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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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亚细亚的孤儿》尽管是台湾新文学的重要成就，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部艺术上白璧无瑕之作。应该承认，它对殖民主义罪恶的批判尚未自觉地深入到人性的细微层面，从而未能更深刻地揭示出殖民主义对人的灵性的暴殄和对人类精神尊严的践踏。而最大的缺憾，是这部小说与吴浊流的不少作品一样，作者不能运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进行创作。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的先天不足对一个作家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但《亚细亚的孤儿》的这一遗憾，也恰恰是中国历史的一道深深的伤痕。面对着这部作品，我们与其斤斤于它的不完美，不如更多地凝视它的光华。
第四节 《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尾问题
《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尾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近几年来海峡两岸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激烈的争议。这个“问题”的产生，与近年来台湾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的剧变密切相关，是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投射。我们认为，文学固然与它种艺术，与政治、哲学、宗教、道德等同属意识形态范畴，反映着社会存在，并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其他意识形态，但文学的“文学性”（使文学成其为文学的文学话语的潜在性）使它又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因此对文学作品的阐释，需要进行“文学性”还原。同时，正确地理解一部文学作品，还应考察作品与同一作者其他文本的“间文性”（文本之间的交互指涉）。
理解首先应当是对本文的理解。我们先来看《亚细亚的孤儿》结尾一章《疯狂》的最后五段：
他的神志已完全错乱了，从此以后，胡太明便变成一个完完全全的狂人。
他每天在村子里到处踯躅彷徨，又在养鱼池或店铺的招牌上写着“白日土匪”的字句，那字句指谁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当时曾经引起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为了那是狂人的行为，谁也奈何他不得。以后，胡太明时常一连几天默默端坐在胡家的大厅里。不久，村人因为忙碌的关系，已不像以前那样注意胡太明的事了；以后不知什么时候，胡太明的影子突然从村子里消失了。
过了几个月，谁也不知道胡太明的下落。但据当时一个到村子里来捕鱼的渔夫说，曾经有一个像胡太明模样的男子，乘他的渔船渡到对岸去了。又有人说在他乘船以前，曾经看见他在海边徘徊。
这些传说还没有平息，突然又有人传说：从昆明方面的广播电台收听到胡太明对日本的广播。可是，胡太明究竟是否真地乘船渡到对岸去？以及他是否真的在昆明？都没有人能证实。只有他遗留在胡家大厅墙上的字迹，虽然不敢公开展览，但暗中却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扬出去，因此来看那字迹的人倒不在少数。
这时，太平洋战争正渐渐地进入最激烈的阶段。《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8月初版第11刷，第328、329页。
关于以上结尾的论争，主要是围绕胡太明是否最终渡海到大陆参加抗日斗争这一问题而展开。大陆学者一般都是持肯定的意见。以下引文反映了一些大陆学者对《亚细亚的孤儿》结尾的见解：
最后他（胡太明）掩过众人耳目，偷渡回到祖国大陆，投身群众革命洪流中去，为抗日事业，献出自己的力量。
——谢中征《坎坷的道路历史的记录——评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由他（胡太明）的“狂”，导致了胡太明第三次跨越台湾海峡，回归祖国大陆，投身于抗日的革命洪流之中。
——白少帆、王玉斌、张恒春、武治纯《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初版，第224、225页。
（胡太明）认识到了自己的软弱，认识到了广大民众的智慧和力量，从而克服了“孤儿意识”，投身到群众斗争的洪流中去，又偷渡回祖国大陆，积极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
——李旭初、王常新、江少川《台港文学教程》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初版，第38页。
最后，他（胡太明）偷渡回到大陆，参加到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中去了。
——赵遐秋《吴浊流铁和血和泪铸成的男儿汉·六百万民齐蹶起》赵遐秋主编：《台湾乡土文学八大家》，台海出版社1999年11月初版，第81页。
……这一切尤其是弟弟的惨死，促成他（胡太明）思想上的彻底觉醒，更激起他反抗的怒火，促使他要重返大陆“誓将热血为义死”。
——曹惠民主编《台港澳文学教程》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10月初版，第37页。
小说结尾化实为虚，进一步暗示胡太明到大陆亲自投身于抗日运动。
——旷新年《吴浊流小说的孤儿意识》《吴浊流百年诞辰纪念专刊》，台湾新竹县文化局2000年12月，第184页。
作者在按照现实主义的艺术法则，如实地写出胡太明因内心矛盾而发疯的悲剧之后，又按照他的政治理想，为胡太明安排了一个佯狂并潜逃到大陆参加抗日的广播宣传工作的光明的结局。
——曾镇南《我所看到的〈亚细亚的孤儿〉》《曾镇南文学论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8月初版，第145、146页。
胡太明自己，则再度潜回大陆投身抗日斗争。
——古继堂主编《简明台湾文学史》时事出版社2002年6月初版，第187页。
相对于大陆学者意见的一致，台湾学者则形成两派，一派持论与大陆学者相似，一派则另有解释。以下是前者的一些表述：
作者终于暗示太明佯狂，避过日人耳目，又偷渡中国大陆，在抗战中国的大后方，积极为抗日民族战争，贡献他的力量。
——陈映真《试评〈亚细亚的孤儿〉》吴浊流著、张良泽编：《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9月再版，第58、59页。
他（胡太明）终于无法忍受，他发疯了，或者如曾君所说的，“选择自己应走的路”，偷渡到大陆去参加抗战。
——吕正惠《被历史命运播弄的人们》陈义芝主编：《台湾文学经典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3页。
最后他（胡太明）仍以回大陆参与抗战作为个人解放的归宿。
——陈昭瑛《台湾儒学的当代课题：本土性与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7月初版，第166页。
另一派台湾论者的结论，则与上述见解大相径庭，而且有的论者的观点和情绪令人惊异：
吴浊流文学思想中，有关“孤儿意识”的争执正出自《亚细亚的孤儿》结尾的一章——疯狂。“孤儿”的困境以“疯狂”和不知所终的悬疑做结，可谓是全书中最具“小说味”的一段，可惜这对想从这部长篇小说找寻“吴浊流”的人，也是最伤神的一章。
“胡太明”悬疑的结局关系到吴浊流的“孤儿意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到底这孤儿意识是以单纯地投进渴望已久的“母亲”怀抱便消解了？还是投向更惶惑、更凄绝的茫然里？根据小说的情节发展是可以见仁见智的。因此，在乡土文学论争之际，中国情结的患者强调这部作品是“孤儿的历史”，是为历史上的孤儿而写，这些乐观的民族沙文主义者认定，“孤儿”早随着下落不明的“胡太明”积极地投向祖国革命建设的行列，疗止了孤儿的伤痕、心结。
——彭瑞金《从〈无花果〉论吴浊流的孤儿意识》《台湾文化季刊》第2期，1986年9月。
大中国主义的文评者往往针对《亚细亚的孤儿》中，抗议日本殖民统治的若干情节大做文章。他们或直接断定胡太明战胜孤儿意识，佯狂逃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抑或将这部作品视为中国抗日文学的一部分；他们似乎忽略吴浊流战后作品所呈现，对中国殖民统治者的批判，社会中异化现象的剖析，以及他个人的省思。
——张国庆《殖民主义、异化与自我：吴浊流小说的历史观》“吴浊流学术研讨会”（台湾新竹县立文化中心，1996年10月5日）。
除了以上两种泾渭分明的对立观点，对《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局还存在一种折中解释：
《亚细亚的孤儿》主要描写的是台湾人认同的危机。……他（胡太明）在家中墙壁上写反日诗歌，表达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懑与抗争。这本小说的中国意识很浓烈，但是相对地也有坚强的台湾意识，因此造成后代人们纷歧的看法。
——叶石涛《接续祖国脐带之后——从四0年代台湾文学来看‘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的消长》转引自陈万益：《胡太明及其“孤儿意识”——〈亚细亚的孤儿〉两岸评的不同点》，黄维樑编：《中华文学的现在和未来——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论文集》，炉锋学会1994年6月出版，第145、146页。
对叶石涛的这一解释，台湾学者陈万益认为：“叶氏此段文字相当持平，可以说包容了陈映真的‘认同’问题（虽然有文化和民族意识的不同偏重），而又矫正了陈氏主观改变的胡太明疯狂的结局，应该是比较可以被接受的。”陈万益：《胡太明及其“孤儿意识”——〈亚细亚的孤儿〉两岸评的不同点》，黄维樑编：《中华文学的现在和未来——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论文集》，炉锋学会1994年6月版，第146页。
以上的纷纭歧见表明，如何理解《亚细亚的孤儿》结尾，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对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历史意义以及作者立场的准确阐释。胡太明是逃到大陆参加抗日斗争还是“不知所终、下落不明”，已超出了对一个小说细节理解的技术性差异，它实际上是许多论者关于《亚细亚的孤儿》主题的立论基础，如果变更对小说结尾的解释，许多论者的整体论述也许将被迫改写。
准确理解《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尾及全书（结尾关系着整部作品），首先需要从文学作品的阐释机制着手。
一部叙事作品的接受和阐释倾向，由两大因素凝聚而成。一是作者的意图，一是接受者的成见。20世纪以来，在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哲学的影响下，解释学、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相继兴起，将读者推向了审美接受过程的中心地位，作者的意图或被认为无足轻重，或被认为因无法确定而等于不存在。哲学解释学的创始人伽达默尔（Hangs…Geog
Gadamer）受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解释学现象学关于理解的“先结构”（或译“前结构”）和“解释学循环”论述的启发，提出了“成见”、“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等一系列命题。他认为，每个人由于成见（人们在理解时的被规定性，如文化背景与人生经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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