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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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可能性”。在文本面前，理解者的处境无论是位于海德格尔所认为的人需要“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的“解释学循环”之外，还是如伽达默尔所说的理解者就在这个循环之中，他所面对的文本及文本的创造者也都是“先结构”或“成见”的产物，一样带着、沉淀着先入为主之见。而“先结构”或“成见”依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定义，是一定的历史文化的规定性，包括语言、经验、习惯等等。亦即说，“先结构”或“成见”与一定的约定俗成的文化成规和范式紧密关联。这就为理解者的准确解码提供了途径和可能性。因为，人对事物的认识和学习，往往是通过一定的成规和范式进行的。而文本的写作更是如此。伽达默尔自己也承认：“一种古老的真理认为，人只有通过范式才能学习。这种观点在一个迅速超越自身的、推崇试验和创造的启蒙时代已经不太有市场了。但是，如果涉及到语言、讲话和写作，则这种观点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令人信服的。虽说在这些领域中一切都表现为惯例和规则，我们还是要说，唯有这种学习过程才使我们能够自如地运用语言，进行写作。”“我们这些学者所信奉的作家，不管他如何谦虚，谁没有感受到产生于语言规则、语法规则、标准化词汇标准、正字法以及标点符号的规则的约束！”［德］伽达默尔：《完美的德语》。《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夏镇平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9月初版，第164、165页。
通过上述的理论辨析和梳理，我们首先得以确认，《亚细亚的孤儿》不可能例外地是依照一定的文学成规创作的，因此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原始意义是有可能被发现的。其次，我们找到了一把打开作品之门的“钥匙”，即对任何作品包括《亚细亚的孤儿》进行解读，必须依照一定的阐释范式方能接近作者意图和作品原义。英国文论家卡勒（J。Culler）指出，文学程式“在人们的阐释过程中起指导作用，并限定哪些过程才行之有理”。转引自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第130页。当代文体学家研究总结出的文学程式有：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意义的法则”，即语言形式有可能产生文学意义；语言形式和文学意义的关联必须以某种类似关系为基础……等等。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第130页。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所遵循的则是另外一种程式，即语言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反映着社会存在这一程式。在本章第二节中，我们对《亚细亚的孤儿》的主题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运用的正是这一程式。然而，文学作品是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义的结合体，仅仅从文体学或社会／历史学批评入手都不能完成对一部作品的完整解释。正如文学批评中的语境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对一部作品的意义的阐释，需要考察决定作品产生的全部语境，即社会历史语境和文本内部语境。因此，理想的解释或许是各种方法的综合运用。我们在本节中试图结合有关西方当代语言学、叙述学、小说文体学的方法以及主体间性理论和中国古典文论等来阐释《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尾。
《亚细亚的孤儿》的结局，胡太明是逃到了大陆还是下落不明？小说的语言表达是模糊的：“太明究竟是否真地乘船渡到对岸去？以及他是否真的在昆明？都没有人能证实。”然而，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语言的模糊表达并不必然意味着意义的模糊。如果仅仅从本文中摘出这三个句子，作为读者的我们确实无法下任何结论。这三个句子，既不表示胡太明到了大陆，也不表示他没到大陆。或者说，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下落不明”（在某些台湾论者的解释中，“下落不明”其实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胡太明没有逃到大陆。）然而，语言的规定性与文学的阐释程式并不允许我们作出如此轻率的解释。
巴赫金在其自称为“超语言学”的理论中指出，语言最重要的功能是交际功能而不是思想功能。当说者言说时，他是向听者（言语接受者）言说；而听者在接受和理解言语的意义时，他同时就要对这一言语采取应对的立场：同意或是不同意（全部还是部分同意），补充它、应用它、准备实现它，等等。人们对活生生的言语、活生生的表述的任何理解，都带有积极应答的性质；任何理解都孕育着回答，也必定以某种形式产生回答（言语或行动），即听者要成为说者。另一方面，说者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应答者，因为他不是首次打破宇宙永恒沉默的第一个说话者，他不仅须要先有他所用的那一语言体系的存在，而且须要有某些先前的表述（自己和他人的表述）的存在，而他此刻的表述就要同这些表述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每一个表述都是其他表述的组织起来的十分复杂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巴赫金的这一说法与海德格尔的“先结构”、伽达默尔的“成见”说有相似之处。但巴赫金在此着眼的是语言学的路向。他接着指出，由于言语的交际性质，言语交际的实际单位是表述而不是语言单位。语言单位是指可以分解成片断的东西，语言单位有语音的（音位、音节、言语节拍）和意义的（句子和词语）。而表述则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意义，一个表述即是一个意义的完成，它体现着说者结束言说，听者即将应答的关系。因此，表述作为言语交际单位，它的边界在不同言语主体的交替处，即决定于说话者的更替。表述以言语主体的更替作为明确的边界线，以给他人提供说话机会而告终。一个句子甚至词语也可以成为一个表述，但要看这一句子或词语是否存在说者结束言说与听者开始应答的关系。如果存在这一关系，它就是一个表述；如果不存在这个关系，那么它就仅仅是一个不表达完整意义的语言单位。
针对人们在阐释活动中常常将句子与表述相混淆的现象，巴赫金还着重论述了作为语言单位的句子不同于作为言语交际单位的表述这一问题。他指出，作为语言单位的句子，其边界从来都不是根据言语主体的更替来确定的。句子是相对完整的一个思想，与同一说者的整个表述中其他思想有着直接的关联；句子结束时，说者作出一个停顿，以便转向自己的下一个思想，用以继续、补充、更新前一个思想。句子的语境，是同一言语主体（说者）的言语语境；句子与语言外的现实语境（情景、环境、此前历史）的关系，与其他说者表述的关系，都不是直接的，不是亲自实现的，而只能是通过它周围的整个语境，亦即通过说者的整个的表述。处在语境中的句子，并不具有决定应答的能力，它只有在整个的表述之中才能有这个能力。更准确地说，是参与到这个能力之中。“人们交流的不是句子，正如同不是单词（在严格的语言学含义上）、不是词组一样；人们交流的是思想，亦即表述；而表述是借助于语言单位（单词、词组、句子）构建的；而且，表述既可以是一个句子组成的，也可以是一个词组成的，不妨说是一个言语单位（主要是对话中的对语）组成的，然而不能因此说，语言单位就变成了言语交际的单位。”［俄］巴赫金：《言语体裁问题》（晓河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著作系列之《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初版，第156—158页。
巴赫金的理论揭示了言语交际的一种真实状况。文学作品当然也是一种表述的交流，也是依照人们言语交际的范式（言说——应答）进行的。作者（说者）写作和发表作品也是一种言说，也期待他人（读者、听者）的应答。“太明究竟是否真地乘船渡到对岸去？以及他是否真的在昆明？都没有人能证实。”我们认为《亚细亚的孤儿》中的这三个句子只是三个语言单位，而尚未构成一个表达完整意义的表述。因为这三个句子无法直接引出读者（听者）的应答（无法作出判断）。从《亚细亚的孤儿》所采用的叙述者无所不知的全知叙述模式来进行逻辑推理，作者当然是知道胡太明的最终去向的。因叙事逻辑的推动，他也必然会对主人公的下落进行交待。他可以用一个或几个句子来完成这一交待，让一个或几个句子成为一个完整意义的表述（如明确写出“胡太明偷渡到大陆参加抗战”或“胡太明没去大陆，但离开了村子”），但也可以通过更多的句子甚至段落章节来完成一个表述，而不一定用一个或几个句子构成表述作出交待。由于上述三个句子无法引起应答，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作者（说者）的言说尚未结束，虽然句子已经戛然而止，但作者的言说仍在继续（无声的语言）。如果认为两个问号和一个句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意义的表述，这就陷入了解释的误区（消极和懒惰的阅读）。而认识到三个句子是未完成的表述，进而要对包含这三个句子在内的表述作出应答（积极的阅读、理解和判断），我们需要寻找的就不是句号而是表述的边界。
我们认为，《亚细亚的孤儿》关于胡太明归宿的表述，不是“太明究竟是否真地乘船渡到对岸去？以及他是否真的在昆明？都没有人能证实”这三个句子，也不是最后一句“这时，太平洋战争正渐渐地进入最激烈的阶段”，而是包括这四个句子在内的整个小说最后的章回，即《疯狂》这一章。这一章回是关于太明发疯后的描写。此前一章《牺牲》叙述的则是胡太明发疯前的情节。不是作为章回，而是作为一个完整事件的表述，《疯狂》恰好夹在两个应答之间。上一章的结束可以引起我们对作者在胡太明发疯前的言说的应答；而最后一章的结束可以引出我们对作者关于胡太明发疯及其归宿的言说的应答。
《亚细亚的孤儿》小说尾章的表述实际上就是对胡太明的归宿的表述。因为完成了对胡太明归宿的表述之后，作者的言说即告终止，读者的应答由此开始。那么，这个表述的涵义是什么呢？《疯狂》一章有几处描写特别值得注意。一是胡太明发疯后在胡家大厅墙上写下的“反诗”；二是胡太明对众人所说的话；三是众人关于胡太明下落的“传说”。胡太明的归宿实际上是由这三个部分组合起来交待的。这三个部分的组合才构成了作者对胡太明归宿的表述，这三个部分的组合所产生的涵义才是这一表述的涵义。
志为天下士，岂甘作贱民？击暴椎何在？英雄入梦频。汉魂终不灭，断然舍此身！狸兮狸兮！（日人骂台湾人语）意如何？奴隶生涯抱恨多，横暴蛮威奈若何？同心来复旧山河，六百万民齐蹶起，誓将热血为义死！
诗中，“击暴椎何在”一句，典出汉代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良（张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6册第2034页。“六百万民齐蹶起”，“六百万民”是作者写作这部小说时台湾全岛的人口1943年11月底，台湾总人口六百一十三万人。戚嘉林：《台湾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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