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日〕福泽谕吉-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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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基于天理，个人和国家都是应当自由和不受拘束的。假如一国的自由遭到妨害，就是与全世界为敌也不足惧，假如个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则政府官吏亦不足惧。何况近来四民平等的基础已经建立，更可以人人安心，只要依凭天理就可以放胆行事。不过每个人都有他相应的身分，并须按照身分而具备相应的才德，要具备才德就须明白事理，要明白事理则须求学，这就是学问所以成为首要任务的原故。
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农工商三民的身分已经比以前提高百倍，而呈现与士并肩之势，如果这三民中出现人才，政府已经开辟擢用之路。他们就应当重视自己的身分，再莫做出卑劣的事来。大概世界上再没有象无知文盲那样又可怜又可
①即将军所用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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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的旨趣７
恶的了。由于无知之极，就会不知耻辱，由于自己无知而陷于贫穷与饥寒交迫之境，但又不求诸自己，反而妄自怨恨邻近的富人，甚至纠集徒党，进行暴动，酿成变乱，真可谓恬不知耻，愍不畏法了。这些人一方面尽量依赖国家的法制来保障本身的安全并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又从自己的私欲出发来破坏所依赖的法制，岂不是自相矛盾？还有些出身清白和有相当财产的人，只顾发财，而不知教育子孙。
这些子孙既未受到教育，其愚蠢自不足怪。结果有不少流于游情放荡，使继承的祖业一朝化为烟云。统治这样的愚民，决不能采取讲道理来唤醒他们的方法，只有用威力来使他们畏服。西洋的俗语说：愚民之上有苛政，就是指此而言。这并不是政府严厉，而是愚民自招的祸殃。由于愚民之上会有严厉政府，而良民之上会有良好政府乃是自然之理，因此现在我们日本国内既有这样的人民，也就有这样的政治。假如人民的品质比今天还要差，而且陷于不学文盲，那么政府的法制就会比现在更为严厉。
又如人民都有志于学，明白事理，并能趋向文明风气，那么政府的法制就会达到宽厚大度的地步。
可见法制的宽严，只按人民的德与无德来自然伸缩。没有人喜欢苛政而嫌恶仁政，也没有人不愿本国富强而甘受外国欺侮，这是人之常情。生于今世，具有报国之心的人，谁也不必身心交瘁，忧虑不安，只要他的主要努力方向是基于人情，首先端正本身的品行，笃志博学，并具备适应其身分的智德，则政府施政即易，人民也不会以受其统治为苦，从而各得其所，大家同心协力来维护全国的安宁秩序。现在我们劝学的宗旨也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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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第二篇
后 记这次我的故乡中津开设学校，我撰述了“学问的旨趣”
一文，为了供同乡的旧友阅读，曾装订成册。有人见了此书说，“此书不仅可供中津的友人阅读，如果广为传布，可以扩大对世人的教益”。于是听从其劝告，乃交庆应义塾排字印刷，供同道者一览。
福泽谕吉志小幡笃次郎①明治四年未②十二月
第二篇
前 言
广义地说，学问有无形的，也有有形的，如心学、神学、理学等是无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是有形的学问。它们都能使人扩大知识见闻的领域，辨明事物的道理和懂得做人的本分。为了扩大知识见闻，或须倾听别人的言论，或须自己努力自修，或须读书，所以求学必须懂得文字。
①小幡笃次郎：福泽谕吉最早的学生，也是中津人。当时任中津学校第一任校长，所以名义上在此联署。——校者②明治四年（１８７１）是辛未年。——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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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与人平等９
但如象古人那样，以为只要能够念诵文字就算作学问，那又大错特错了。文字不过是求学的工具，好比修建房屋所用的斧锯一样；斧锯虽然是建筑上不可缺少的工具，但如仅知工具名称而不知如何建造房屋，那就不能称为木工。
正因如此，仅能念诵文字而不能辨明事理的人就不能叫做学者，所谓读论语而不知论语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能够背诵我国《古事记》①而不知现时的米价，就可以说是不懂得过日子的人。又如通晓经史的奥义而不懂得经商方法，不能真正从事交易，就可以说是拙于理财之道的人。再如一个人多年尝尽辛苦，花掉几百元学费，在西学上虽有所成就，但仍不能解决个人生活，那就是不了解时势的学问。这等人只能称之为文字批发店，他的功能和会吃饭的字典一模一样，对于国家也是无用的长物，可以称之为妨害经济的食客。
可见过日子也是学问，理财也是学问，能够洞察时务也是学问，哪里只有凭念诵日本、中国和西洋的书籍就等于有学问的道理？本书虽然定名《劝学篇》，但不只是劝人念诵文字。书中各项内容是从西洋书籍直译或意译出来的，具体地或者抽象地列举了一般人们应当体会的事项，指出了学问的主要目的。兹将我以前所写的一文作为第一篇，并又引申其意而写此第二篇，拟再接写第三第四篇。
①日本古代官修史书，由上古神话传说起到叙述推古天皇朝（公元５５４—６２８年）止，完成于公元７１２年。——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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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第二篇
论人与人平等我在第一篇开首就曾说过：人生来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没有上下之别的。今再引申其意，加以阐述：人的出生是天之使然，而非由于人力。
他们之所以能够互相敬爱，各尽其责和互不妨害，是由于根本上都是同一人类，共戴一天，并同为天地间的造物。譬如一家之内兄弟和睦相处，根本上也是基于同系一家兄弟，共戴一父一母的人伦大义。
所以如就人与人之间的均衡一致而论，我们不能不说人与人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并不是现实情况上的平等，而是指基本权利上的平等。若就现实情况而论，人间确实存有很大的贫富强弱与智愚之别：有的是诸侯贵族，身居宫殿，锦衣美食；也有的是脚夫苦力，在陋巷暗室赁房居住，为当天的衣食奔走；有人施逞才智，充任官吏、巨商而左右天下，也有人毫无智慧，一生叫卖糖果度日；既有身强力壮的摔跤壮士，也有体质娇弱的卖笑娼妓。他们虽有所谓天壤之别，但从另一角度，就这些人的基本权利而论，则是完全平等，毫无区别的。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维护其财产和珍视名誉。因为天生人类，就赋与了身心的活动，使人们能够实现上述权利。
这是无论如何不能用人力来妨害的。
诸侯的生命和脚夫苦力的生命是同样贵重的，豪商之于万金和糖果小贩之于分文，其当作自己的所有物而守护的心理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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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与人平等１１
样的。
世间有两句不好的谚语：一句说“哭闹的孩子和地头①不好对付”
，又一句说“父亲和雇主都是不讲理的”。从而有的人说人的权利也可以加以限制。这只是混淆现实情况与基本权利的说法。地头和农民虽然在现实情况上不同，但在权利上并无不同之处，如果农民身上的疼痛发生在地头的身上，也会一样痛，又如把地头爱吃的东西放在农民的嘴里，农民也会爱吃，憎恶疼痛和喜欢美味是人们的情欲，在不妨害他人的限度内达到可以达到的情欲就是人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地头和农民之间没有丝毫轻重之别，只是地头富而强，农民贫且弱而已。
贫富强弱是人们的现实情况，本来就不能相同。
但如现在有人想倚仗富强之势，对贫弱的人肆行无理，以为这也是现实情况的不同，而没有妨害他人的权利，那就好比一个力士以为自己腕力大，就用他的腕力拧断邻人的手腕一样。虽然邻人的腕力本来比力士的腕力弱，但是他那原来就弱的腕力并不妨害他自己的灵活使用，所以不能成为被拧断的理由，只能说被力士拧断了手腕是不幸之至。
兹将上述理论结合世事来谈一谈。在旧幕府时代，武士和平民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武士们作威作福，对待农民商人就象现在对待犯人一样，甚至有“格杀勿论”的法律②。在这种法律之下，好象平民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借来的一样。农民商人无缘无故地要对武士低声下气，在外让路，在
①日本封建时代的地方官吏，主要的职务是征收租税。——译者②在德川时代，如果武士认为平民和贱民对他们无礼，就可随时随地拔刀砍杀，称为“格杀勿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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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第二篇
家让坐，甚至自己喂的马都不能骑。这岂不是蛮不讲理吗？
以上所说的是武士与平民个人之间相对的不公平。至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更不象话。幕府和三百诸侯都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立小政府，任意处置农民商人，有时虽然装着慈悲的样子，其实不许人们保持应有的权利，有很多地方实在令人不忍卒睹。本来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如上所述，只是实际上的强弱情况不同，在权利上并无不同之理。农民生产稻米来养活众人，商人买卖物品以便利世人，这就是农民商人的职责。政府制订法令，制服恶人，保护良善，这就是政府的职责。政府为着履行这种职责，需要很多的经费，而政府本身没有米谷金钱，故须向农民商人征收赋税，以资维持，但这是在双方同意下获得的协议，这就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约束。所以如果农民商人缴纳赋税，严守国法，就可以说是尽了他们的职责；政府征收赋税以后，用之于正当开支，又能够保护人民，也可以说是尽了政府的职责。如果双方都尽了职责，又不违背约束，就不会发生异议，而能各自行使权利，丝毫没有干涉对方的道理。然而在幕府时代，把政府叫做主上，如果替主上办差事，就滥抖威风，一路上白坐轿子，过河不给渡钱，用挑夫不给工钱，甚至这些老爷们还向挑夫勒索酒钱，真是可恶已极。此外又为满足王公贵人的享受嗜好而大兴土木，或因官吏胡乱办事，浪费金钱，以致入不敷出，于是就用种种名目来增税，征收苛捐杂税，名之为“报答国恩”。所谓“国恩”的意义，据说是能使农民商人等不怕盗贼暴徒，安居乐业，就算是政府的恩惠。固然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是仰仗政府的法律保护，但是制订法律，保护人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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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不能叫做恩惠。假如政府把保护人民叫做恩惠的话，那么农民商人向政府缴纳赋税，也可以叫做恩惠了。又如政府把处理人民的诉讼事项说成是政府的烦累，那么人民也可以说：“在生产出来的十包米中被拿走五包的租税，则是农民最大的烦累了”。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是说不尽的。反正如果彼此有同等的恩惠，就没有一方道谢，另一方不道谢的道理了。
追溯这种恶俗的起因，根本上是弄错了人类平等的大原则，把贫富强弱的现实情况用作为非作歹的工具，致使政府倚仗富强的势力来妨害贫弱人民的权利。因此一个人必须时时刻刻记住相互平等的原则，这是人类世界最要紧的事情。
用西洋的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