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电影新浪潮-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加州柏克莱大学的言论自由运动为代表。这是美国新左派思潮的崛起，与嬉皮运动及后来的民权运动有密不可分之关系。
另一有重大影响的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东欧民主及保守政府镇压行动。自由派及新马人士的声援，国际政治的论争，延续自斯大林、托洛斯基的政治路线讨论。
20世纪60年代末全世界是一片要求改革的声音。
人们要求另类的生活方式，痛责西方社会用消费主义来制造所谓“正常”生活，控制某种自由，年轻人的反主流文化兴起（吸毒、摇滚文化、性解放运动），所有要求改革的声音逐渐转为激烈。
在电影界，领头参加街头抗争的就是新浪潮的戈达尔和特吕福。1968年2月，政府解除了朗格卢瓦的电影图书馆馆长一职，引起在图书馆度过其影迷岁月的导演们的抗争。2月14日，特吕福、戈达尔、布雷松、雷奈、夏布罗尔等数百位电影界人士带领3000群众上街头向警方示威，媒体和电影公司都大力支持。
4月，朗格卢瓦恢复职位，但电影界要求改革的声音已一发不可收拾。5月，电影界成立“电影总署”（Etats Générales du Cinéma，简称EGC）。之后，他们制定一部基本要求宪章，提出“打破垄断”，电影界自行管理，建立不受制度法则制约的影片制作和取消电检制度①①Gregor Ulrich：《1960年以来的世界电影史》（Geschichte des Films ab 1960），郑再新等译，57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5月，他们再度冲到戛纳影展，特吕福先在希尔顿旅馆设摊替朗格卢瓦的电影图书馆募钱（政府已不再支援），接着他们合开记者会，决定阻止影展开幕，他们在大殿前静坐抗议，拉着电影银幕不准其升起，连当晚放映电影的导演，西班牙的绍拉（Carlos Saura）及妻子赫拉尔丁·卓别林（Geraldine Chaplin）也支持他们，要求不要放映其电影，而且引起群架混战，终至开幕片取消，影展受波及。抗议者回到巴黎继续激烈抗争，是为“五月运动”。这个运动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及想法，特吕福日后写道：“显然，为朗格卢瓦的抗争及后来的五月事件，好像预告片和正片的关系。”①
①Sklar，Robert，Film：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Medium，New York，Harry NAbrams Inc，1993，p380
②Gregor Ulrich：《1960年以来的世界电影史》（Geschichte des Films ab 1960），郑再新等译，57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这个运动来得快、去得快，表面上看，社会并无重大改变。电影界的CNC仍在，EGC却垮了。只有“法国导演协会”幸存，并在次年的戛纳影展增设与原大会相对的另一单元“导演双周”（Quinzaine des Réalisateurs）②。
然而，五月运动对评论界及学界有至大影响。事实上，从1968年后理论界已有重大转向，符号学、心理分析学派、马克思学派（尤其依循哲学理论家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电影理论都成为显学，这个风潮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渐沉缓。英国、美国都受到这种政治理论研究风气的波及，出现《跳接》（Jump Cut）、《影迷》（Cineaste）等刊物。直接电影引发的政治纪录片也在世上流行，如彼得·戴维斯（Peter Davis）的《情与理》（Heart and Minds，1974）、埃米尔·德·安东尼奥（Emile de Antonio）的《猪年》（In the Year of the Pig，1969）等等，都受到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
新浪潮在电影界的变化最大，其中当然还是戈达尔率先有动作。五月运动以前，戈达尔已经用政治批判的眼光检验现代主义、美学和法国社会，并且攻击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对法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如《男性—女性》［MasculinFeminin，1966］，以及《我所知道她的二三事》［Deux on Trois Choses Je Sais d’Elle，1967］）。《周末》（WeekEnd，1967）更以阿尔及利亚政治及第三世界移民对法国中产社会的残暴报复为题材。
1968年戈达尔再次整军出发，完全成为激进分子。他先以cinétracts为名制作多部以抗议或静照为主的检验意识形态的短片，如《愉悦的智慧》（Le Gai Savoir，1968）、《像其他一样的电影》（Un Film Comme les Autres，1968）以及《一加一》（One Plus One，1968）等，目的在于对抗强硬支持戴高乐政权、敌视学运及工运的电视台ORTF。不久，他和让皮埃尔·戈兰（JeanPierre Gorin）成立“济加韦尔托夫”团体（DzigaVertov Group），否定以前的作品，以革命家自居，高倡支持第三世界的革命。此时拍的电影有《英国之声》（British Sound，1969）、《东风》（Le Vent d’Est，1969）、《意大利的斗争》（Luttes en Italie，1969），以及《弗拉米尔和罗沙》（Vladmir et Rosa，1970）。
之后戈达尔骑摩托车出了车祸，康复后再拍罢工电影《一切安好》（Tout Va Bien，1972）和《给简的信》（Letter to Jane，1972，分析简·方达［Jane Fonda］访问北越之矫情和傲慢）。1972年他再设Sonimage公司，1976年拍出《这里与那里》（Ici et Ailleures，1976），在旁白中大谈巴勒斯坦游击队的运动，以后慢慢倾向于拒绝主流发行传播，专拍电影给小众看了。
戈达尔也与其他电影伙伴渐行渐远。1967年，13位法国导演为了表达对美国出兵越南的不满，合拍了一部《远离越南》（Loin du Viêtnam，1967）。但是五月运动后很多人的方向都更加鲜明了，其实早期新浪潮一直被视为是与激进的政治运动同流的。尤其戈达尔1960年拍的《小兵》（Le Petit Soldat）被禁了三年，因为它批评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立场。同样的，里韦特的《修女》（Susanne Simonin，la Regligieuse de Diderot）也因为政治性的描绘，并持对天主教会高度批判的立场，在1966年被禁了一年。但是五月风暴过后每个创作者方向都更不同了。特吕福、夏布罗尔、菲利普·德·布罗卡、马卢都渐渐走向了主流，侯麦在1969年戛纳影展参展的《我在慕德家过夜》（Ma Nuit Chez Maude）里面看不出任何经过社会大变动的痕迹，却大受评论及观众欢迎，这也算相当讽刺了。之后，特吕福与戈达尔反目相向，而特吕福自己则越来越像他当年攻讦的“品质传统”，注重剧本、古装陈设和文学改编了！
第四部分：新潮派的美学与政治新浪潮美学：本体论、现代主义（3）
五月运动对评论界的冲击更大。而且讽刺的是，经过五月运动洗礼的新影评家，甚至把矛头指向带领运动的新浪潮诸君。他们循意识形态出发，重新抓住新浪潮作品的保守立场以及某些“作者论”作者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大肆丢帽子攻击。他们说，夏布罗尔的《漂亮的塞尔日》以及《表兄弟》都是右翼无政府状态的声音，特吕福之后拒绝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也被视为保守主义的明确例证。
女性动运和性别意识的加入也重新检验了新浪潮作品。特吕福《四百击》中的母亲角色，以及《射杀钢琴师》、《夏日之恋》中的具侵略性的女性，显然是这位大导演歧视女性的潜在思想问题。戈达尔的《断了气》的背叛女性，还有他1968年前把所有女性当妓女的看法，以及夏布罗尔在《美女们》（Les Bonnes Femmes）中指出有性本能活跃倾向的女性等于在吸引男性犯罪、强暴，都使他们成为被攻讦的对象。往后，特吕福的作品（尤其《偷吻》［Baisers Volés］）、戈达尔的《男性—女性》更被指称为同性恋恐慌（homophobia）①①②Hill，Jand Pamela Church Gibson，ed，The Oxford Guide to Film Studies，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465。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如火如荼开展后，新浪潮的诠释也有不同的发展，尤其针对特吕福和戈达尔的作品。《断了气》、《轻蔑》、《狂人皮耶侯》（Pierrot le Fou），《射杀钢琴师》、《夏日之恋》等片都将高等及流行文化的因素混冶一炉，繁复地将漫画、兰波的诗、浪漫音乐、绘画以及政治宣传大杂烩般丢在银幕上。一方面代表了法国电影与美国好莱坞电影的文化殖民关系，另一方面更是在后工业社会之前就丢弃了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容纳多种观点，但也导致它们在不同的时代一直能有不同的诠释及影响力。换句话说，历经五月运动及不同的理论风潮，新浪潮不再被局限地认定为发明了“小成本的艺术电影”及“作者导演”，反而是一种文化的折中弹性，能对叙事及类型有更激进的诠释方法②。
抗争与行动的年代
电影、理论与议题式草根行动主义
20世纪60年代末是全世界的反主流文化时代，也是青年次文化（摇滚、吸毒、性解放）与政治、人权激进化并行的年代。西方抗议声波普遍高涨，反制度、反集权、反中产消费社会，从抗议及示威逐渐演变成有组织的革命行动。综观其造成大规模社会抗争主要的议题有如下几个焦点：
一、反越战
视美国出兵越南为一种侵略行为，美国本土激进青年以拒绝被征兵及以行动抗议为诉求。1967—1969年是意识形态最为对立的年代，街头经常有示威团体与警察对抗，动辄以占据大楼为行动。校园学运也是新的现象，学生们借此批判学校的缺点（设备差、班级太大、教学成果不彰、学习的内容太偏差等等），其中尤以柏克莱大学最为激烈。反越战主题非常为法国新浪潮青年导演接受，激进的戈达尔开始对美帝主义猛烈抨击。
二、反西方消费经济造成的新殖民主义
这是西方人的反省，认为西方社会透过消费主义及生产活动，创造所谓“正常”的表象，实际上是对大众、阶级以及某些国家产生操控，使人民无法有真正的自由。其中如马尔库塞（Herber Marcuse）提倡批评社会“非理性”的实质。当然透过经济，西方强势国家也取得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主导权，不像以前需要用武力及强制的方法。这样一来，这些议题的讨论造成第三世界的觉醒。
戈达尔的作品经常对这些消费主义、殖民主义进行剖析和批判。
三、人权主义的勃兴
20世纪60年代的人权思想相当前进民主。此时黑权崛起（1966年，黑权行动派的武力、暴力组织“黑豹党”成立），女权要求解放，同性恋要求新左及反主流文化的开放角度，当然第三世界也因此造成新的世界观。
戈达尔在他早期的电影如《男性—女性》中以行动派的革命团体为主角，自己在1972年后更排斥主流发行映演系统，认为它是为中产和大众服务，是少数掌有渠道资源的人的专利。戈达尔之后投入小组行动，与让皮埃尔·戈兰合组“济加韦尔托夫团体”，以更革命、更正面的态度拍摄批判文化、政治现象的激进录像带给少数观众看。
四、行动代替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