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六卷啼血的行吟--"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小说世界 作者:沈庆利-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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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似乎被认定只能有更不好的婚姻。”
事实的确如此，我们看到，那原本不属于翠竹任何过失的第一任丈夫的意外死亡，却成了她“不贞洁”的人格污点。像翠竹这样处于社会边缘化的女性，一旦婚姻发生了意外，她的整个生存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她改嫁别人，又将使其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如果改嫁后的婚姻生活仍然不能如意，那么她实际上已经别无退路。可见在整个婚姻关系中，翠竹实际上是处于多么弱势的地位。而从文本的一些描述可以看出，翠竹的家庭还是有一定势力的。像她这样的女孩子一旦发生婚变，马上就陷入到了无助的可怜境地。那么，那些比翠竹还要地位低下的贫困家庭的女孩子们，其命运将会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了。而翠竹的丈夫，那位公司的会计可以连续迎娶七名新娘而仍然“理直气壮”、耀武扬威，仅仅因为他是男性，可以享受着男性不受贞洁约束的特权。作恶者正是利用了传统道德的虚伪与残酷，使自己恶毒的计谋屡屡得逞。我们看到，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已经渗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成为人们潜意识里难以变更的观念之一，因此构成了一种笼罩整个社会的观念与情感氛围。
稍加分析便知，把翠竹这样一个弱女子逼上绝路的，不仅仅是翠竹的丈夫、婆婆与小姑子等“恶人”，还有翠竹的父亲、表哥等亲人。翠竹的父亲虽然非常清楚女儿在丈夫家所受到的非人道的虐待，但还是不能下定决心让女儿离开夫家，想着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软弱态度，与那个人面禽兽修好关系，这还是一种传统的男权思想在作怪；同样，虽然同为女人的母亲不可能对女儿所受到的残酷虐待无动于衷，因而坚决反对再把女儿送回夫家。但父亲一句振振有辞的斥责：“傻瓜！你到底要女儿嫁几次啊？”母亲马上就无话可说了。因为她非常清楚，丈夫的话很“在理”。女儿已经嫁过两次，这已是他们家的“耻辱”，女儿倘若再离婚，那又将怎么办？然而，母亲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恰恰是这很“在理”的话语背后，隐藏着的是扼杀人性的主流价值观念；翠竹最后绝望地投水而企图自杀，正是她对整个人生丧失了信心、彻底绝望的一种决绝行为。她在丈夫家已经备受虐待和侮辱，她非常清楚自己的婚姻生活已经无法再维持下去，但是，有过一次不幸婚姻的她已不可能再嫁。而她即使离婚回到娘家，她的父母又能否长久地给她以起码的保护呢？她以后漫长的人生将怎样生存下去？因此她试图自杀，实在是“明智”的选择。——在这里，吕赫若并不仅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哪一个人、哪一类人，更主要地是在揭示出一种精神氛围，一种无所不在的价值观念对于女性的伤害。这种价值观念，就是几千年以来人们习以为常、无法摆脱的封建礼教。
二、传统婚姻观念中的女性命运
女性的不幸命运是与婚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西蒙·波娃所说：“婚姻之对于男人和对于女人，一向有着不同的意义。男女固然彼此需要，但此需要从未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妇女则被局限于生殖和理家的角色，社会并没有保证她获得与男子相同的尊严。”［法］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上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页。在传统社会里，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更多地是一种生存手段。没有了婚姻，女性的生存就会陷入窘境。在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作用下，女性被剥夺了起码的经济权，生活逼迫得她们只能依靠婚姻来维持生存。
吕赫若显然把更多的笔墨用在了揭示女性的婚姻悲剧上。前文分析过的翠竹，之所以落入到那样一种“叫天天不灵、唤地地不应”的彻底无助的可怜境地，主要还是因为不幸的婚姻。而小说《前途手记》里的淑眉，原本是个红尘女子，因为结识了姓林的富商而被收作小妾，过起了贵夫人的生活。但她虽然傍上了个“大款”，日子过得却不幸福。这不仅因为林的大太太总是以“毒蛇般的”眼神满怀敌意地瞪视着她，淑眉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中不可能得到片刻的安宁和舒心；更重要的是她始终未能为林怀上身孕。而在林家那样的封建家庭里，作为姨太太的淑眉倘若争得一定的地位，并最终作为“一房”太太分得一定的财产，她就必须为丈夫生养一个儿子，否则她将可能随时被遗弃，甚至被赶出家门沦为乞丐。因此，为了有个属于自己的儿子，淑眉想尽了各种办法：最初，她担心自己患过梅毒的身体是否还有生育的能力，要求林允许她领一个养子，但遭到了坚决的拒绝；后来到医院检查身体时，医生告诉她还有生育的可能，陷入绝望之中的淑眉立刻像抓住一棵救命的稻草一样抓住了这最后的希望。她欣喜若狂地做起了怀孕的梦，甚至完全被自己的梦想所陶醉。她的心情也随之也变得轻松美好起来，对未来充满着期待。她用手抚摸着自己的肚子，好像在抚摸着“就要绽放的花苞”。但是一晃半年多的时光过去了，淑眉的肚子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她的心情有一天天阴郁哀愁起来。
尽管在理性上，淑眉对自己能否生小孩越来越丧失了信心，但她却无法摆脱自己白日梦般的幻想。过于强烈的渴望导致了其心理上的一些异常，她陷入到自己的幻想中不能自拔。为了在别人面前维持一个怀有身孕的“大肚子”形象，淑眉甚至在自己的肚子里缠了一块“折叠得非常仔细的布”。——这一细节很容易使我们想起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老舍先生的代表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虎妞为了在祥子面前假装已经怀孕，干脆找来一只枕头垫在肚子前。不过虎妞那么做的目的不过是要挟祥子与她成亲，淑眉却只是为了获得一种虚幻的心理满足感：她已经无法面对自己不能生育的残酷现实，那么陶醉在白日梦般的幻想中，也就成了缓解生活焦虑的“精神胜利法”。可惜的是淑眉不具备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的“潇洒”，仅仅把白日梦般的幻想当作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淑眉比阿Q更可悲的是她不能做到彻底的自欺欺人，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分不清理想与现实，或者说，她执着地要把渺茫的希望甚至是不可能的幻想转变为现实。那么在淑眉的身上呈现出心理异常的征兆，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于是“在报纸上报导中央山脉降雪已达四尺以上的那个寒冷的日子，淑眉卧病不起。”医生诊断的结果是：“可能是心脏衰弱，另外又伴随着歇斯底里的发作。”用现代医学术语来说，就是心因性疾病。这是长期忧虑和高度的精神压力所造成的结果。
淑眉为了达到生育小孩的目的，真可谓是不择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怀孕的希望落空以后，她又怀疑不能生育的责任不在自己，而在年龄比自己大很多且到处沾花惹草的丈夫身上。为了验证这个结果，她不惜触犯“乱伦”的道德禁忌，勾引了丈夫的外甥。但当现实生活中所有的手段都用尽而仍然无济于事之后，她只能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了虚幻的宗教迷信上了。她一次次地到神庙里去求神拜佛，把从庙里带回的草根或香灰等“神物”用水煮了来喝等等荒唐的举动都先后发生过，然而奇迹仍然没有发生。后来她虽然感到了腹部的隆起，但是经医生检查，却被诊断为胃癌。淑眉在痛苦和绝望之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淑眉之所以近于迷狂般地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在于一种无所不在的恐惧感，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恐惧。作者把这篇小说命名为《前途手记》，显然也体现了这一层的良苦用心。淑眉的悲剧雄辩地说明：如果自身缺乏自强自立的谋生能力，而把人生的赌注全部押在某一个男人身上，那么其人生之“前途”，总是充满危险而不可靠的。但是，当社会无法为女性提供起码的生存机会的时候，当整个社会的文化与礼教逼迫着她们丧失了生存能力的时候，她们如果不依附于男性，通过婚姻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她们又怎能做到自强自立呢？
而严酷的社会现实也证实着淑眉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在不同时代与社会，始乱终弃似乎都成了男人们无法根除的顽疾。作为现实生活必然反映的文学作品，自然也少不了对此类主题的表现。仅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例，我们发现弃妇形象始终是历朝历代文学作品的重要形象系列之一。不论是《诗经·卫风·氓》中那位愤怒地指责男人“士贰其行”的被丈夫抛弃的妻子，还是《三言二拍》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秦香莲》、《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篇章，表现的都是女性对男性始乱终弃的控诉与抗议。因为在一次次重复上演的此类悲剧中，受到伤害的永远是女性这一方。现代文坛上，表现男性对于女性“始乱终弃”的最著名的作品，当属鲁迅的短篇小说《伤逝》。尽管鲁迅先生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赋予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以崭新的时代意义，并给予涓生更多的同情与理解。但作者特意安排的女性因男性的抛弃而决绝地走向死亡的惨烈悲剧，已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的深切同情，以及作为男性作家的自我批判与反省精神。
吕赫若在小说《女人的命运》中，就讲述了一个典型的男性对女性“始乱终弃”的悲剧故事。女主人公双美十七岁时就失去了父亲，迫于生活的压力，也为了养活年老多病的母亲，双美被迫做了一名艺旦。但出入于灯红酒绿中的她却保持着“出污泥而不染”般的淳朴与善良，恪守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称心如意的爱人，做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她在内心深处却早已悄悄描绘出，早点找到合适的男人，成立家庭，供养母亲的情景。”所以，当风度翩翩的白瑞奇出现在她面前时，她立刻为之倾倒，并“全心全意付出超越职业意识的刻骨铭心的爱”。他们两人很快同居并生下了一个女儿。然而，白瑞奇却在结识了一个有钱的寡妇之后，残忍地抛弃了双美母女两人，把无尽的人生痛苦留给了她们。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篇小说都与鲁迅的《伤逝》不无可比之处。而它们所揭示的另一层悲剧意蕴还在于：男人总是把因自己无能而导致的的人生失败和不幸，有意无意地转嫁给比自己更为弱势的女人。
三、女性悲剧与女性人格之缺陷
通观吕赫若塑造的那些女性形象，她们大都有着内向隐忍的个性。在其沉默寡言、敏感胆怯的表面背后，是汹涌澎湃的心灵狂潮，是难以压抑的恐惧与焦虑，是熊熊燃烧的愤怒之火。当她们无法把自己的不平之气与满腔怒火喷射出来的时候，这些不平之气与愤怒之火最终吞噬了自己的心灵与肉体。吕赫若那敏锐、细致而冷峻的笔触，伸向了这些弱势者的内心深处，表达着她们的内心隐痛，表现着她们心灵的呼号，并向着当时不公平的社会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吕赫若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在替这些最边缘化的弱势者们发出愤怒呼号的同时，又深邃而冷静地写出了她们在数千年封建礼教压迫下所造成的文化心理人格的扭曲与变形，写出了数千年男尊女卑的文化氛围，在她们身心留下的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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