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第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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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忠于王朝的节度使的军队，但这些军队不论设置在边境沿线或分布于整
个华北，都不在它的直接权力之下。
从一开始，内地几处军队大集结的继续存在（甚至在和平恢复后仍如此）
妨碍了想重新树立中央权威的任何坚定和有效的活动。情况确实如此，原因
有二：地方戍军常常是动乱的根源；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争取独立地位的有
野心的地方领袖提供力量。地
方部队内部的哗变和动乱是经常的，这些情况有时是暴虐和无人道的领导造
成的苦难引起的，如764年河中和775年河阳的情况；但由于单纯的个人对
抗和军纪败坏造成的这些情况至少同样经常，如770年的湖南和774年的汴
①
州就是如此。虽然它们助长了总的不安全感，并且它们一直有发展成大暴乱
的危险，但这类动乱的影响主要是地方性质的。
受这类戍军支撑的基本自治的地方政治权力的出现则是另一回事。这些
势力为了有效地控制帝国的要地，最后甚至为了取得那里的主权，很快向中
央政府进行挑战。军事力量不但支持它们的野心，而且为它们的领袖赖以在
领地中取得充分完整的控制提供了手段。这样，从那些长期在中央控制之外
的地方政体，我们可以发现从以原来派在该地区的军队为基础的狭隘的军事
权力发展成真正在地方割据称雄的明确迹象。甚至像魏博和昭义那样的藩镇
（前者不受节制，后者效忠朝廷），情况也是如此，它们的军队只是在安禄
山叛乱以后的时期通过大规模征募和训练地方居民以后才变得难以对付。
中央政府是非常了解军事力量分散的种种危险的。但它缺乏消灭这种现
象或对地方势力施加任何严密的中央控制的手段：各地的军事领袖和一般士
兵都激烈反对这类政策。因此它对诸如战时英雄郭子仪提出的取消军事藩镇
① 岑仲勉的 《隋唐史》（第272—273 页）论述了道的数字和变动情况。
② 《旧唐书》卷17 下第567 页、《新唐书》卷164 第5057 页和《册府元龟》卷486 第21 页估计的数字可
能偏低，现向上稍作修正。
① 见《资治通鉴》，卷223 第7166—7167 页；卷224 第7214 页；卷225 第7225、7229 页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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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和对文官独孤及提出的紧缩所有内地各地的军队规模的建议，都无实
②
施的企图。随着叛乱后局势的明朗化，有人认识到，为了抵消不直接受中央
控制的藩镇力量，在直接受中央控制的几个藩镇保持庞大的驻军是绝对必要
的。随时由中央政府调遣的大部分兵力分驻在西北边境沿线。总的说，这些
军队造成的问题比内地军队少，这无非是因为他们驻守的地区很贫困，而且
人口稀少，所以深深地依赖中央政府的供应和资金。可是安禄山之乱以后时
期第一个政治军事大危机却在边防军中发生，这场危机虽是短命的，但却有
深远的后果。
叛乱时期其功勋可与郭子仪和李光弼媲美的杰出英雄仆固怀恩是一个具
有回纥血统的职业军官，曾指挥过结束叛乱的最后的扫荡战。作为西北地方
军的指挥官，他在帝国胜利后的几个月中依然是军界最有实力的人物。763
年秋，当他带领回纥可汗及其朝臣在参与镇压叛乱后回国时，他和他的贵宾
发现河东节度使不让他们进入太原。节度使提出的借口是安全预防措施，但
私仇可能是这次纠纷的根源。在这次发生的激烈争吵中，仆固不无理由地感
到朝廷不给他足够的支持。结果，当他在等待报私仇的时机时，他命令朔方
军在河东消极观望，尽管吐蕃有入侵京师西面之势。吐蕃人11月确实跨越边
境时，他们迅速地打垮了面临的有限抵抗；由于附近各镇的节度使和仆固本
人都没有响应要求支援的紧急呼吁，吐蕃人进而占领长安。朝廷在七年中第
二次出逃，这一次东逃至黄河河畔的陕州避难。由于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无
力据守京师，吐蕃人在两周后就撤走。生命和财产遭受一定的损失，但受到
远为巨大损害的则是和平重新来临后刚刚有所恢复的帝国威望。①
结果，事情变得很明显：第一，政府再也没有完全可依赖的军队可供调
遣；第二，它的主要目标必须是防御来自吐蕃人的外来威胁。仆固怀恩被宫
廷策划的阴谋赶下了台，他的朔方戍军指挥官的职务由郭子仪接替，同时对
边防军的多少更有效的新部署也得以进行。仆固怀恩逃往在今宁夏境内的灵
武，并在764年秋与吐蕃人联合，为他们领路和领导新的入侵。这一次深入
中国领土的打击未取得持久的收获。在下一年，他组成了吐蕃人、自己的回
纥人和其他部落民族的一个广泛的联盟准备入侵中国。但对唐朝来说幸运的
是，他在入侵期间得病，不久死去。在这整整的十年中，吐蕃人每年秋季进
攻边境，这些袭击构成了安全、后勤和士气方面的严重问题。随着吐蕃的威
胁，名义上友好的回纥人表现出模棱两可和不明确的态度。这种外来威胁严
重地防碍了政府在中国内地恢复中央对不同的区域权力中心的控制的努力。
在开始时，政府对哪些地方当局会响应它的指令和哪些地方会拒不服从
是不完全清楚的。与各地的关系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趋于明朗，并且因考
验和错误判断而更加清楚。每一次的最终考验是中央政府选任各镇节度使的
能力的大小。在长江流域及以南，政府稳定地保持这种权力，虽然那里偶尔
发生哗变和动乱，却不存在真正的军事问题。在北方，类型则很不一致，至
少在最初是完全不能预测的。虽然在某一特定时期政府掌握了对大部分地方
节度使的挑选权，但在面临有力的地方（军事）反对时，它通常不能对某镇
强加它的人选。可是在安禄山之乱后的十年中，它确实在一些困难的、或是
潜在困难的局势中成功地作出了一些人事变动。例如在764年，它设法安全
② 《资治通鉴》，卷223 第7165、7173 页；《全唐文》，卷384 第20—22 页。
① 彼得森：《仆固怀恩和唐朝廷》，第423—4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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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地把一名前叛乱将领从汴渠边的战略要镇汴州调到一个比较次要的地
方，而以一名效忠王朝的将领接替。767年，它使用武力在陕西东南的华州
清除了一名拒不听命的节度使，因为此镇太靠近京师，使它放心不下；773
年它任命自己选择的节度使去控制河北的黄河边上虽小但很重要的义成军，
并顶住了当地守军要求任命他们自己的一个军官的压力。
同时，中央政府在实施一项有关的政策，即在把地方的权力交还文官时
也有一定的进展。在叛乱结束时，各地的长官 （不论其具体官称是什么）有
近75％是军人。到779年的代宗末年，这一比率已减少到约五分之三。这些
成就主要在南方取得，因为在许多北方藩镇，由于战略的原因，强大的军事
①
力量的存在是必要的，职业军事领导的保持不会带来不能接受的安全风险。
但是尽管政府在有些情况下有所进展，但在其他情况下它却没有力量将
其意愿加在与地方军人相勾结并加以利用的有野心的节度使身上。763年在
襄州（在汉水边上），765年在平卢 （当时是平卢军已被调去的山东一个重
要藩镇的名称）和767年在四川 （那里全是“效忠”的镇），政府对地方将
领之间的权力斗争被迫袖手旁观，然后给得胜者奖以节度使的正式任命。在
前叛乱者领地的第一起这类事例发生在768年的幽州，当时节度使被刺。朝
廷对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威信感到有足够的信心，以致派了自己的一名高级官
员去掌管该地。但是地方驻军的一次武力炫耀就足以迫使他返回，然后那名
刺客就得到合法的批准而成为节度使。四年后当他也不得善终时，朝廷不打
算干预，而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观望期，才正式批准继任人选。
政府直到775年才对一个拒不听命的藩镇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但即使在
当时它也只是在最狂妄的挑衅后采取行动的。这一危机发生在河北是不足为
奇的，那里的魏博在前安禄山的、精明和足智多谋的副将田承嗣的领导下已
成为四个藩镇中最强的一个。775年，田承嗣企图接管邻近的一个已经更换
节度使的相卫镇。如果这一行动成功并被群起效尤，帝国就会发生混乱。因
此政府命令附近的九个藩镇对田承嗣发动一次征讨。它们之中有的非常愿意
行动，以便取得一份战利品；它们还可能都得到朝廷的资金。中央政府的主
要目标是牵制甚至降服魏博，但它一定还希望这次冲突有助于削弱一些不很
听话的藩镇。
这些目标只被完成了一部分。田承嗣通过兼用计谋、外交和及时的胜利，
能够保持他的军事地位。此外，其他强大的藩镇节度使终于认识到，他们的
长远利益远远与田承嗣的利益而不是与朝廷的利益相通。结果，在赢得了一
些大小适当的领地后，幽州、成德和平卢诸镇妥协并最后放弃征讨。这虽然
导致朝廷在776年早期完全停止作战而没有降服魏博，但它至少已经使魏博
不能为所欲为。魏博虽然面临众寡悬殊的不利形势，总的说丧失了很少的领
地，但它取得的半个相卫镇 （它此时不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补偿了它在其
他地方的损失。此外，它已经有说服力地显示出个别有强大武装的藩镇的防
御生存能力，尤其在河北的藩镇更是如此，因为朝廷在对那里的个别节度使
采取任何行动时，能指望得到的支持很少。①
那一年（776年）的晚些时候，朝廷的确成功地利用了一批联合的地方
① 这些结论根据吴廷燮的表作出。见彼得森的《763 至875 年期间官员任命的控制与唐代各道世袭官职的
发生率》，这是为1962 年芝加哥召开的“唐宋时代传统和变化”会议准备的未发表论文。
① 关于这一事件，见彼得森的《帝国的分离部分》第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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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消灭了一个有潜在危险的地方领袖。一个不出名的将领李灵耀在汴州的节
度使死后已经夺取了那里的控制权，并且立刻开始执行一条傲慢的独立路
线。对在汴渠边上的战略要地出现的这种行为，朝廷简直是不能容忍的。为
了消灭他，朝廷发动了一场战役，并且立刻取得胜利，尽管不知悔改的魏博
节度使对叛乱者提供了援助；在汴州地区，朝廷作出了崭新的行政安排。
但在这类情况下，参加战役的藩镇从胜利中取得的利益往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