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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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典，以便正式敬奉这一祥兆，并把年号改为“永昌”以应此预兆。她计划
把这些盛典与新完成的明堂的启用结合起来举行，并下令全国名流应一律在
洛阳集合庆祝。这当然也包括广泛地分散在全国各地担任刺史的李氏皇室的
旁支成员在内。
对唐室诸王来说，邀请是不受欢迎的。在最近几年，他们已越来越被排
斥而不能在政治上起任何有意义的作用；一份史料指出，他们已无寸土之地
为己有。诸王很了解京师的事件，显然也清楚他们作为武后实现其野心的障
碍，处境很危险；所以他们甚至可能在接到召赴京师的通知前正在策划对策。
②但是他们是在得知武后正在准备死亡陷阱这一警告后才突然行动的。他们理
解，集体拒绝参加庆典也会获罪，就决定谋反。在起义中能鼓动人心的人物
是睿宗的叔祖、四川通州的刺史李譔。他伪造诏书和派密使分赴四方的亲戚，
在时间紧迫和交通困难的情况下协调起义。但由于一个过急地在河北的博州
（高宗之侄李冲在那里任刺史）征募军队的行动，计划被破坏。我们已经注
意到，这一地区有强烈的好战传统和分离主义倾向，所以可能是最适宜这类
①
冒险的地方，可是李冲所能征募的军队不超过5000人。甚至这些人也不热
心，在第一次受挫时就已溃散。在帝国主力军到达时，叛乱已告结束，李冲
也死于自己的部将手下。在洛阳附近的豫州，刺史是李冲之父、武后之内兄
③ 《全唐文》，卷96 第16—22 页；《文苑英华》，卷463 第1 — 6页。
① 见《资治通鉴》，卷204 第6448—6449 页。武后高度重视这一祥瑞，以致她正式称它为天授圣图，并采
用“天授”为其新王朝的第一个年号。
② 《旧唐书》，卷76 第2661 页。
① 浦立本在其 《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5—81 页）中回顾了初唐河北道的特殊情况，并附完整的参考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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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李贞，当知道他儿子的行动已使他遭殃时，他感到自己只能造反了，于是
他用尽一切手段征募了几千人。这些人在勤王军到达前四下逃窜，随着李贞
的战败和自杀，所谓的诸王之乱很快结束。②
这次起义成为国内对武后的最后一次反抗，虽然它几乎不是真正的威
胁，但过度恐怖的惩罚却持续到691年的相当一段时期。直到那时，李氏宗
族不论有罪无罪都遭到蓄意的杀戮。只有流放在遥远的南方的少数儿童得以
幸存。传统的史学家一致谴责武后的残暴，但也勉强承认在粉碎叛乱时，她
得到全国的支持。
李氏宗族中最有声望的成员在利用一些矫造的诏旨时也未能唤起人们对
他们事业的很高热情。甚至总是批判武后的司马光也专门指出，李贞集团中
有官品的500名成员除一人外都是被胁迫参加叛乱的。③
对武后来说，她平息起义的成功进一步证实她一定得到上苍的庇佑。688
年阴历十二月，她穿戴帝王服饰，主持推迟了的盛典，据一份史料记载，它
是“唐兴以来未之有也”的盛典。在典礼中，祭祀她父亲的规格相当于开国
之君，而礼仪不言而喻是模仿古周朝的。多年来，武后一直把她与这一最受
称颂的周王朝联系起来，并模仿它的官职称号、建筑、典礼和历法。正像李
氏皇族曾宣称老子为它的祖先那样，她也把著名的周霸占王当作自己的始
祖。因此事实似乎是，她选自己的王朝的名称为“周”，可能不是因为追赠
她父亲的封地为周，而是为了与古代周朝联系起来。不只是像王莽这样的篡
位者，在她以前的有野心的统治者都用过同样的手法。她的目的是，至少象
征性地重新建立据历史声称已在第一个周代达到的至治之世。①
两个更深入的步骤为篡位铺平了道路。首先是颁布一批代替常用字
“日”、“月”等旧字形的新字，这可以看作是武后把自己与传奇中的中文
造字者相比的含蓄的行动。在一份造新字的法令中，她回顾在文字系统的漫
长历史中，方块字已变得如此复杂，以致许多存在的字甚至连学者也不认识。
因此，作为一个持续改革的开端，她造了12个保持字的起源和能说明其真实
意义的新字。例如，她的名字的新字为“曌”，其组成部分表示天体照亮下
②
面的空处。她说，它象征“天下来归资朕之政”。敦煌和当时的碑文，甚至
日本的证据都表明，这些字在中华世界中广泛流行，并且不时被新字补充。
深受历史学家批评的这些杜撰的字反映了武后对象征符号的持久的兴趣，并
且还可以被视为一种宣传行动，虽然这一行动必然地只限于文人阶级。对广
大的平民来说，他们需要另一种信仰，佛教满足了这一要求。
只是到近期，历史学界才了解大乘教的信仰和实践是多么深入地渗透进
② 《资治通鉴》，卷204 第 6449—6452 页，载于《旧唐书》卷64 第2431—2432 页和卷76 第2661 页以
下的诸王的传记中所举的细节可以补充这一记载。关于叛乱的后果，见《资治通鉴》，卷204 第6457 页。
① 一般认为选择她的国号为“周”的原因是，它是追赠武后之父第一个封地的名称。有几个原因使这个解
释不可能成立。我要感谢谷川道雄，他的 《周隋革命本末——周礼国家的悲剧》一文（载《古代文化》，
18。5 〔1967 年〕，第89—94 页）首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并且举了先例。见R。W。L。吉索：《武则天的正统
性》，为1975 年6 月在阿西洛马尔召开的中国历史正统性会议准备的未发表论文。
② 常盤大定的《武周新字之研究》（载《东方学报》〔东京〕， 6 〔1936 年〕，第5—42 页）对新字作了
充分讨论。关于更简明的叙述，见内藤乾吉：《敦煌发见唐职制户婚厩库律断简》，载《石滨先生古稀纪
念东洋学论丛》 （大阪，1989 年），第339—3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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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代的平民生活之中。当时一部不重要的 《大云经》有两种现成的译文。
经中包括弥勒佛即将下凡为女神和君临全世界的预言。流传至今的一个版本
对她的时代作了令人目眩的诺言，它描述道：“谷米丰熟，快乐无极。人民
炽盛，无有衰耗痛苦忧恼恐怖祸难……邻比诸王，咸来归属……尔时诸臣即
②
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根据大部分史料，武后的僧人面
首薛怀义发现了经文，作了适当的注释，并指出长期等待的下凡的神竟是他
③
的庇护人！武后表示惊奇，但当然高兴；她立刻颁布了这一教义。在一次对
佛僧广施恩泽的令人惊愕的行动中，她在全国各州兴建国家维护的大云寺，
其中有的是新建的，另一些则是现存并受帝王庇护的寺庙。九名编写注疏的
高僧被封为县公，并得到高级官员的服饰；一千多名佛僧被授予圣职。武后
后来将“慈氏越古”加在她的头衔之中。④
这时一切准备就绪。690年阴历八月，武后形式上拒绝了要她登基的三
次连续的请愿，其中的一次请愿书上有六万余人的姓名。但当她得知她的象
征——凤凰——已出现在皇宫上空，一群赤雀也翱翔在觐见殿周围，她认识
到天意不可违。睿宗退位。武后庄严地成了堂堂的周代的“圣神皇帝”。妇
女成为中国的皇帝，这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
① 关于《大云经》，见矢吹敬辉的明确的研究著作《三阶教研究》（东京，1927 年），第685—761 页。
关于佛寺，见冢本善隆：《日中佛教交流史研究》（东京，1944 年），第25—31 页。安东尼奥·福特的
《7 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 （那不勒斯，1977 年）为一部非常详尽的研究，并附一切有关文
字的完整译文。又见R。W。L。吉索：《武则天的正统性》。
② 《大方等无想经》，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12 第1107 页。
③ 关于这一事件的各种佛教和非佛教的记载有许多矛盾说法，见S。温斯坦在 《剑桥中国史》第4 卷中的论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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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 （690—705年）
同时代的人并没有把周朝看成是唐朝延续性的截然中断。在705年唐代
中兴的一份文告中，中宗在谈及武后时说：“亶聪成德，濬哲应期，用初九
①
之英谟，开太一之宏略。” 在同一文献中，他继续争辩说，实际上没有发生
变化，她恢复了唐的基本政策，在促进教育，兴建学校寺庙，量才录用官员，
主持许多文学和历史汇编，重新宽恕那些使她受蒙骗而被酷吏迫害的人等方
面，不过在为李氏宗族工作，如此的赞扬竟出自武后长期剥夺其继位权的人
之口，这件事本身是惊人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对待这次篡位的“官
方路线”。只是在这个世纪，更具体地说，根据陈寅恪最初提出的假设，周
朝不仅代表了一种政治变化，而且代表了一种意义重大的社会革命；从此以
②
后历史学家才开始改变传统的观点。当前中国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武后
是被剥削阶级反对唐代社会中的贵族和地主分子的斗士，而日本的历史学家
近来则设法认定有一个“新兴”阶级，武后企图取得它的支持，以代替不能
①
宽恕的传统贵族的支持。但在关于唐代史料性质的几大问题得到解决以前，
有关社会阶级及与它相联系的论题必然是得不出结论的。
在唐室诸王之乱失败后，周代的改朝换代进程进行得很顺利，没有遭到
反对。武后迅速制定了新王朝的行政细则并定都洛阳。早在7世纪60年代，
她和高宗已在一份诏书中认定洛阳在交通和供应方面优于长安；而中国的经
②
济中心向南面和东面的逐渐转移从此又加强了这些优势。当武后选洛阳为都
时，她一定意识到自己与唐都及那些已调到那里任职的忠于唐朝的氏族断绝
关系的好处。作为安全的额外措施，据说她从关中的长安周围地区迁移十万
③
户去充实该城。有才能的官员像徐有功、狄仁杰和李昭德等人也来到新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