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96-读小说,写小说 -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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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来历却堪称复杂和模糊，它并非天赐，而是通过了不懈的斗争，既克服了忏悔录的隐私性又克服了小说的无人格性而获得的。”
别的如能入能出的问题、客观之诗人与主观之诗人的问题，三重境界的问题，都是传统的阅读经验得出来的文论，用来阅读现代小说就已远远不够了。别的还有天才论、自然与人生论、形式主义论、诗的真伪论、文学起源论，甚至再加上钱钟书等人的相关论述，都是可作如是观。也就是说，用他们的经验阅读现代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帮助。他们所说的诗学跟小说的诗学基本上相当于狗与热狗的区别。
三、小说的语言语言自己会说话（1）
有人问大仲马：你是怎么创作你的故事的？
大仲马冷冷地说：去问问一棵李树是怎么结出李子的吧。
是的，一部小说写完，你让作家再去回忆某一个故事或情节是怎么被写进去的，正常的答案应该是完全不知道，这也是小说的最大秘密。
仔细想一想一棵李子树如何结果，这样的傻事我还真的干过，只不过每次都浅尝辄止。这在中国古代叫格致之学。最有名的带点行为艺术性的人物是王阳明。有一次，他想要格致一下竹子，也就是要把竹子的事情想明白，连着七天七夜，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只想着竹子，有关竹子的一切，发疯般要把它想透。当然，他最终也没有想透，只是把自己弄病倒了——不是他想病，而是所有人都认为他有病了。跟竹子打交道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必修课，有谁真的想明白了吗？文与可说了胸中之竹，郑板桥重点说到了竹林里的一阵风，只有王阳明的格致最具实验精神，最让人钦佩而动容。
没有人能变成竹子。但又必须要变成竹子，你才能听到竹子说话。这个美学上的千年难题，自从庄子与蝴蝶合二为一之后，就再也没人达到过这种高度了。
但小说是不准备死心的，小说所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看准一个东西不断地想下去。不断地想。不是我在想，不是我有多么丰富的感情，而是，把叙述者的身份弱化掉，让我烂掉，而让小说人物自己去叙述。你一个人絮絮叨叨不止又能说出多少东西来？这是现代主义作家的身份发生变化后所要求的。
大仲马到最后的日子一直赖在儿子家里等死，一句话也不说。儿子对众人解释道：像我父亲这样的心灵是永远不会衰竭的，如果他不肯用今天的语言对我们说话，那是因为他正在学习，了解永恒的语言。
作家写得很顺，一般都是因为语言自己会朝前走。写不下去，就是语言在作怪。找到语言的感觉，就好像骑上了一头识途的老马，它自己会找到向前的或是回家的路。
董衡巽在《海明威谈创作》里记录了海明威儿子的一篇回忆录：
有一天早晨爸爸说：你自己写一篇短篇小说，不要期望写得最好。
我坐在桌子边上，手里拿着一只爸爸削得很尖的铅笔，苦思苦想。我望着窗外，听着鸟叫，听见一只猫也想跟着它们一起叫；我嗖嗖地乱写一通，我把猫放了出去，可是又进来一只。
我用爸爸的打字机打字。那一天他的工作已经完毕。我慢慢地打出一篇故事来，交给爸爸。
爸爸戴上眼镜，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读了起来，我在一边等着。他读完之后，抬头看了我一眼。“非常好，吉格，比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写得好多了。我看我要改的就是这个地方，”他指的是一只鸟从窠里掉下来之后，这个鸟出乎意外，发现自己可以展翅飞去，不会撞在下面的岩石上。
“你是这样写的……‘突然之间它发现自己可以飞了。’你把‘突然之间’改成‘突然’。用字越少越好——这可以保持动作的持续性。”爸爸笑了起来。我好久没有见过爸爸这样笑了。“你可得奖了，孩子。”
得奖的该是屠格涅夫。这篇小说是他写的。我只是抄录下来，变了变背景，换了换名字，这是我从一本书里发现的，我估计爸爸没有读过这本书，因为有几页书还没有裁开。
我并没有优胜的感觉，我不知道爸爸什么时候会发现我对那篇小说惟一的贡献是把“突然”改成了“突然之间”。
幸好爸爸发现我剽窃的时候我不在场。后来听有人问他，他的儿子格瑞戈里会不会写小说。他兴致勃勃，容光焕发，堆起他那付笑脸回答道：“他有时候做一点蹩脚的校对。”当然，人人都笑了起来。
这则有关海明威的逸事告诉我们伟大的作家之间都是相通的，他们一眼就看出哪里多了一个字，哪里可少用两个字，没有随意，只有准确，一种从语言出发的感觉，语言自己就会说出之所以然来，无需理由。因为一只鸟儿该长什么样的羽毛，最伟大的作家大体都长同样漂亮的羽毛。在艺术领域，大概只有维也纳人的音乐修养能达到这种水平，据说你在大街上随便抓一个人，他们也会把一个哪怕稍稍跑调的音符给揪出来——如果在一个范围之内的小说读者也拥有类似的欣赏水平，真不敢想象反过来又会训练出什么样的作家——多了一个字，少了一个字，那样的产品都算是不合格的次品。
博尔赫斯也有一个很精彩的词语故事。他写了一部叫《第三者》的小说，大意是兄弟俩两个恶棍由于相互嫉妒而用匕首捅死了一个女人。“我口授到最后一句，我母亲把它写了下来。她对整个故事都颇为反感。她对于恶棍和匕首感到厌倦。这时我讲到，哥哥不得不告诉弟弟他已经在那个早晨用刀子杀死了那个女人，或者是他不得不勒死她，我也不清楚——干嘛要提那些血淋淋的细节呢？他不得不那样说，我不得不找一个恰当的词。于是我对母亲说：‘他怎么能那样呢？’母亲说：‘让我想一想。’这是在早上。停顿了片刻，她忽然以一种异样的声音说道：‘我知道他说的话了。’我就说：‘好，写下吧。’她写完以后我让她读给我听。她读出来的是：‘我闲着没事，兄弟，今天早上我把她杀了。’她为我找到了合适的词。小说结束了。”
闲着没事，用得是多么的巧妙！
三、小说的语言语言自己会说话（2）
博尔赫斯说：“找到正确词语的惟一办法，是不去寻找它。一个人应当活在此刻，此后，那些词语会不寻自来，或根本不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就是由词语构成的。昆德拉谈到写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的类似情形，“我意识到这个或那个人物的编码是由若干个关键词组成的。对于特丽莎，它们是：肉体、灵魂、晕眩、软弱、田园诗、天堂。对于托马斯：轻、重。在题为《误解小词典》那一节里，我研究了弗朗兹的与萨宾娜的存在编码，我分析了好几个词：女人、忠诚、背叛、音乐、黑暗、光明、游行队伍、美、祖国、墓地、力量。这些词的每一个在另一个人的存在编码里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
再举一个例子吧，看看用伍尔芙的眼睛看去什么是写得好的：
人即使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也好似无法隐退的；尽管理智如此要求，感情上却不愿意接受；尽管人老体衰，需要休息，却又无法忍受离群索居的生活——城里的有些人就是这样，人老了，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却不管别人会怎么嘲笑他们，还是常在路口坐着。
这是培根的《论高位》。
语言是作不了假的。语言自己会说话，而不是你说或别人谁说你的小说写得好。小说自己能做评判的就交给小说去评。小说远比我们想象的聪明。
小说是对生活无趣的反叛，当然不会自己无趣。王小波说，写得有趣是作家的最低要求。怎么有趣？没有别的法门，从别人的书里去打捞，从生活里去打捞，从你的想象里去打捞。总之，先把你的语言救活。
四、小说的叙述叙述的幼稚病（1）
我给大家讲个笑话，真的特别好笑，我都笑死了。这是很多人经常爱用的讲述方式。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无疑是很冒险的，不但起不到什么效果，反弄得气氛很尴尬，似乎讲笑话不是为了搞笑别人，而只是取悦于自己——这样的结果常常都是把自己弄得很不高兴。
当然就有讲得好的人，不动声色地、没有表情地讲，似乎他从没为此笑过，他只是一个叙述者，冷静而客观。或者也没评论，更不会在里边加杂“好笑死了”一类的说明文字。或者故意要这样说明，但处理得更隐秘，效果还会好一些。再或者自己也加进来笑，把自己也当一个可笑的对象，逗着人笑，都笑了，自己又反而不笑，又继续往下“装腔作势”。如果你听相声，马三立的，侯宝林的，都有着这样那样的技巧在里边。别人都在学他们俩，为什么就学得不到家呢？因为里边包含了高超的叙述技巧，一般人不知道相声为什么是艺术，叙述就是它的最核心的艺术，那不是三年五年可以学到家的。
一个笑话里边也包含了这么多的“叙述”（当然还有结构等技巧），这至少证明平常的说话也是可以因着不同的叙述组织达成不一样的效果的。就一件小事，你反复地想，反复地组织，总会对效果就有了各种切实的经验。再从诗歌来侧面加强一下这种感受。
北大吴晓东曾引卡尔·拉柯西《一次漫游》做过很精彩的分析，先看诗：
一种思想
像一只金丝雀
在黑暗中歌唱
为了苹果籽和大麦
吴的分析认为，要是把“像”换成一个系动词“是”，原来的那种对位立即就全被破坏了，那种思想与金丝雀之间的万般联系全都跑了，一个“是”字就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它是说明性的，是一对一定指的，是断定的，总之，是消除诗性的。
读诗最切忌的也是这种定要把甲指着说是乙，从形式上看，诗歌采用分行和隔断，原本就是为了在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形成错位，时间的、空间的、思维的、叙述的、象征的，错得越开，形成的张力也就越大，它的形式天然地具有的叙述性质也就越多。
读诗就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为小说的叙述作练习。其实，不好的诗大多都是因为它是描写的，而不是叙述的。
描写与叙述的距离就是老式作家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距离。我们现在不再去看《巴黎圣母院》，不看巴尔扎克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因为里边有太多耽误我们时间的描写，我们认为自己的感知发生了变化，不再希望有人这样事无巨细地带着我们在一个建筑物的外观上游来荡去。它就是一个建筑物，冷冰冰地也放不进我们的内心。我们只想快点绕开去。叙述则不一样，叙述里总有人，有着人物的内心。卢卡奇说：“叙述总是把往事作为对象，从而在一种时间距离中逐渐呈露叙述者的基本动机，而描写则是试图把读者带入眼前的无差别的一切。叙述中的视角大多跟主人公走，描写则是处于一个全知视角。所以，细节太多太冗就使得整体乱了，叙述的结构全被破坏了。”
描写因其无处不在，消灭一切差别，它很容易成为一种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