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日记作者:让·热内-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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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塞罗那港口附近，通往兰布拉斯街区大道的护墙底下，有一片乞丐集中栖息的空地，成群的叫花子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吵闹不休，演出了一出出滑稽戏。桥上的行人则凭栏俯视，大加欣赏，形成了巴塞罗那一个不可或缺的旅游胜景：一边在充分暴露贫困，一边在尽情欣赏贫困。这个景点对外国游客有很大的吸引力。
一天，有一条豪华旅游船在巴塞罗那港口停泊，腰包鼓鼓的法国游客非要到“奇迹院”一游不可。他们个个带着高级照相机，寻找天色层次与破衣烂衫的谐调，花几个小钱就可以随意摆弄乞丐模特儿作出种种“新颖的姿态”。叫花子的悲哀形象，“为腰缠万贯的摄影爱好者的旅游纪念册增色不少”。作者想起了16岁那年，他在马赛夹杂在其他小伙子中间，期待游客先生们的挑选。谁知道，游客要他扮演的是流氓团伙成员的角色。因为马赛的流氓团伙构成了城市的本质，到马赛没有见识流氓团伙，岂不是有点冤枉？远方的客人也许是专程来欣赏这里的男色鬼乐园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偷日记》颇有认识和研究价值，堪称是一面真实的社会镜子，照出了西方文明落后、黑暗、丑陋的一面，也透视了西方价值观和人权观某些本质的东西。这对于我们全面观察和认识西方社会恐怕是有启发和帮助作用的。
再说一下“奇”。这本书观察社会的角度奇特，是用小偷、乞丐、流浪汉的眼光去审视社会现象，观察人际关系，表现作家的心态和社会的病态，因此《小偷日记》的真实性别具一格，从中到处可见各种耳熟能详、却又耳目一新的奇特景观，奇人奇事奇思妙想无奇不有，真到出奇的程度。
例如，1936年，让·热内从部队开小差之后，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曾在欧洲四处流浪，历时一年，行程8500公里。这是热内个人历史的真实。《小偷日记》向我们提供了通过热内目光反照下的风景线，因此给人的感觉绝无仅有。他刚从卡托维兹监狱出来，暂时栖息在城郊的一个“奇迹公园”里，“我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望着满天星斗仰天长叹，当年亚历山大和恺撒不也望空兴叹过？可我现在只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叫花子，一个爱偷懒的小偷。我也横跨了整个欧洲，只是我的办法与他们的赫赫战功相反相成，正在为我谱写一段珍贵的秘史，情节之离奇足与伟大的征服者相媲美。这些细节将把我塑造成天下第一奇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继续沿着我的歪门邪道，要阅尽无底深渊的的，不偷盗反而是非法的，“即使站在菩提树下，我也有在强盗营里走动的感受。”因此他在那里偷盗心安理得，得心应手，但一点刺激也没有，“偷了也是白偷”。
不妨再举一个例子。《小偷日记》里有一个重要人物叫史蒂利达诺，他是一个“断手英雄”，是热内崇拜的哥们。有一次，史蒂利达诺与另外三个流氓发生口角，围观的人都鼓动两边打架。史蒂利达诺处境十分危险，热内为他捏着一把汗。一向盛气凌人的史蒂利达诺却不怕露丑，把断手伤疤一亮，全场为之一震，谁也不再好意思鼓动别人去打一个残疾人。一场可能流血的风波顿时平息了。用瞎眼、伤残、脓疮做武器或花招进行自卫或诈骗，恐怕是叫花子的一个专利。作家有亲身体验，所以写得情真意切，别有一番滋味。
从文学欣赏角度看，《小偷日记》确有不少可取之处。细心的读者阅读时，自可品出一些未曾品尝过的味道来。
最后来说这个“怪”字。《小偷日记》同许多现代派小说一样，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浓的“怪味”，追求荒诞的艺术效果。
《小偷日记》既不以时间为顺序，也不以人物事件为线索，也不以思维逻辑为脉络，而是顺乎回忆片段的意识流程，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虽然有些支离破碎，但也有云海飘忽的效果。这也算是一种西方现代派小说时髦的艺术表现手法，有鲜味也有怪味。
《小偷日记》公开宣称，叛卖、偷盗和同性恋是其基本题材，自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热内所看到的流氓群体，无不充斥着叛卖、偷盗和同性恋行为。但他们叛卖、偷盗和同性恋对象就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实际上大都是那些逼良为娼的人们，包括警察、军人、富人和政府官员。德国占领巴黎的时候，有多少法国人当了法奸？《小偷日记》不无挪揄地写道：“法国的盖世太保有两大迷人的本领：背叛和盗窃。倘若再加上同性恋，那它就耀眼夺目、十全十美了。法国的盖世太保所具有的这‘三德’，我把它与对神‘三德’等量齐观。如何谴责盖世太保？他们心目中没有世道。他们背叛成性。他们投身抢劫。他们最终以鸡奸为标志，与世隔绝开来。他们作茧自缚，处于无法突破的孤立之中。”天主教把“信、望、爱”视为最高美德，简称对神“三德”。可在热内的心目中，流氓的“三德”与世俗的“三德”和卖国贼的“三德”不过是一样货色。西方社会本来就这么荒诞，经过热内荒诞的艺术处理，就显得更畸形、更变态、更怪诞了。
热内根本不在乎人家骂他小偷、流氓、混蛋、坏蛋、无赖、人妖什么的，因为他知道，那些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正人君子们在寻欢作乐时，无不被玩弄对象称以流氓、混蛋感到乐不可支。
如果说《小偷日记》中描写的小偷、流氓、男妓、叫花子、流浪汉是西方社会的渣滓，那么制造这些渣滓的工厂恰恰是西方文明本身。热内的心态已经被西方社会挤压到世界的边缘，不得不在苦役营中寻找出路，寻找寄托，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因此他的作品充满绝望中的欢愉，禁锢中的解脱，耻辱中的神圣，污垢中的纯洁。怪诞的社会产生了怪诞的心态，怪诞的心态产生了怪诞的作品。热内对抗西方社会的得力武器和方式就是以毒攻毒，这种毒当然包括病毒、梅毒、鸦片和艾滋病。阅读这样的作品，只要能正确识别其中有毒的成分，说不定还可以增强免疫力，提高现代文学艺术修养，走自己健康的文明之路。
译者
1999年10月8日
一
苦役犯身穿红白相间的浅色条纹囚衣。如果说我真心地选择了我自鸣得意的囚犯囚衣世界，那是因为我至少有权从中发掘我追求的意义：簇簇鲜花与众多囚犯居然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鲜花的脆弱柔嫩与囚犯的粗暴冷漠彼此①竟是一样的性质。若问我将如何表现一个囚犯或罪犯，我必用诸多鲜花来加以装扮，让他在花团锦簇里消失，尔后在万花丛中化作另外一朵巨大的新花。朝着有人称为罪恶的方向，我却恋恋不舍地不断进行冒险，最终锒铛入狱。那些委身罪恶的人们并非个个英俊潇洒，但却具有男子汉气派。他们或自行其是，或因祸从天降不得不作出选择，头脑清醒而又无怨无悔地深陷一种受人谴责的不光彩境地，犹如情人②爱到深处饥不择食一样。狱中淫荡的游戏揭示了一个难以启齿的世界，只有情侣们的窃窃私语得以描状。这种言语是无法写成文字的。夜里，情人们在耳边卿卿我我缠绵悱恻。天一亮却早忘了个一干二净。罪犯们否定世界的种种道德，却绝望地受命构筑起另外一个禁区。他们宁愿在禁区中生活。那里的空气令人作呕，但他们呼吸惯了这种空气。不过，罪犯们远离你们，就像欢爱中的恋人躲开人群一样，使我同他们一起远避人世及其法律。罪犯们的世界散发着汗臭、臊臭和血腥味。终于，这个罪犯的世界诱导我献出了饥渴的灵魂和肉体。正是因为它具备这些淫秽的条件，我才沉溺于邪恶之中。我的冒险完全出自从来不加节制的反抗或要求，直到今天，仍然只不过是一段漫长的交尾期，其间充满了繁复沉重的色情婚礼（导向苦役营并广而告之的象征性仪式）。如果说苦役营是对最肮脏的犯罪实施惩罚的场所，而在我眼里，也是对这种罪恶进行辩解的所在，那么，它本身肯定就是极端堕落的标志。这个千夫指骂的极地，对我来说该是纯洁无邪地谈情说爱的理想处境，也就是说，是为死灰举办盛大婚礼的下流所在。我要用美妙绝伦、天然浑成的敏捷文笔，高歌赞颂这一场场隆重的婚礼，红白相间的囚服早已激发起我创作的灵感。囚服的色彩，布料的粗糙，总使人联想到一些花瓣带有绒毛的花朵，这个细节足可以使我把珍贵和柔嫩与暴力和耻辱的概念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我不把这种出自我亲身体验的联想强加于人，但我的思想却挥之不去。我因此把我的柔情献给苦役犯，要用美丽动听的名字称呼他们，用最微妙的比喻羞涩地暗示他们的罪行（在暗喻的面纱掩饰下，我岂能无视杀人犯发达的肌肉及其性器官的强暴）。难道不正是由于这幕场景历历在目，我才情有独钟将他们与我放在圭亚那③加以表现？那些雄性勃勃的最强健之物，也是最“坚硬”的东西，就隐藏在薄纱蚊帐之中。而我心中的每朵花都寄托着一种刻骨铭心的悲哀，以致朵朵鲜花无不象征着苦恼和死亡。正因为有苦役营老本我才寻求爱情，每次心血来潮时，我总渴望得到爱，似见非见，得到罪犯们的青睐，使我投向他们的怀抱，或驱使我犯罪作案。然而，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最后一批苦役犯正返回法国。报纸报道了这条消息。我像王位继承人被共和国剥夺了加冕登基权那样感到一片空虚。苦役营没有了，我们无法兴致勃勃重涉那一个个神秘莫测的阴暗地区。人们打断了我们最悲壮的运动：想当初我们成群结队被流放，前呼后拥登船，船队乘风破浪在海上漂泊，可我们自始至终低垂着头。现在同样是这群船队逆向返回，却不再有什么意义了。在我的心灵深处，摧毁苦役营简直是一种惩罚中的惩罚：我被人阉割，被人做了最卑鄙的手术。他们为了自己的荣耀，却不惜腰斩我们的美梦，提前把我们唤醒。中心监狱虽然各逞其能，但毕竟不是一回事。二流水平罢了。有点屈尊俯就的温文尔雅已被扫地出门。里面的气氛极其沉重，大家只好拖着步子走。甚至在那里爬行。中心监狱强硬起来更死板，更黑暗，更严厉，而苦役营那种世界末日的极度苦恼，沉重而且缓慢，使无耻下流之花得以更完美地盛开④如今，中心监狱人满为患，尽是恶狠狠的男囚，黑压压一片，像是一滩被二氧化碳窒息了的死血。（我写的是“黑压压”。在押犯——若把我们称为囚徒、囚客乃至阶下囚都未免太高贵了——的深色粗呢囚衣让我刻骨铭心。）不过，我仍然对这些地方心往神驰。我知道，不论在苦役营还是在中心监狱，经常会出现滑稽可笑的场面。刑犯们穿着笨重的木拖鞋，走起路来啪嗒作响，扭扭捏捏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他们推着独轮车，笨得一塌糊涂，身影像散了架似的东倒西歪。在看守面前，他们耷拉着脑袋，手里紧攥着大草帽（少年犯有时还在草帽上别一朵玫瑰，那是看守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