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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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到782年末和783年的好几个月份，中间只有几次通过河东向河北北部的
劳而无功的进攻。很可能朝廷对拖垮叛乱的策略充满希望。虽然京师的局势
从782年年中起迅速恶化，但在783年初期之前，来自南方的运河运输仍足
以供应战地的军队。另外，德宗完全认识到，他若不想大丢面子，这时决不
能使讨伐半途而废。叛乱者这时也没有采取新的军事主动行动，但在782年
后期，他们与平卢的李纳联合行动，想搞政治独立。他们在魏州东部的一次
正式仪式中，各人僭称王位，在自己的地盘中自封为王：朱滔自立为“冀王”，
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他们追溯过去的封
建时期，在自建的小朝廷和职官中一本周代古制，并有意识地把自己的领地
打扮成周代的封建王国，只对天子作象征性的服从。但这一行动在实际上并
无多大变化，主要是想在自己的藩镇内为自己取得某种可接受的合法性。他
们模仿周代的行动是很自然的。在8世纪后期，认为中国已进入像东周时期
①
那样的封建割据时期的思想相当普遍。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北的这些节度使名
副其实地要称孤道寡。从以后的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宁愿在帝国内
追求更正规的地位。
虽然河北的军事问题成败未卜，但对中央政府最关紧要的行动却发生在
其他地方。成功地抗拒政府的榜样和战争造成的困苦有助于把叛乱扩大到危
及王朝生存的地区。在河南，李希烈在战胜襄阳的梁崇义以后，没有参加讨
伐东北叛乱者的战役。政府受挫和诸叛乱者 （鉴于李希烈控制着朝廷与其长
江流域主要供应地之间的战略要冲，他们积极寻求他的支持）称王的消息最
后促使李希烈在783年初谋反。但后来除了偶尔参加攻打运河外，他与他在
河北的叛乱同伙似乎没有作出过任何政策方面的协调。李希烈要实现自己的
扩张目标，这样很快就引起了所有的河南和邻近地区诸军以及派去征讨他的
神策军的注意。他虽在一开始暂时受阻，但在783年的其余时期赢得了一次
① 《旧唐书》，卷141 第3843 页。
① 见浦立本：《公元755—805 年唐代文化界生活中的新儒家与新法家》，载芮沃寿编：《儒家信仰》（斯
坦德，1960 年），第102—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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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胜利，他的成就在784年初期占领汴州时达到了最高峰。这时，他的军
队占领了从汉水直到汴渠的一大片领土，完全切断了南方的供应路线，并且
威胁着要往南向富饶的长江诸镇推进。
与此同时，政府面临着一个甚至更为紧急的危机。783年秋，经京师开
赴河南前线的边防军因供应的口粮不足而哗变，并且拥立心甘情愿地当他们
叛乱领袖的朱泚，此人为朱滔之弟，又是前幽州节度使。由于物资日缺，以
及一连串紧急的苛捐杂税，京师普遍不安的情绪加速了秩序的崩溃。朝廷仓
促逃到附近的奉天，在那里被朱泚所围，这时，朱泚已宣布自己成立新王朝。
对一个已受到沉重压力的皇帝来说，奉天的流亡期是艰难的，虽然当时
①
干练的顾问陆贽起草的文献一点也没有显示朝廷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德宗没
有其他选择，只能把河北的军队召回以对付京畿地区的叛乱者，这样就放弃
了最初导致当前这场危机的目标。但他不能停止与李希烈的战斗，因为李希
烈也像其他人那样拒绝了朝廷的和平试探。二十多年来，中央政府没有东北
而照常运转，但是如果没有长江流域的资源，它甚至不敢设想可以支撑下去。
很难想象，政府地位的进一步衰落不会造成全面崩溃。可是在784年初期，
又一次打击来临。从河北召回的主力军之一的将领李怀光在他的根据地河中
叛乱。朝廷越过秦岭又逃到陕西南部一个更安全的地点避难。并相应地修正
了它的战略。李怀光的叛乱始终像一个谜。显然，他感到自己及其军队受到
歧视，这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在当时普遍缺乏的基本军需品的分配方面。他一
旦拒不听命，随之明显地就不愿意把自己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了。不过他很
少参与反对朝廷的直接军事行动。他没有与朱泚联合，这使朝廷能在京畿心
腹之地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幸存了下来。朱泚在长安成立新政体，但附从者甚
少；它在784年底垮台。
但是，如果说朝廷在对付关中叛乱者时靠自己站住了脚，它在河北这时
发生的决定性的、并对整个一系列叛乱的后果证明是决定性的行动中，则只
起了次要的作用。的确，朝廷提出了完全不咎既往和承认政治现状的条件，
给那些只怀有有限目标的叛乱领袖一个选择。但更重要的是，叛乱领袖们认
识到，他们固然担心皇帝对他们行使完全的主权，但也几乎同样担心他们的
盟友会发展得过于强大。因此，当朱滔在784年初大举进攻以期穿过洛阳和
河南西部与其弟朱泚在京师的军队会合时，他发现其以前的盟友不愿合作，
不久，他们之间就发生了冲突。最后，在784年阴历五月，长期和变化无常
的东北叛乱以反叛的成德军和忠于王朝的昭义节度使的军队联合在贝州大败
朱滔而告终，迫使朱退据其北方的根据地，从而结束了这一区域的战斗。王
武俊、田绪（杀害田悦的刺客、魏博的新节度使）和李纳此时已与朝廷和解，
不出几个月，朱滔也采取同样的行动。所有投诚的叛乱者都获准在他们的藩
镇掌握兵权，并且取得了崇高的封号。不久，朱泚战败和被杀，这样朝廷得
以在784年阴历七月返回京师；李怀光依然叛乱，不过他在785年阴历八月
遇刺前在河中没有活动。
政府的日子此时好过得多了，虽然困难仍在以后持续了一段时期。李希
烈仍旧叛乱，此时已自称为新的“大楚”朝的开国之君。他在784年继续控
制河南中部和占有极为重要的汴渠边上的一个要冲，然而在这一年夏天，韩
滉带领的一支英勇的部队成功地使一支运送紧缺物资的大船队通过该地。只
① 见崔瑞德：《皇帝的顾问和朝臣陆贽》，第96—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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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到了784年后期，局势才开始变得不利于他，因为北方冲突的解决使政府
能够把更多的人员物资转到南方战线。不过在785年全年，李希烈仍继续顽
强作战，丝毫不顾朝廷提出愿意对他宽恕的表示。直到786年阴历四月他遇
刺时，他的淮西的部将才向朝廷投降。于是这一阵藩镇之乱的浪潮终于平息
了。
叛乱的后果
朝廷企图重新树立中央控制的最后结果到底怎样？德宗显然完全没有完
成他的主要目标。他不但没有使搞自治的藩镇重新置于坚强的中央控制之
下，而且还不得不同意正式批准它们自治来解决问题。不过也有些收获：襄
阳作为一个自治地区已不复存在；河北因新设了两个新划分的藩镇，其政治
地理已大有变化。它们是义武 （由易州和定州组成）和横海（大而富饶的沧
州），二者实际上与其他藩镇一样享有自治权，但由于幅员属于中等，所以
不得不与朝廷保持密切的关系，而朝廷也能在这一区域把它们用于有用的战
术目的。东北的几个大藩镇依然咄咄逼人，虽然特别是成德发生了相当大的
地理变化 （见地图15）。尽管李希烈已死，淮西仍不受中央管制，它的领袖
人物的独立性不亚于以前的李希烈。
用武力推行中央控制的失败对全国受朝廷控制的其他藩镇的影响是很大
的。中央政府国库空虚，威信扫地，不得不回头实行保守政策，即与关键的
地方势力和地方利益集团尽量减少摩擦。德宗的政府就这样接受了一些重大
的妥协，如让节度使们在一个职位上保持很长的任期（有时是为了避免某节
度使在死前发生接任者人选的冲突），授予形形色色的篡权者和兵变者正式
的职位，甚至试探地方的驻军能否接受地方职务的可能人选。控制地方的问
题 （特别是对有强大军队的藩镇的控制问题）不但继续存在，而且由于朝廷
①
无力或不愿采取有力的纠正行动的迹象日趋明显，这些问题更是层出不穷。
国家的财政也遭受不利的影响。两税法仍
在实行，但弊端百出。这部分地是由于从叛乱结束之后开始的长期通货紧缺。
但德宗本人鼓励地方送上直接入他私囊的法定以外的贡礼 （这无疑有损于应
归国库的正规的税收份额），从而助长了地方官员日益严重的财政自治和不
法行为。况且，两税法的基本弱点暴露出来了，政府简直不能推行改革制度
的一切规定，例如，不能禁止开征特殊的或“附加的”捐税。正如807年极
有价值的《元和国计簿》所证实的那样，中央只能保持对长江流域八个藩镇
的有效的财政控制（虽然其他地方肯定也以某种形式上缴岁入），而且从德
宗统治的第一年起，在册的总的纳税户数至少减少了三成。①
于是，总的来说，781至786年的一次次叛乱更加深了安禄山之乱造成
的后果。唐皇室在这样一个国家保持皇位：它在许多方面实际上维持着统一，
从各方面看又只是在形式上维持统一，它的不受挑战的政治中心依然在西北
的长安。第二，由于大部分藩镇的岁入基本上或全部由地方当局自行处理，
中央政府唯一可靠的财源是长江诸镇。因此，运河体系的突出的重要性和保
① 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第206—207 页。
① 见《册府元龟》，卷486 第19 页；《唐会要》，卷84 第1553—1554 页；本书地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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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它的必要性得到了确认。这一时期在运河两侧已建立的河阳、忠武和武宁
（见地图15）从此被有意识地保存下来保卫运河，在以后的年代里它们都起
了重要的作用。第三，帝国的东北角依然不受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各镇抱
成一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实际上的独立地位日益被接受。但是，据此
看来，恰恰在与以往形势的延续性方面，这一世纪第二个25年的大叛乱与第
三个25年的大叛乱是不同的。安禄山之乱引起了朝一个新时期发展的全面变
化，而781至786年的几次叛乱虽然与前者相比都是军事事件，但引起的是
程度的变化而不是性质的变化。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到781年，虽然皇室权
力历经沧桑被弄得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