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 我在美国当"政客"-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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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鲍彻：如果大陆进攻台湾，美国将……国务院，一个听上去很让人迷惑的名字。为什么这么说呢？国务院在我们中国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了。而在美国呢，虽然人家叫State Department（国务院），那应该是处理国家事务的吧，可它偏偏不是。而国务卿呢，听着和总理似的，可这职位也不像我们臆测的那样。美国国务院就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而国务卿也就是外交部长。可是美国国务院偏偏是美国最老的三个内阁部门之一。而国务卿的地位感觉也是各内阁部长中最高的一位，当然我这说法是绝对的不科学。但是根据美国法律，在特殊情况下（如遇刺，重病等情况）的总统继承人顺序中，国务卿在各内阁成员中是第一位。
事实上我在得知我们可以去国务院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已经十分兴奋了，而头脑里的第一反应就是在电视里看了无数遍的国务院的个性化的大门，只因为大门玻璃上的印记。我当时那叫一个心潮澎湃，国务院的大名已经见了无数次了，而作为外国人的我，进入美国的前前后后都有国务院的控制，怎能不熟悉？加上有兴趣于外交的我，更要看看美国国务院的内部。综上所述，知道我们可以去国务院的消息后我是很高兴，心中的美好景象挥之不去。
国务院是我们进去的第一个正式的内阁部门，想来似乎也是惟一一个。其安全保卫程度自然可想而知，在美国还没驾照的我一切要靠护照打理。在去国务院之前很多天我们就开始上报个人身份信息等等，虽然都很基本，在中国看来也许正常，但是在美国却很少有机会如此细致地填报个人信息。我是把我的家底全部曝光了。美国人自然不适应，竟然被问到了出生地是哪里，困惑，太困惑。
像第一次一样，在去国务院之前那天的下午“青年美国”依然给我们开了一场简报会。我还在和我室友神聊的时候，发现开始发简报了，也就支使室友上去带份给我，拿来翻看，却又翻到了兴奋点。十分确定，我们第二天是肯定要去国务院里面的。在国务院内会有四个官方人员和我们见面，第一位是国务院国际妇女事务高级协调人（Senior Coordinator；International Women's Issues）夏洛特·彭蒂塞利（Charlotte Ponticelli）；第二位是国务院发 言人兼助理国务卿，来自公共关系局（Department Spokesman and Assistant Secretary；Bureau of P ublic Affairs）的理查德·鲍彻（Richard A Boucher）；第三位是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斯蒂娜·罗卡（Christina Rocca）；而最后一位是负责国际禁毒及执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查尔斯（Robert Charles）。当然除此之外最后还会有位来自国务院负责招募新人及进行职业训练的官员和我们见面。我的眼神锁定在了鲍彻先生这个名字上面，我只觉得我脑海深处的铃声在激荡。原因何在，只因为鲍彻先生的名字虽不足以称得上如雷贯耳，却也实有印象。我对鲍彻先生并无太多崇拜，但是这样和国务院里听说过的人物面对面的机会依然让我期待，我更期待从这位美国政策发言人的嘴里听到官方的答复，并且是对我问题的官方回答，即便全是外交辞令。
就在这时候，负责演讲项目的一个工作人员就在喊我的名字，问我在哪里。当时我还在刻苦地学习着简报里面关于鲍彻先生的介绍，了解着他的背景。听到有人在呼唤我的名字，也就兴奋地应声站起。工作人员满脸微笑地说：“你可以问你想问的关于美国协防台湾问题，而且这应该 是个很好的机会，而且鲍彻的工作正是专门回答这样的问题，他来自国务院，也就是处理国际事务的。”
第三部分：代表美国 还是代表中国总统大选 谁是两个人中较好的一个 5
不用说我就有这意向了，要不我兴奋什么？我也没客气，说道：“是的，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要是用中文问他呢？”工作人员好像被吓到了一样，很是不惑，带有轻松地回答我：“他能听懂吗？中文？”我那叫一个胸有成竹：“是的，你们刚发下来的简报，这里写着他是会讲中文的。”旁边另一个负责“青年美国”的工作人员赶忙补场：“那你也要考虑到大家啊，大家可听不懂中文。” “那我就用中文和他问好吧！？”我继续试图得到一些妥协的许可。我似乎忽略了我身边的人，这时才发现我用中文的建议被提及之后在场的很多人就开始欢呼雀跃了，更有人玩命地和我说：“伊恩，一定要用中文！那样就酷死了……其实，我们也会中文，都听的懂。”美国的年轻人就是这样能折腾，还爱开玩笑，一些和我们相似的玩笑。我看着大家就笑，但是工作人员那里似乎还是很不情愿让我完全用中文和鲍彻先生交流。我坐下之后依然热烈，我似乎成了焦点，众人的目光汇集一处，好似我是一个很酷的家伙。也许，当时的我还算是够酷吧？
简报会上的情景让“青年美国”中的很多人记住了我，有的说咱幽默，有的说酷，有的说够邪乎……不管怎么说，我被记住了。而大家似乎很期待我第二天的表现，更关心我会问出什么问题了。我们项目的副负责人凯蒂还特意在结束之后叫我，说用汉语问好真是个好主意，她觉得我到时候问了好之后鲍彻先生会吃惊的。可是事实上，我并没有想好我要问什么问题。我其实十分清楚，台海局势这样的问题其实也算是足够敏感的了，而鲍彻作为国务院的新闻发言人想必会重复自己最近的言论，而最有可能的是被模棱两可的答案所答复。从鲍彻那里听到对布什总统在温家宝总理到访之时的意见交换的肯定或者强调似乎并不很现实。所以我的触角在搜寻着其他可能的和我的祖国有着关联的问题。
恰恰在那一天的下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准确地说是那一天朝核会谈要再次在北 京举行。而开始之前，美国方面放出话来，关于对朝鲜的新要求，要求其遵守CVID。所谓“CVID”，即英文“plete，Verifiable，Irreversible Dismantlement”的缩写，意为“完全、可核查、不可逆转地解除核武”。有意思的是，在回到国内之后，我才发现这一CVID的要求好像就是从鲍彻先生的嘴里说出来的。而在当时，CVID是个新词汇，我就想出了关于朝核危机的一个新问题：“您如何评价中国在解决朝核危机中的努力？您对现在正在北京举行的新一轮六方会谈有什么预期，或者说，您是否认为朝鲜方面会接受CVID这个新条件？”和许多朋友商量了很久都不知道究竟是台海问题更有意义还是朝核问题更好。当时真是找到谁都要问一问这两个问题之间如何抉择，而到最后，似乎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结果。
第二天我们似乎起的很早，而“青年美国”的工作再一次强调了来自国务院的苛刻要求。这次我似乎听到了一个之前并不熟悉的规定：在国务院外不可以照相，即，不可以在国务院外照国务院的照片，否则国务院的安全人员会处理你的相机。这时候，我想到了一个著名的战地记者，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唐老鸭，新华社的唐师曾先生。想到这位先生的原因是，我当时似乎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在外面照一张国务院的照片，不管如何，我就不信我的偷拍技术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的大巴在本不大的华盛顿市区中穿来驶去，绕的我似乎已经有点累了，还没见到国务院的踪影。其实国务院离我们住的乔治城不远，似乎只是隐藏的很深，到底还是找到了国务院。而且国务院的出现是属于那种措手不及型的，害得我这个不合格的摄影爱好者都没来得及拿起手上的相机偷拍下国务院的外观。恐怕不用我多说了，十分明显，国务院像华盛顿市内的所有政府部门一样，被隔离了。一排又一排的水泥墩把国务院围的看上去安全的不能再安全了，而国务院的周围也因此变得很是安静。之前的美国很少有像北京的使馆区一样僻静、高度戒备的地方，而现在，在华盛顿的市区，似乎是比比皆是。下了车的我，彻底失去了偷拍美国国务院外景的机会。
进国务院的安检在华盛顿市内的所有活动中应该是值得一提的，但是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国务院的安检严格到了什么程度，甚至都不如我们日后去的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当然，或许是由于“青年美国”之前预备工作出色的缘故才让我有了如此感觉。我们在国务院的门口至少排队就排了半个小时，每个人的手上都拿好了有照片的证件，在美国，一般就是 驾照。没有驾照的我，拿的是护照，就这护照，还被我的美国同学们传阅了很多次。其实安检的严格仅仅在于这里的安全人员比其他地方的人更认真的核对身份，并用了更长的时间。安检门的灵敏度并不及国内许多机场高，登记的人也就看了一下我的签证，连我的护照身份页都没有看，就把国务院的胸卡发给了我。
胸卡实际上就是许多公司进门用的那一种。后来我和尼考拉斯（Nicholas）坐下来闲聊，我俩似乎都对这胸卡有着极大的兴趣。我们的胸卡上面写有“PUBLIC AFFAIRS”（意为“公共事务”）字样，中间很不清楚并且明显走型的美国国徽下面有行很大，并且很让我们失望的字：“ESCORTREQUIRED”（需要护送）。这意思很明显，在国务院内的任何活动，只要出了我们所应该在的迪安·艾奇逊会议厅（Dean Acheson）就需要和相关国务院工作人员协商，即使是上卫生间也需要国务院人员的贴身陪同。我们很不满意，但是依然没有办法，继续研究这胸卡。我俩竟想把这胸卡作为纪念物留下来带出去，后来在背面的说明上清楚地看到说这张胸卡是要在离开国务院的时候交还给门卫的。这样看来，如若不还，恐怕连出都出不去，所以，留卡做纪念是不可能了。打从进入迪安·艾奇逊会议厅（Dean Acheson），我就不老实，非要拍照一下这内部景象不可，但是还没等我构好图，前面国务院的人就叫我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