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4-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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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后来《明史》评论说:“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现在看来,这个观点,仍然可说是史家灼见。不过,更确切地说,是他种下了亡国的祸根。
四
神宗死后,继位的就是拖了许多年才立为太子的常洛,即光宗(泰昌皇帝)。他只做了三十天皇帝,便呜呼哀哉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留下一个“红丸案”,一个“移宫案”,使整个朝廷的“党争”趋于白热化。而所谓“红丸案”与“移宫案”,其实就是“梃击案”的发展与延伸。
当光宗还在做太子时,太子妃已经去世。所以他即位时,已经没有皇后。他所宠爱的是一位姓李的选侍(从宫中选出来侍候太子的宫女)。而神宗留下的郑贵妃,这时害怕光宗因“梃击案”而嫉恨她,便与李选侍交结,想借李选侍之助在光宗即位时取得“皇太后”的封号,且李选侍也想晋封为贵妃。于是,郑贵妃就“饰美女四人以进”来笼络光宗。而这位光宗皇帝,似乎做太子时被冷落太久,一登皇位就急于想过皇帝瘾,以致外廷传说他“日幸数女”,甚至说“一夜幸二女一男”。很快他就生了病,随后就因服“红丸”而丧命。究竟这“红丸”是不可多服的壮阳药还是毒药,群臣都不知道。这位短命皇帝,几乎什么也没干,惟一的好事,只是以“先皇遗诏”的方式下旨:一、罢天下矿税,撤消税监;二、令发内帑银百万两,解赴辽东经略熊廷弼处犒赏军士;又发内帑银百万两,解赴九边抚按官,酌量犒劳。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他在做太子以前,就受过儒臣们的教育,多少已经知道:“矿税”与“税监”是神宗朝最招民怨的弊政;边防是王朝生死攸关的大事。如果这个皇帝不短命,明朝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干什么,就把命“花”掉了。这好像是天命,实际上,也是神宗朝宫廷生活之糜烂,导致了“子承父教”的后果。
光宗死时,还没有来得及册立太子。皇长子由校才十六岁,一向由李选侍及乳母客氏抚养。群臣因为李选侍是郑贵妃的人,担心她们一个要封太皇太后,一个要封太后,将来有干预朝政的可能,于是,在小皇帝熹宗(天启皇帝)登极时,坚持要李选侍从皇帝住的华清宫搬出,移居别宫。这样就又闹出了“移宫案”。当时,极力主张“移宫”的兵部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人,都是“东林”人士。后来“东林党”惨遭杀戮的“党祸”,就是因为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发生时,坚持与郑贵妃、李选侍等作对的“东林”人士所致。这些“东林”士子,饱读儒家经典,熟悉科场门道,以“气节”自负,以“正人”自居,但他们多半不懂权术,不谙人情世故。例如,杨涟、左光斗,都处在言官位置上,既与外廷的“浙党”早有门户之见,朋党之争,又与内廷的嫔妃、太监结怨。他们在朝廷内斗中,自然就处在刀口上了。
熹宗登基以后,李选侍虽已移宫,但熹宗的乳母客氏,却被封为“奉政夫人”,甚为亲信。而与客氏结为“对食”(即宫中“形式上的夫妻”)的太监魏忠贤,这时已经开始政治活动了。于是,小皇帝熹宗,很快就成为了客氏和魏忠贤手中的傀儡。这样,魏忠贤与浙党官员合谋害死司礼监太监王安以后,取得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职位,负责向外廷传达皇帝的旨意,并有权代皇上作“朱批”。他当然会要设法削弱与自己作对的东林党人的势力。而东林党人初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处境。
当时,“东林士子”名满天下,每次科考,东林党都有不少人登榜。他们互相提挈,在朝中已经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势力。但实际他们没有多少深远的谋略与起衰救敝的政治才能,似乎一心一意想干的,只是要“维护朝廷纲纪”。他们坚持“正人”与“邪佞”相对立,想对皇帝“导之以正”,实现儒家“为帝王师”的理想。因此,在神宗朝,他们与“浙党”的斗争,一直处于受压的地位。到熹宗即位时,他们借“红丸案”与“移宫案”,迫使浙党首辅方从哲退休,又抓住浙党御史崔呈秀贪污的把柄,将其黜退,但是,他们却没提防“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担任了提督“东厂”特务机构的职位以后,与锦衣卫都督田汝耕勾结,掌握了对朝臣进行侦查、逮捕、审讯与责罚的大权。这时,魏忠贤利用“浙党”及其他趋附自己的廷臣与“东林党”的矛盾,已经把“消灭东林党”作为他掌握朝政大权的第一个目标。加之,东林党人的“党”性太强,自己以“正人”自居,几乎把非东林的人尽视为“邪佞”,以致非但促成了“浙党”与魏忠贤的合谋,而且,使“昆”、“齐”、“楚”、“宣”的人也尽皆趋附魏忠贤,与东林党对抗。加之东林党人又不懂斗争策略,一意炫耀自己“正直”,以致他们很快就从辅佐皇帝登基的功臣变成了皇帝的对立面了。
东林党人的书生气,可以从文震孟的一份奏疏上看出来。这份奏疏上有一段话说:“……皇上昧爽临朝,鸿胪引奏,第如傀儡登场,了无生意。窃意祖宗朝,设有科道部院,必当以次白事,献可替否,皇上每与辅臣商决焉。不惟圣智日练,即诸臣亦可试其职守。若仅周旋进退,祗毕朝仪,何为也?”这份奏疏,从《三朝野记》叙事的次第看,大约写于天启二年(1622年),是熹宗刚做了一年多皇帝的时候。奏疏的用意本来是好的,但把皇帝临朝比作“傀儡登场”,不仅是对皇帝权威的公然蔑视,而且也是对其人格的侮辱。东林党人的这类轻率行为,在当时可以叫作“卖直非君、逆言犯上”,实际上等于飞蛾扑火,在政治斗争中无疑会授人以柄,是十分愚蠢的。
魏忠贤虽然目不识丁,政治斗争手段却比东林党的文士狡猾得多。他见到这份奏疏后,马上就叫人在皇帝面前演了几出傀儡戏,指着奏疏上“傀儡登场”这句话向皇帝说:这是“讥侮朝廷”。东林党人因此触怒熹宗,文震孟当即受到了降职处分。而且魏忠贤那一党子人,却非常善于利用皇帝的权威,来张大自己的声势。熹宗这时还只是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在宫中贪玩爱耍,喜欢做木工,盖小房子,盖了又拆,拆了又盖,不愿让别人打扰。每逢熹宗盖房子正在兴头上的时候,魏忠贤就指使人拿一大叠奏疏上奏,熹宗听了就说:“我知道了,你们去办吧。”这样一来,对任何事,魏忠贤就找几个外廷的官员做参谋,商量一下,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试想,东林党的大臣们参劾魏忠贤的奏疏,等于是交给魏忠贤去作“朱批”,怎么会不遭“中旨”罚黜呢?“中旨”就出在魏忠贤手上。到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使趋附自己的“昆”、“齐”、“浙”党的人加入内阁,东林党的首辅和吏部尚书、都御史等,已经受到彻底倾轧和制约了。到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没有劾倒魏忠贤的希望。随后,东林党人只得一个个被排挤出阁,或获罪被逐,朝政便完全由魏忠贤一手遮天了。
接着,魏忠贤与外廷的“昆”、“齐”、“浙”党(实际上已融合成听命于魏忠贤的“阉党”)内呼外应,诬陷东林党人“党同伐异,招权纳贿”,大杀东林党人。天启五年(1625年),东林党杨涟、左光斗等十七位大臣,被锦衣卫提拿回京,交镇抚司拷问,竟有十五人被酷刑拷掠,血肉模糊地惨死在狱中,只有高攀龙先期投水自杀,没有被捕受刑。一时“东林”被称为“奸党”,被魏忠贤令人按《水浒传》上的绰号,捏造出一百零八人的《点将录》,株连甚广。凡与东林党有瓜葛的人,几无不遭害。朝廷被弄得阴风惨惨,杀气腾腾。“浙党”乘机为“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翻案,魏忠贤则借此把过去因“三案”而被罚的官员,全部起用复职,壮大了自己的声势。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又使人奏请修《三朝要典》,根据为“三案”翻案的理由与经过,按所需要的“曲笔”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方式,为东林党定罪,写入皇家史册,做成铁案。
在魏忠贤得势以后,与东林党对立的各派官员,纷纷投靠到魏忠贤的门下,有的人甚至自称“侄儿”、“干儿”,形成了一股把持朝政的邪恶势力,被称为“阉党”、“珰党”或“魏党”。到天启五年秋,朝廷的内阁首辅、六部大臣以及各地的总督、巡抚,都已经遍布魏忠贤的党羽。于是,巴结魏忠贤的官员,纷纷上表为魏忠贤歌功颂德。到天启六年夏,就有人请为魏忠贤建“生祠”(即活人的纪念堂)。一时间,各地官员群起仿效,魏忠贤的生祠竟遍布天下。甚至把魏忠贤的生祠建到了京城的文庙旁边,“配享孔子”。到天启六年冬,魏忠贤被晋爵为上公,被拍马屁的官员呼为“九千岁”。此时,明朝的朝政大权,实际上已经完全落到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手里,皇帝的“傀儡”作用都已经可有可无了。
后世的史家,有人以为是明朝的“群臣互制”起了作用,但实际上,在魏忠贤“生祠”遍天下的时候,“群臣互制”的制度作用已经完全破产。客观地看,魏忠贤不敢篡皇帝位,可能主要还在于受到了传统观念与军事力量的制约。一则因为他是太监,历史上没有太监做皇帝的先例,他不能不顾虑天下臣民的不服;二则他并没有掌握足够的军队,明朝所封的藩王随时可能起兵“靖难”,他不能不怕;三则魏忠贤党羽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得人心的,起“生祠”、呼“九千岁”都只是一时趋炎附势的假象,并不可靠。例如,锦衣卫逮捕东林党大臣时,江南已出现人民自发集合反抗的事件,他自己不能不心虚。总的来说,是因为魏忠贤的把戏,原本是“狐假虎威”,只有“虎”在的时候,“狐”才可以有威,一旦没有了“虎”,“狐”就没有威了。
在明朝的文官们忙于内斗、忙于给魏忠贤建生祠的这段时间里,北方的战场却已“全线崩溃”。原先担任经略的熊廷弼,在杨镐十万大军兵败以后,审时度势地采取据险固守的战略,力保危城,本来已经稳住了北方战线,但是,熹宗一登基,马上听信几个文官无是生非的参劾,认为熊廷弼“师久无功”,把他撤换回京问罪,而换上不熟悉边情、一心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