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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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职竟使武后也感到是个政治负担。663年，他家庭的胡作非为再次成为朝
廷上的议题，李义府甚至不向皇帝求情而打算蒙混过关，他因而被流放到中
国南方的疫病区，三年后死在那里。当时，武后由于不再过于依靠他的支持，
而且她的位置也远比五年以前巩固，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挽救他。
那一时期反对武后的力量似乎以656年封为梁王的被废黜的前太子李忠
为中心，他们把李义府的倒台误解成为皇帝最终向武后的权力进行挑战的信
号。他们制订了一个把她也一网打尽的大胆计划。
在此以前，一生深受宗教和巫术影响的武后被一个道家术士所吸引，特
准他可自由出入皇宫见她。长期以来，中国人对皇室成员或朝廷命官参与巫
术感到非常恐惧，认为他们理应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唐律规定它为“十恶”
之一的大罪，对这种罪行，给予高级人士的任何法律特权都不适用，而且这
①
些罪行都明文规定不在赦免之列。因此664年李忠王府原先的一个宦官把事
情报告给皇帝时，看来高宗认为这是摆脱皇后支配的方便借口。
皇帝召来宰相、中书省侍郎上官仪（曾为李忠的顾问）“讨论”这件事。
不出高宗所料，上官仪建议以她的罪行为由废黜武后，皇帝命令上官仪就此
起草诏令。但武后已从她众多的皇宫耳目中得到于她不利的消息，她冲进皇
帝的居室以阻止事态的发展。胆小如鼠的高宗不敢与她面对面争辩，而是胆
怯地宣称废黜她的计划完全是由上官仪策划的。
这桩不幸事件的结局简单而又残酷。一贯忠实的许敬宗指控上官仪、前
太子李忠和首先告发武后的宦官共谋大逆。主犯被处决，并且再次清洗与这
些敌人有可疑联系的全体朝臣。他们全被贬黜或发配到边远地区。
从这以后，武后的政治统治是确定无疑的了。她的统治也公开化了。皇
帝上朝时她总坐在一旁，前面用帘子遮住，甚至监视皇帝所处理的每件细务。
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对此总结道：“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
①
于其口，天子垂拱而已”。高宗至此几乎完全无权，武后的反对派全被清除。
但是，武后的统治也不仅仅是搞宫廷阴谋和运用灵活的政治策略去处置
反对她的人。她的主宰朝政也包括参与制订新政策。第一个成果是657年末
① 《资治通鉴》，卷200 第6303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0 第6303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0 第6322 页。
① 《唐律疏义》，卷1 第七条第五恶，“不道”。
① 《资治通鉴》，卷201 第63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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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把洛阳定为永久性的东都。朝廷事实上已于太宗时期分三次迁到洛阳。但在
657年，它被正式定为第二个首都，而不是朝廷的行宫。每个部和每个衙门
都在洛阳设分支机构，662年甚至还在那里办起东都国子监。从此，整个朝
廷经常迁往新都去处理公务，长期成为定制。虽然在空荡荡的京师始终保留
着一个小小的留守政府，但实际上不但整个皇室及其随从，而且中央政府的
全部行政机构在这几次迁移中也转移一空。
几次迁都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且耗资巨大。众多的扈从人员给所
经之地带来了贫困，他们经过的地区通常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免缴赋税，
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所造成的破坏。高宗时期，朝廷迁往洛阳不少于
七次；高宗统治在建立新都后的26年中，约有十年在洛阳上朝。682年，朝
廷最后一次迁往洛阳，683年后期高宗死后，武后永久性地把朝廷迁往洛阳，
一直到701年。
朝廷在东、西两个京都之间来回迁移，使帝国财政极度紧张。洛阳需要
建造许多新的宫室和官署，以提供一个京都的必要设施。耗资巨大的工程在
高宗时期不断进行。因此，进行这一新的和花费极大的工程，一定是事出有
因。
对迁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首先是政治上的解释。长安是西北地区的自
然中心——当西北贵族集团已处于统治地位时，它是文职官僚机构的自然政
治中心。指定在公元前1000年前已成为帝国政治势力所在的东部平原附近的
另一个中心为新都，这本身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示，即西北政治势力的全盛期
已经过去了。迁都又是一个旨在取悦于许多东北出身的官员的行动，他们在
高宗时期当上了高官，并且算得上是武后最热心的支持者。
第二种解释纯粹是经济方面的。长安位于比较贫穷和生产不发达的地
区，易遭受长期的严重干旱。从外地供应长安谷物既困难，费用又极大。供
应洛阳的朝廷便容易得多，因为它直通隋朝修建的复杂的河渠网系。①
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没提供完整的答案。在朝廷迁往洛阳
时期，长安地区有时是繁荣的，而新的东都有时却遭受饥荒灾害。很可能有
第三种因素常常决定了迁都，这一因素就是被传统历史学家所强调的武后的
情感和精神状态。据说在骇人听闻地除掉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迷信的武后
常看到她们的鬼魂作祟，因此她感到继续住在长安是不能忍受的。②
武后的迷信和对宗教的沉溺还产生了其他后果。在成为其亲密伙伴的
男、女术士的影响下，武后越来越热衷于宗教的仪式和符咒。她摒弃传统，
创造新的标记，以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巩固她的地位和她实际控制的王
朝。高祖和太宗均用一个年号来代表他们的统治，武曌当了皇后以后，高宗
统治时期改元不少于13次。662年，中央官僚机器的许多主要职官名称改为
古称，到670年才恢复原来的形式。674年，皇帝和皇后采用中国历史上第
一次使用的庄严称呼：“天皇”和“天后”，武后想用这种称号使自己和她
丈夫的统治与以往中国历代君主的统治有所区别。
另一种宣告他们统治的辉煌成就的形式是举行古代意义最深远、最隆重
② 《全唐文》，卷12 第6 页。
① 全汉升： 《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1944 年）；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 版 （剑桥，1970
年），第84—87 页。
② 岑仲勉： 《隋唐史》（北京，1957 年），第142—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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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禅典礼。祭祀仪式在位于今山东省的中国主要圣岳泰山的山脚下和山顶
上举行，仪式象征性地对天地宣告，皇帝在人世的任务已胜利地完成。由于
封禅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很多皇帝担心举行这种仪式会因无充分理由而变
成妄自尊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这项活动只进行过六次，最后一次是在公元
①
56年。太宗曾三次计划举行封禅仪式：632年，被魏征劝阻；641年，太宗
已达洛阳，由于出现彗星而被劝阻，没有继续行进；648年，一次不合时宜
的洪水取消了仪式。②
③
659年，许敬宗在皇后的要求下上奏高宗，建议他举行封禅祭祀。因为
几百年来没有举行，祭祀的具体形式基本上已被遗忘，需要讨论和决定，经
过长时间拖延之后，高宗终于于666年阴历元旦在山脚开始了复杂的礼仪，
第二天清晨上山完成仪式。尽管没有妇女参与的先例，但武后仍违反传统，
计划扮演一个主角，于是她率领嫔妃及皇族亲眷作为第二队以表示她具有与
皇帝平起平坐的合法地位。④
高宗统治后期，武后鼓动他在洛阳附近的圣岳嵩山和其他圣岳举行同样
仪式。嵩山的仪式安排在676年冬，但因吐蕃入侵而未果。后又安排在679
年末，但又因与突厥人的纠纷而被取消。武后又在683年安排了第三次，但
由于皇帝生病而不得不取消。⑤
武后迷恋古代礼仪的另一例可在668至669年的一个提案中看到，这个
提案主张恢复建筑“明堂”的古制。“明堂”是向上帝献祭的建筑，它的设
计适合举行最重要的礼仪，同时也是一个朝觐大殿。在明堂举行的仪式将反
映皇帝（当然也包括皇后）的世俗权力以及与天的和谐关系。但负责讨论应
建成什么样的大堂的学者们未取得一致意见，这个计划因此被取消。武后直
到高宗死去，自己当上最高统治者，才成功地建起了明堂。①
武后不论怎样着迷于把王朝与超自然力量联系起来，她还要确保王朝与
统治阶级的世俗关系的加强，以有利于王朝。
如前所述，在太宗时期，638年编成的《氏族志》试图列出全国的大姓
并进行分等。皇后自己的家族武氏，因为社会地位较低而未能列入。很清楚，
这是一个必须纠正的遗漏。659年末，多半是在皇帝直接命令下，许敬宗奏
请注意《贞观氏族志》中这个严重的缺点，为此下诏编辑200卷的新《姓氏
录》。高宗亲自作序并确定应遵循的等级序列。武氏及其他皇妃的家族安排
在第一等级中，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但新志有很大变化，它只收唐代五品以
上官员的家庭。从前长期依据的“家庭出身”和社会承认的原则被取消；新
志远比旧志充实，因为它的范围扩大到当时兴起的统治官僚阶级。②
同时，政府再次针对有社会威望的山东大族“四姓”采取行动，它们原
① 沙畹：《泰山》（巴黎，1910 年），第18—20 页。
② 《唐会要》，卷7 第79—95 页。
③ 《唐会要》，卷7 第95—101 页；《旧唐书》，卷23 第886—887 页；《资治通鉴》，卷200 第6316 页。
④ 《唐会要》，卷7 第98 页。
① 《唐会要》，卷12 第283—285 页。
② 《唐会要》，卷36 第664—665 页；又见池田温在《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所写的一章；池田温： 《唐
代氏族志的考察》，载 《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3 （1965 年），第3—64 页；崔瑞德：《唐代统治阶
级的组成：从敦煌发掘的新证据》，载芮沃寿、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 年），第
47—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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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已是太宗的《氏族志》反对的目标。这一行动并不损害众多东北人在高宗
统治下享有的总的有利地位。这些东北人尽管来自同一地区，但大多只具有
次一等的社会地位。自太宗下诏试图削减山东大姓的特权以来，他们的社会
地位并没有明显下降。他们继续大规模地进行内部通婚，要求那些想与他们
联姻的外姓人付出大量财礼，甚至干脆拒绝求婚。另外，他们之中的大多数
已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