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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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建德驱军过河北西南部，打败了唐高祖之从弟李神通所领的唐军，并占领
了原属李密的强大据点和位于河南北部的黎阳仓。他曾受到王世充的攻击，
因为王世充认为他之占领黎阳是对自己领土的威胁，但是，他们双方又感到
有暂时联合起来的必要。窦建德认识到，唐王朝如果攻取了洛阳，会使它在
东北平原上获致重大的军事优势，从而会危及他自己的生存。他因此同意带
领一支部队去救援这座被围困的城市。
李世民的策略是先攻较强大、但因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的窦建德，在打
败了窦建德之后再去对付王世充。公元621年阴历五月，李世民大胜窦建德
军；窦建德本人负伤，并在战斗中被俘。当窦建德于四天后被押到洛阳城下
时，王世充已别无他路可走，只有投降唐军。这一次违反了唐高祖一般宽待
被俘对手的政策，窦建德在解往长安后被斩首，王世充则在放逐的途中被杀。
归根到底，唐高祖在争夺东北平原的斗争中比他的敌手们占有很大的优
势。山西和陕西是很可以闭关自守而在军事上比较安全的地区，他在这里能
够保存实力，蓄积资源和静待对手力量的耗竭。反之，河北河南地区的叛乱
者所处之地无天然防线，并且处于持续不断的军事压力之下，这种军事压力
来自互相征讨，也来自日益强大的唐军对他们的进攻。他们被迫将很多力量
用于防御。甚至要在几条战线上分散兵力。结果，他们不能彼此发动有效的
攻势，特别是对唐军不能发动这种攻势。
攻占洛阳和东北平原的结果使国内的力量对比最后变为有利于唐高祖，
因为他清除了他的最强大和最有组织的几位敌手。但是，强大的叛乱军队无
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都还在活动，而且时不时地有反对唐朝新政权的新集团
参加他们的行列。在作为唐王朝老营的山西北部，刘武周建立了一个叛乱政
权，它在公元622年以前一直困扰着太原府地区，他一再以突厥人为后援，
入侵太原地方。
但是，对唐朝政权构成最严重的新挑战的却是在东部平原崛起的力量。
窦建德的党羽由于害怕遭到他们原来领袖同样的命运，他们在公元621年后
期在河北发动叛乱，其领袖是窦建德原来的一个将领刘黑闼。这次叛乱在公
元623年初被平息，但这只是在刘黑闼重新从唐军手中夺回了东北平原大片
①
土地以后的事。甚至在这一叛乱被镇压下去以后，河北北部也依然在另一叛
乱分子高开道的控制之下：此人一度于公元620年降唐，次年又叛乱，最后
于624年才被除掉，被他的一个军官所杀。
不管怎样，全帝国还是逐步地落入了唐王朝的永久统治之下。公元621
年后期，前梁朝的皇室成员和自立为梁帝的萧铣 （他自公元617年起即控制
了湖北的大部分、湖南、江西和广东，因此是中国南部最强大的统治者），
②
在长江中游他的首都岳州投降了唐军。紧接着，拥有浙江和江苏南部广大地
① 传记见 《旧唐书》，卷55 第2258—2260 页；《新唐书》，卷86 第3715—3718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89 第5934 页起以下诸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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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李子通降唐；他是被另一准备降唐的叛乱分子杜伏威打败才投降的。公
元622年，占有山西北部的刘武周被他原来的庇护人——东突厥人——所
杀。随着高开道之死于河北和辅公祏的建康政权在公元624年的最后被荡
平，对唐政权的大规模抵抗已不复存在。唐高祖于是宣布正式大赦天下，并
为他的统一而安定的帝国颁布了新律令。③
③ 全文见 《册府元龟》，卷83 第30—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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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政策
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有时被形容成一个平庸之君和一个勉为其难的政务
家，把他说成很喜欢畋猎游乐，而不屑做令人厌烦的日常行政工作的人。像
他那个阶层的大多数人那样，唐高祖精于骑射，当然就喜欢狩猎，过着活动
量大的生活。他也被他朝廷中清教徒式的儒家人物们批评，说他极尽声色之
好。作为皇帝，他有时确以个人爱好和憎恶来任免官职；有一次，他因赏给
他的宠幸一个官职而使朝廷群情哗然。①
后来的批评家们批评他对人偏私不公，批评他易听朝中的闲言碎语或者
后宫的妇人之言。他确实爱发脾气，有时过于专断并急于下令施罚。例如公
元619年，他怀疑他太原时期最早的支持者刘文静有谋反嫌疑，就立即将他
处死。②
可是，他的这些性格特点不会使他的灼然可指和给人印象深刻的成就黯
然失色，因为他重建了一个强大和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且国运绵延几乎
达三个世纪之久。唐王朝在高祖治下胜利地建成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制度：
它们不仅成了唐代的标志，在许多方面继续深深地影响了直至20世纪的中国
的文明，并且还为受中国深刻影响的东亚新兴诸国——日本、朝鲜和越南—
—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样板。
中央政府和官僚体制的形成
唐高祖在战火纷飞的内战中要重建一个能行之有效的中央政府，必然会
遇到很大的困难。例如，在公元617年唐军攻克隋都的时候，纸张极为紧缺，
③
官吏们只得利用以前隋朝和北周的文卷的反面来书写。隋朝的国库和仓储本
来几乎空无所有，后来由于唐高祖喜欢大赏他的支持者而弄得更加空虚。在
最初，很难吸引适当的人选来政府供职，这一迹象表明，许多人怀疑唐军能
撑持多久，所以宁可等到内战形势更明朗的时候。但是当唐王朝逐步扩大的
领土统治权显示了它的军事力量，恢复了它的财政地位并渐渐获得民众信任
的时候，这些困难就逐渐被克服了。
唐朝中央政府的基本结构承袭了隋代所用的三省制度。这个制度包括门
下省和作为决策及顾问机构的内书省 （后来改名中书省）以及作为主要执行
机构的尚书省。隋朝覆灭以后，这三省的组织形式尚未达到后来那样精确分
明的程度，它所属的各官署的职权常常是重床叠屋，或者未予严格划分。在
高祖统治的初期，这个体制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导致了行政混乱，高祖
有时得亲自颁布诏令，而不是经过正常的官署渠道办理和发布。可是，三省
制度逐步被合理化，在唐太宗中叶，每一省的职能都得到明确的分工：中书
省知制诰；门下省有封驳之权；尚书省及其六部则负责施行。①
唐高祖时代的中央文官体制比起唐代后来的规模来说是很小的，它在最
高层相对地说也是不拘礼仪的，这反映了皇帝本人及其所任命的官吏之间出
① 《资治通鉴》，卷186 第5834 页。
② 《旧唐书》，卷57 第2293—2294 页；《资治通鉴》，卷187 第5861—5862 页。
③ 《唐会要》，卷56 第961 页。
① 见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载《新亚学报》，3。1 （1957 年），第39—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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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大致相仿。因为高祖在建立新朝代的过程中还感到把握不大，因此他任命
的行政班子都是最信得过的人：他的密友；太原起事和攻占隋都中的他的老
臣宿卫；他的亲朋故旧。高祖的12名宰相中，不少于8人都同隋室或唐室有
② ③
姻亲关系。 高祖的很多最高层文武官员都是他的太原军事幕僚中的旧部。
事实上，唐高祖的中央高级官员不外乎由下列三种人组成：他们作为隋朝的
官吏，有老经验；或者是北周、北齐或隋代官吏的子孙；或者是以前各朝代
皇室的遗裔。因此，唐王朝的秉政对以前各朝各代的统治精英集团没有形成
重大的挑战，更不能说它是一次社会革命。①
唐高祖的朝政被很少数高级顾问所把持，其中大多数人的出身与唐王朝
创建者相同，并且在他的叛乱初期诸阶段和他有牵连。不庸置疑，他的朝臣
②
中最有权势的人物是裴寂（公元569—628年）。裴寂原为前朝一个刺史的
儿子，幼孤，被其兄抚养长大。他在隋炀帝手下任过许多职务，最后做了晋
阳宫副监，唐高祖便是在这里起事的。裴寂在唐王朝建立的最初阶段中提供
了宝贵的帮助，他所得的酬劳也甚为可观。高祖登基以后，他被任命为右仆
射，知政事；终高祖统治之世未尝去职。但他没有什么将才，在绥靖战争中
③
经常吃大败仗。但是，高祖厚待裴寂，视之为个人至交，经常给与各种赏赐，
甚至在视朝时引与同坐。这种个人联系又因高祖之第六子纳裴寂之女而更加
牢固。
④
朝中另一位大权势人物是萧瑀 （公元575—648年）。他是后梁明帝之
子、隋炀帝皇后之弟，在隋代历任很多官职，隋炀帝当太子时授太子有千牛
之职。隋朝末年，他任职于西北诸州镇，曾在此地抗击过甘肃叛乱者薛举。
高祖攻取隋都以后，萧瑀纳土来降，被酬以殊勋。从公元618年至623年，
他先是内书令，而后又与裴寂同为尚书省仆射。萧瑀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行政
官员，对同僚持严厉批评态度，总是苛求于人，被许多朝臣所厌恶和惮服。
但是，唐高祖很重视他，重用他，让他和裴寂一起制定了于公元624年颁布
的行政法。
①
第三位大臣是命运不济的刘文静（公元568—619年），他在高祖治下
或许有同样显著的功业。他是太原起事的坚决支持者和定策人之一；在唐高
祖第一次组织政府时，他任门下省纳言 （侍中）和宰相。可是，在公元618
—619年的多次绥靖战役中，刘文静证明善于带兵，结果他和裴寂之间产生
了个人恩怨。唐高祖认为这是对他的政权的不忠，于是采纳了裴寂之言，即
② 见筑山治三郎：《唐代政治制度研究》（大阪，1967 年），第29 页。对高祖及其子女婚姻关系的异常
详尽的研究，又可见布目潮风： 《隋唐史研究》，第314—367 页。
③ 见布目潮风：《唐朝创业期的一个考察》，载《东洋史研究》，25。1 （1966 年），第3—15 页。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