看看，这张不错吧，有点侧着身子，光线还可以，就是色彩淡了些。”小沈和徐也就点头微笑。江青又叫：
“小张，你学过点美学吧？你看是否把照片裁短些会更好看？”江青用厚纸盖着下端，上下比试，我走过去看了看说：“裁短就没有手了。”江青又上下比试好一会儿，吩咐小沈给维特克女士写回信。江青兴奋好一阵子，但以后谁也没有看到《时代》杂志有江青的照片用来作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