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11-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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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较为机械的操作拿给电脑去做。这是一条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道路。中国人在世界奥林匹克竞赛上经常获金奖银奖，人们习惯拿这个事实来证明中国人的智力高强。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在世界创造性设计比赛上老是不能入围，中国没有输出什么科学理论，总是引进。美国人在最近二十年来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几乎都是倒数第一二名，这似乎不影响他们输出数学理论。
大学生也未能免俗。他们汲汲于分数和考证的级别；独立思考变成了最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们讨厌学习“不实用”的基础理论，作业常取巧应付。一般学生希望老师只教最实用的知识技能，恨不得捡个便宜让自己明天就成功。就是“社交礼仪”这样“具体”的课，一旦老师讲到色彩学和内在素质修养，本科生也连连叫唤“不要讲理论，只讲办法和事例”。课堂讨论则被认为耽误时间，不如读书备考来得有用。对思考的冷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发展出原创性科学理论的民族，好奇心本来就很脆弱，还要用功利主义的锄头将它铲除在萌芽状态。笔者常劝告学生：“不要那么功利，要形成自己的见解，否则你就看不到个体存在的价值。”一些学生的反应却是：“我佩服你的独立，但是我不能超脱。”
人脑的电脑化，学者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术界同样重视人的工具性而轻视人的主体性，因为一般学者做学问也缺乏好奇心的驱动。这里只引一个学者对（智力）要素的解释：“学生自身的要素从小到大只有两个，一是记忆能力，一是思维能力。这两个能力可以用计算机要件做模拟解释。记忆能力相当于电脑硬盘的数据储存能力，思维能力则相当于电脑中央处理器（CPU）运算速度方面的能力。”〔1〕“思维能力”居然萎缩成“运算速度方面的能力”，难怪只会考试，人脑真的成了电脑。八十年代有人指出：“最初是不准思考，久之是不愿思考，再久已经不能思考。”现在的中国，“不能思考”的情况已相当严重。
学习和操作能力，动物界普遍具备，只不过人类的更复杂。动物行为学家发现黑猩猩已有一定组词能力。但是，思辨性的创造力动物没有，那是人类的骄傲。
人们总是说，先学习足够的知识，然后再谈创见。这是遁词。真正的学习本应是研究式的。死的思维定势一旦形成，要想改变极为困难；人的语言发展、动作发展等都有关键期，思维发展也一样。生长期丢失的东西永远找不回来。美国从幼儿园起就开始发展孩子的个人见解。
爱因斯坦说：“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说，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2〕 把获得知识技能当作唯一追求，放弃独立思考的“一般能力”，人最多只能成为专业机器，不是一个健全发展的个体。人脑电脑化表现着人生理想的低下。
人的价值的实现方式不是谋求承认，而是创造性地工作。只有认为自己的价值不如一台电脑，才会不遗余力地把自己“提高”成电脑。
注释：
〔1〕戴贤远：《如何摆正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教育文摘周报》2002年3月20日第六版，引自《中国高等教育》。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2〕爱因斯坦：《论教育》，《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7页。
人生如牌局
？ 张远山
一
上帝洗牌，他人发牌，自己出牌。
二
每副牌都是一样的，每副牌都是五十四张。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上帝给每个人的都是同一副牌。
每个时代都是相似的，上帝给每个时代的也都是同一副牌。
这副牌，用科学语言来说叫做DNA，人与猿的DNA只差百分之零点三，而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则没有差别，连男人与女人也仅仅只差一个X和Y。
今人与今人一样，所以人人生而平等；今人与古人一样，所以历史鲜有进步——起码硬件的进步不影响打牌的结果，做牌的纸张可能会随着文明发展不断改善，制作可能越来越精美，但打牌的结果无非是生老病死、悲欢离合、胜负盈亏。然而，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又似乎都有所不同，这只因为每次玩牌前，都要重新洗牌和重新发牌，没有一次洗牌和发牌的结果完全相同。
负责洗牌的是上帝，而非凡人。任何人都不能左右上帝，任何人都不能自己洗牌，任何人都不能选择自己出生的性别、家庭、民族、国度和时代。不同性别、家庭、民族、国度和时代的人中，都会产生各种类型的打牌者，都可能得到任何一种结果；任何一种结果，都与性别、家庭、民族、国度和时代没有必然关系，而是取决于打牌者自己。
三
上帝洗牌之后，他老人家也没闲心来管发牌那样的琐事，他把这事交给了凡人。大多数人都知道，抱怨洗牌的上帝毫无意义，因为他不可能改变DNA；因此大多数人都抱怨发牌者，同时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成为发牌者——这是大多数人的终极人生目标。抱怨发牌者的人一旦成为发牌者，就一定会作弊，因为他知道，如果不作弊，那么即使由自己发牌，也不能保证自己一定能得到一手好牌。在没有成为发牌者之前，大多数人都认定，别人的那手牌比自己的这手牌好一些，甚至好得多，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不公正的牺牲品。
为了转移打牌者的不满和愤怒，聪明的发牌者会故示公正地把上帝洗过的牌切一下放在桌上，让牌戏的参与者自己摸牌，于是摸牌者得到一副坏牌后（不论这副是否真坏，只要结果不好，他就认定是坏牌），只能抱怨自己的手气不好。然而，“手气”只是弱者幻想出来的虚拟物。
事实上，聪明的发牌者在切牌时，已经做过了手脚。所谓作弊，即打破既定的玩牌规则，而打破规则的初衷一定是为了对自己更有利，尽管打破规则的结果未必一定对自己有利，而且事实上打破规则的长远结果一定是对牌局的所有参与者都不利，除非打破规则是由全体牌局参与者共同商定的——那就不叫打破规则，而是改善规则。
大多数渴望做发牌者的人，清楚地知道发牌者常常作弊——这正是他们想做发牌者的理由。在大多数人认为发牌者有权作弊的时代，发牌者如同上帝，发牌者可以公开作弊——但公开作弊就不叫作弊，而叫特权；最大的特权莫过于发牌者身份可以世袭——这是最大的作弊；在大多数人认为发牌者虽然无权作弊但如果他悄悄作弊大伙儿也拿他没办法的时代，发牌者是庄家，玩牌规则本身就对发牌者绝对有利——只要发牌者作弊得不太过火，他就可以一直连庄下去。在大多数人认为发牌者不仅无权做弊而且一旦发现其作弊大伙儿就有权剥夺其庄家资格的时代，玩牌规则依然对庄家相对有利，因此大多数人还是渴望成为庄家——哪怕玩牌规则限定了庄家的任期和连庄的次数，暂时做庄总比永远没机会做庄有利；隐蔽地作弊，总比没机会作弊有利。因此无论什么时代，做庄家永远是大多数人的终极目标。
四
对于大多数没机会做庄、因而也没机会作弊的打牌者来说，抱怨洗牌的上帝不仅毫无益处，而且为害甚烈，因为抱怨这一不良情绪会大大地降低抱怨者的竞技状态；然而对发牌且作弊的庄家不满则利害参半，害处依然是不满这种不良情绪有可能降低不满者的竞技状态，但益处是有利于使玩牌规则公正、有利于使发牌过程透明，这样不满者就不会总是拿坏牌，甚至自己有机会做庄家。但对庄家不满的挑战者有三个难处。
一是在庄家的地位未被撼动、规则未被改善之前，不满者就可能被庄家逐出牌局——尽管只要挑战庄家特权和不良规则的人越来越多，长远来看庄家特权必定会逐渐削弱、规则必定会逐渐改良，如果没有挑战者，就未必如此，庄家特权和不良规则也许就能传之久远。但由于庄家特权的削弱和不良规则的改良是极为艰难而缓慢的过程，挑战者很可能无福及身而见其挑战的初步成果，无法直接受益于规则的改善，这使挑战者大大地减少，而少之又少的挑战者，其少年激情和不屈意志也会受老境已至的削弱、死期将临的消磨。
二是挑战者所面临的危险只能自身独自承受，而挑战的成果却由不投身挑战、不冒任何风险的全体打牌者分享。而且不投身挑战、不冒风险的打牌者为了保住自己那手相对还不错的牌，或保住坐在牌桌上的相对有利的位置，而常常成为庄家的帮凶，参与对搅局的挑战者的剿灭——这使帮凶们有机会分得庄家特权的一杯羹，甚至有机会成为下一任庄家。这再次减少了挑战者的数量，削弱了挑战者的热情。
三是挑战如果足够成功，挑战者就可能取原庄家而代之，成为新的庄家，这固然增加了挑战者的热情，但却同时威胁到挑战的成果，即一旦挑战者自己成了新的庄家，当初对挑战者（彼时他还不是发牌者）不利的庄家特权和不良规则，现在对挑战者（此时他已成为发牌者）变得有利了。成功的挑战者不仅有可能不放弃原有的庄家特权、不改良原有的不良规则，甚至会加强原有的庄家特权，进一步劣化原有的不良规则。
五
大多数人不仅认为上帝的洗牌权天经地义，甚至认为庄家的发牌权和作弊权也天经地义，甚至不良规则也是“向来如此”，知其莫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于是他们只关心自己手上的牌，只关心如何把自己手上的那手牌打出最佳结果。——这无可厚非，从DNA角度来说，也差不多可算是天经地义，起码比庄家的发牌特权和作弊特权更天经地义。
但不关心洗牌和发牌的大多数人，依然没能把自己手中的牌打好，把一手好牌打坏的人多如恒河沙数，而把一手坏牌打好的人却极为罕见。这是因为大多数人都缺乏智慧。尽管如何出牌由每个人自己做主，但大多数人根本是六神无主。先出什么牌，后出什么牌，先出大牌还是先出小牌，什么时候该出王牌，他们都没有成算。在决定整个打牌策略前，牌与牌如何按现有规则搭配出最佳组合，搭配出最佳组合后又如何根据牌局的瞬息万变而能动改变固有搭配，重新灵活组合，调整战略战术，都超出了他们的能力。
有许多人搭配完自己的整手牌之后，再也不会做任何改变，别人出的牌再对路，只要不符合自己手上的搭配，他都是坚决“不要”，也不肯重新调整组合自己的牌，于是机会一次次从鼻尖前溜掉，当别人已经抵达胜利后，他还在等待符合自己理想的最佳出牌机会。而直到牌局终了，他的王牌也没有机会再出。
也有些人过于灵活，任何机会他都要利用，只要能跟进一个小牌，他就宁愿完全打乱自己的理想组合，能跟必跟，有过必过，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