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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世界近代前期哲学思想史-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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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长官,随后又兼任了共和国执政委员会秘书,其主要职责即负责外交和国 

务事。他以此身份经常出入意大利以及外国宫廷。1500年出使法国,1503 

年出使罗马。此期间,他一边进行繁忙的外交事务,一边又把自己的观察写 

成文章。这些文章大都能针贬时弊,对症下药,显示了他以后成熟文章的总 

体风格。1507年,神圣罗马帝国准备从法国入侵意大利,他奉命出使法国和 

瑞士。此后,佛罗伦萨的政治生活一直牵扯在罗马教廷与法国的权势斗争之 

中。1510年,他再次出使法国,意在劝说法王与教皇讲和,从而也使佛罗伦 

萨幸免战祸。但法国人此时正处在狂热之中,对他的来访,全然不睬。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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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空手而归,随即全身心投入到动员佛罗伦萨的武装工作上来。但到 1512 

年,神圣罗马兵临佛市,废除了旧的执政官,美第奇家族重新成为执政者, 

马基雅维利也从此跌入政治生涯的黑暗之中。他因为长期反对美第奇家族, 

而被投入监狱。虽然最终不曾判罪,毕竟元气大伤。开释之后,已是一贫如 

洗,只好退居乡间,过着半隐士式的乡居生活。然而,他从来就不是一位可 

以赋闲的人,且从政之心九死犹生。现在为政不成,便改为攻读和创作,攻 

读、创作也不离政事。恰恰在这段期间,他写下并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 

两部政治著作:《君王论》和《论蒂托·李维的最初十年》。按他的本意, 

他满想希望这两部书能换来美第奇家族的好感与谅解。为此,他把《君王论》 

献给执政者,期望得到他的赏识。然而,书入豪门如石沉大海,左等右等, 

没有得到半点回报。他失望之余,就暂时放下政论,创作了喜剧《曼陀罗花》。 

直到当时的执政官洛伦佐·美第奇死后,他才得到被重新起用的机会。虽被 

起用,依然不被重用,他又将自己的卓越才华用到史学著作的撰写方面。1526 

年,他的史学名著《佛罗伦萨史》问世。他把它献给教皇,并得到一份赏赐。 

1526年,他总算当选为城防委员会秘书,但不久,佛市又摆脱了美第奇家族 

的统治。而新的执政者,又因为他曾为美第奇家族服务过而对他大不满意。 

他的一生抱负,终于在这种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局面下结束,他本人也抑郁成 

疾,年仅58岁便饮恨死去。 

     我在前面说过,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的共同特征,是他们的人文主义 

特色。不论他们属于那种类型,人文主义追求都是其思想基础和立论主旨。 

那么,对这时期的思想家,就可以看成这样一种模式,即1+1的构成模式。 

所谓1+1的构成模式,即人文主义思想+具体研究专业=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 

家。比如托马斯·莫尔即人文主义思想+乌托邦理论=文艺复兴时代的空想主 

义思想家;伽里略即人文主义思想+科学研究=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哲学思想 

家;马丁·路德即人文主义思想+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时代的宗教改革思想家。 

马基雅维利自然也不脱这个公式,他是人文主义思想+政治理论=文艺复兴时 

代的政治哲学思想家。 

    根据这个模式,马基雅维利首先是一位人文主义者,然后才是一位政治 

哲学家。然而,二者又是不能截然分开,不是1+1=2,而是1+1=大1。前者 

之中有后者,后者之中有前者。 

     马基雅维利作为一名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他的最主要的特征,是他 

的政治世俗化观念。政治世俗化观念在东方国家,特别是我们中国这样的东 

方国家,原不足为奇。但在诸如西方基督教类型的国家,就是一个特别重要 

的问题。资本主义文明反映在政体上,可以说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个前提 

是政、教分开,政权世俗化;一个前提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而实现权力 

制衡的前提,则是政、教分开。政、教不分,必然以教代政,而以教代政就 

无法权力分开,更谈不上权力制衡了。宗教、世俗权力一体化的结果,必然 

使教会的权威无与伦比,在理论上自然是上帝主宰一切,实际上就是追求教 

会的一统天下。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分权?谁敢讲分权?与教会分 

权,就等于向上帝要权。一个凡夫俗子,竟敢向上帝要权,真真活得腻了, 

凭此一念,就该捆在火刑柱上烧个七糊八烂——看你还要权不要? 

     而主张政、教分离的大政治家,虽然不好说就从马基雅维利开始,但至 

少可以说他是主张政、教分开的主要代表者之一。但他不讲分开,他只讲社 

会权力的世俗化。而且就是议论社会权力的世俗化,他也不像发表政治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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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慷慨激昂。他以他特有的方式,偏能把这么一个特别尖锐、特别重大 

  的问题,以极其平和而又有条不紊的方式在理论上予以解决。 

       马基雅维利藐视教权,但他的藐视方式与意大利以外的欧洲国家不同。 

  或者换句话说,别人不能藐视——如不赞成,只能反对。他却可以藐视,一 

  是因为佛罗伦萨地位确实特殊;二是因为教皇对意大利新兴城邦的控制反而 

  比较疏松,他是身在公衙好修行,以致轻而易举就把教皇的权力和世俗化问 

  题区分开来,客观上也就把教权淡化下去了。他的最著名的政治著作 《君王 

  论》,自始至终只谈君王,不论教皇,这并不是仰而敬之,不敢议论,而是 

  弃而不顾,不理不睬。全书26章,谈到教皇的地方确实少而又少。即使涉及 

  到一些教权人物,但其本意仍在论述世俗政治的权力与管理,几乎全然与宗 

  教无关。而且他的政治理论也绝不以神学理论作指导,不从《圣经》等神学 

  经典中找根据。这在中世纪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他那里仿佛就顺理成章, 

  早该如此。这一点罗素先生也看到了,罗素就此评论说:“马基雅维利从来 

  不在基督教方面或《圣经》方面去给他的政治论据寻找基础。中世纪的作家 

  们有一种关于 ‘合法’权力的观念,这就是教皇权力与皇帝权力的观念,或 

  者是从二者引伸出来的观念。北欧的作家们,甚至远较晚近的洛克,都曾讨 

  论到伊甸园中所发生的事情,并且以为他们能从那里引伸出证据来,藉以证 

  明某种权力的 ‘合法’性。马基雅维利却无此种观念。谁在自由竞争中由本 

  身夺取权力,权力就是他的。马氏认为平民的政府比较好,其理由并非来自 

  任何 ‘权利’观念,而是他见到代表民意的政府比起专制政府来,不那么残 

                                                    ① 

  忍,不那么肆无忌惮,不那么毫无节操。” 由此不难看出,《君王论》是一 

  部真正的世俗性政论专著,也是马基雅维利藐视教权的一个证明。 

       即使在无法回避教权的特殊条件下,马基雅维利也要想方设法淡化教皇 

  权力。 《君王论》中专有《论教会王国》一章,看题目好像是个问题,主张 

  世俗政治的马氏为什么还要写这样一个专章呢?罗素先生认为,“此章所论, 

                                            ② 

  显然是隐藏了马氏的一部分思想的”。为什么要隐藏一部分思想呢?因为他 

                                                 ③ 

  写这章的目的,“在于讨好美第奇家族”。这话自然也有些道理,但细读原 

  文,却又不尽然。实际上,马基雅维利虽然专门写了“论教会王国”一章, 

  但并不曾改变自己的理论和主张。这一章的开头处,固然也承认教会王国属 

  于“国王中的一类”,但未用三言两语就把这一类王国从他的视野中一笔勾 

  消了。他写道:“这是国王中唯一的一类,他们是拥有了产业而无需防卫, 

  拥有了臣民而无需统治的;他们的国家,虽不防卫,却不会被人夺走;他们 

  的臣民,对于自己之未受统治并不关怀,他们不会想到对国王停止拥戴,亦 

  没有可能这样干。因此,只有这等王国是稳固而幸福的。只因他们之所以能 

  够维持乃由于更为崇高的事业;其高为人类的心智所不及,所以我将不谈它 

         ④ 

  们。”不谈它们,为什么还要写这一章?因为他要下点功夫研究一下这类王 

  国出现的原因。换句话说,虽然这类王国不在研究之列,但因为历史上毕竟 

  存在此类现象,那么我们就讲讲它存在的原因好了。这实际上,仍然是对教 

  会权力的一种藐视。而其研究方法依然是世俗化的——他不是以神学观点看 



① 《君王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122—123 页。 

② 同上书,第118 页。 

③ 同上书,第118 页。 

④ 同上书,第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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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权,而是以世俗的眼光去分析它。 

        从马基雅维利的内心深处去看,与其说他对于教皇的世俗权力极其藐视 

  与予以淡化,倒不如说他对这种权力根本就是反对和憎恶的。这在他的《佛 

  罗伦萨史》一书中表现得尤为鲜明爽利。他认为意大利衰败的原因就在于教 

  皇的统治,并说:“罗马教会既无充分力量统治意大利,又不愿让其他力量 

              ① 

  去统一。”并且指责与他同时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说这位教皇的邪恶“可 

                   ②                                           ③ 

  谓前无古人” ,说他“并非牧人,而是一只豺狼”,并且以人民的口吻历 

  数他的种种罪恶。总而言之,马基雅维利骨子里是与旧的宗教势力水火难容 

  的,只因为意大利的特殊文化环境,才没有使他成为一名宗教改革家,对此, 

  我们为他婉惜。 

        马基雅维利作为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另一典型表现,是他对私有财产神圣 

  性的拥护。这一点,即使在《君王论》这样以研究君王权术的著作中也有不 

  寻常的表现。在他看来,君王从统治者的功利需要出发,尽可以不讲道德, 

  尽可以为着某种目的的实现而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唯有对于他的臣民的个 

  人财产,绝不能任意侵犯,即使他有权去处死一个人,也不能把死者的财产 

  据为己有。他说:“当他不得不处死一个人时,他应该有处人死刑的正当理 

  由与明显的原因;不过最最重要的,他必须注意,不要去攫取他人的财产, 

                                                                                      ④ 

  因为人们轻易忘记他们的父亲之死,却较难忘记他们的遗产之丧失。”不但 

  如此,即使身为君王,花钱也要仔细。如果花的是“他自己及其臣民的财富”, 

  那么,“他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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