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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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方一旦垮台，另一方势必也垮台。顾炎武肯定夸大了这种关系的绝对
作用，因为王朝的整个后半期因丧失了这些藩镇而长期处于衰弱的地位。不
过，尽管河北的情况特殊，它对唐朝的政治秩序和王朝的生存来说无疑是举
足轻重的。对唐朝统治的真正的、最后取得成功的挑战后来却在一个完全不
同的地区出现。9世纪的人们对河北的地方割据有充分的认识。由于具有顽
强地抵制中央政府的传统，它所以被称为“反赋之地”。有些学者对河北这
些军事政体的粗鲁特征的反应是不利的，甚至把它比作化外。令人奇怪的是，
与全国其他地方的这种鲜明对比，840年经过河北的具有敏锐观察力的日本
僧人圆仁竟未注意到。根据他的记载，这位旅行家认为河北不过是中国的一
部分。但他的确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例外：9世纪80年代对佛教的迫害在河北
行不通——这确实是河北诸节度使政治独立方面很说明问题的证据。③
① 见彼得森前引著作第5 章。
② 顾炎武： 《日知录》（台北，1962 年），卷9 第220—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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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制的衰落
打算具体指出 9世纪中央权威在藩镇开始崩溃的时间，这大概是徒劳
①
的。维持秩序的问题在9世纪中期以前在地方上已经出现，但在王朝最后几
十年中央权威的最后和彻底的崩溃则要到黄巢之乱才开始。中央权力的衰落
不纯粹是政治现象。它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有密切关系，这种危机逐渐
影响到淮河和长江流域富饶和高生产力的农业区的农村生活。
这场危机并非经济衰落的产物，而是经济迅速发展的间接结果。自8世
纪初期以来，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和商业已经稳步发展，人口迅速增加，
但伴随着这种发展的是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一趋势因政府在
755年后放弃一切徒有其名的土地分配控制，以及因税赋负担不均和贫富差
别扩大而随之加剧。到9世纪中叶，地方盗匪横行和人民离乡背井的现象（这
些历来是农村苦难的表现）达到了严重的程度，而在京师，中央当局从这个
地区取得的收入减少了。政府和它的政策部分地应对这种局面负责，但它们
只是次要的因素。政府对根本的变化、迅速的发展和它们的广泛的社会影响
是控制不了的。可是朝廷坚持要取得越来越多的岁入，或者至少要维持当时
的水平，而根本不考虑地方的具体情况，这样就助长了地方官员的陋习。他
们知道朝廷对他们成绩的考核只以他们取得的结果来衡量，而不问取得这些
结果的手段是什么。随着危机的产生，政府也没有采取帮助苦难者的积极政
策。因此，农民虽然可能同样受到私人利益集团的压榨，但政府的公开的征
税要求证明是他们不幸的主要原因。地方官员通过对地方有财有势的人提供
保护和给予特权以及通过其他的贪污行为，也增加了一般纳税者的负担。长
江流域发生的这类事件有最详细的文献记载，这不仅是因为那里是中央政府
最为关注的地方，而且因为它从那里获利的机会更多。可以肯定，不是所有
的官员都贪污腐化到不可救药；倒不如说年深月久的个人偏私和不法行为不
是一朝一夕所能消除的。此外，一个拥地者不论拥地大小，当他取得免税地
位时，往往把它扩大到为他种地的农民身上。由于纳税人的减少而造成当地
人民税赋负担的不平衡，再加上其他许多农民干脆出逃和迁往别处，这转过
来又成为官员痛苦发愁的根源，因为他们仍一心指望能够凑满应上缴的税
额。处于这种压力下，地方官员的对策可从9世纪30年代浙西一个过于热心
的刺史的事例中看出：他亲自决定谁该不该纳税，然后派军队到该州各村各
乡直接催课。①
地方的行政在9世纪经历了相当大的演变，这大大有助于解释帝国约从
855年起的事态发展。前面已经谈过，它吸收了地方各类人物，他们的社会
出身与那些最正规的官僚的出身明显不同；也谈到了利用在地方政府中的地
位通过财产的假转让来保护逃税的方式。中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一直必须依靠
本地的胥吏去完成许多基本任务，所以它们一直受到强大的地方压力。但在
晚唐，地方的行政机构逐渐丧失了它们作为中央政府代表的特点，并且日益
① 这一节取材于以下的研究著作：松井秀一：《唐代后半期的江淮》，第94—121 页；日野开三郎：《中
国中世的军阀》，第208—215 页；栗原益男：《安史之乱与藩镇制的发展》，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
6 （1971 年），第173—178 页；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第137—209 页，及各处；堀敏一：《黄
巢之叛乱》，载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 （1957 年），第1—108 页。
① 《册府元龟》，卷698 第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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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地方本位主义。它们陷入地方利益集团的网络而不能自拔，但这些地方
利益集团总是根本不赞成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令。结果，节度使和观察使、
刺史及其幕僚等朝廷任命的官员同地方政府的本地公职人员 （包括军队）之
间的一直存在的潜在冲突就变成了现实，因为前者日益被看成是异己的和敌
对的利益的代理人。这一局势反映了这一世纪自安禄山之乱以来正式的地方
结构已经官僚化的程度；但它又突出地说明了长安的朝廷和帝国重要地区的
地方集团之间的鸿沟日趋扩大。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的官僚
与这些集团之间缺乏牢固的社会纽带。在理论上，科举制度开辟了入仕之途。
但仍只起小规模的作用。另一个因素是私人经济部门的规模扩大和迅速发
展。但是，如果说在地方政府的官员或在一般地方民众中存在着一股强烈的
反王朝情绪的暗流，那也未免过分了：他们只希望中央政府少来干预，这不
一定与对皇帝的抽象的忠诚有矛盾。
与此同时，各地的军事力量严重削弱。军事预算和驻军的削减大大地减
少了能紧急动员应变的军队。长期只习惯于守卫任务的驻军发现要保持他们
的战斗技术和斗志必然是不可能的。但各地军队战斗力的下降还有进一步的
原因，这种情况只有在9世纪50年代后期才充分表现了出来。宪宗时期所采
用、并在他及其以后诸帝所推行的改革使战斗部队的规模变得很小，指挥权
又广泛地分散在节度使和刺史的手中。这些改革 （虽然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
用）旨在一举解决另一个问题，即藩镇兵力过于集中；但结果在以后的几十
年却把地方政府的兵力减少到不能维持地方治安的水平。除了边境的藩镇、
东北拒不听命的诸镇和内地一两个特殊的镇——如武宁（从870年起改为感
化）——以外，诸镇基本上变成文官性质的政府了。
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这些变化来看待法纪荡然和抗拒官府的行为逐渐频繁
的情况。845年诗人兼文学家杜牧从他的长江任所呈上的一份关于江贼的报
告中，详细地叙述了多达百名的帮匪在沿江袭击和洗劫居民地和市场而不受
①
惩罚的情景。 据杜牧所言，这些居民地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掠夺和盗匪的蹂
躏。值得注意的是，据说盗贼是从淮河区来到长江地区专事抢掠的。这说明，
他们在其他地方胡作非为，就能逃避在家乡地区的惩处。他们还需要一个秘
密市场以销赃。杜牧断言，他们与江淮地区的居民有广泛的联系，他们还乐
于对一些村落公然进行武装保护（但不知他是否看到过其中某些村落）。他
还确定这些盗匪贩运私盐；从其他许多史料中，我们看到这一时期出现了盐
和茶叶的走私活动。后者主要是财政问题，但由于这种人在进行活动时藐视
官府，并且不惜为他们的非法活动动用武力，所以他们也造成了一个治安问
题。杜牧提出并得到宰相李德裕支持的一个解决办法是，设立一支有50条船
的巡逻队在长江作战和保护其居民地。如果它真正实行，问题很可能成功地
解决。但总的说，严重的不法行为不断发生；一个重要的措施是，朝廷在852
①
年下令在各戍军地任命教练使，以便定期进行训练活动。事实上，盗匪活动
在859年第一次引起了规模不详的民众起义，但在当时，驻军本身却是朝廷
主要关心的对象。
虽然在历来多事之地（东北和武宁）麻烦依然不断发生，但这时地方驻
军的兵变和骚乱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兵变和骚乱在原来很少发生的长江诸
① 《全唐文》，卷751 第16—19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51 第8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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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和沿南方和西南边境的驻军中突然出现。后一种困境与9世纪中期以后来
自南诏的日趋严重的外来压力（对中国本部和安南）和这些地区的土著部落
日益扩大的暴动直接有关。政府感到难以将资源转用来加强南方的防务；办
法之一就是抽调内地各地军中的分遣队到那里服役。这个办法和其他临时应
急措施造成了后勤安排不当和服役期过长，从而又导致了南方戍军的不满和
偶尔出现的暴力行动。
在长江流域动乱的过程中，浙东的观察使在855年被赶出其治地，湖南、
江西和宣歙诸观察使也于858年被赶走，其起因部分是相似的。858年朝廷
官员张潜禀报皇帝，节度使和观察使们为了取得优良考绩，设法筹集财政结
余，当难以增加税收时，唯一可选择的办法是紧缩开支，而军需和军饷就是
①
最易下手之处。所以这类兵变与农村农民的苦难有关，但只是间接的。至少
以858年宣歙的兵变而言，一篇近期的研究论文表明它还有另一方面的原
②
因。对当时的观察使郑薰的苛政的反应是一场兵变，它表面上是武将康全泰
领导。但真正的领导人物是幕僚李惟真，此人同时又是一个富商，曾利用其
地位的庇护作用和特权而积聚了大量财产，而且私下招集了大批人马。此外，
他的同谋者之一有大量土地，为了灌溉，此人又把持了原来要使130户得益
的水源。这样的利益冲突无疑在各镇辖地很普遍；朝廷官员很想严厉推行不
利于这些人的个人私利的法律和中央政策，但这种企图始终有引起反对甚至
有力抵制的危险。
859年后期浙东裘甫的起义是一个世纪前袁枢之乱以来这一地区第一次
出现的军事大动乱。在整个唐王朝时期，东南一直异常平静，甚至807年浙
西李锜之乱也没有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