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六卷啼血的行吟--"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小说世界 作者:沈庆利-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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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小说、音乐、戏剧等艺术酵素，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吕赫若的血液，成为他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众所周知，吕赫若在音乐方面取得的造诣是很高的。他赴东京留学时，曾师从于当时据说是日本音乐界的最高权威、东京音乐学校的长阪好子先生。吕赫若在名师的悉心指导下进步很快。学业完成后他又参加了东京东宝剧团，演出了一系列歌剧，并多次举办过个人演唱会。1942年回台湾后，他又与友人吕泉生等一起组织了“厚生演剧研究会”，活跃在台北演艺界。吕赫若一度成为台北最当红的男高音歌唱家。
吕赫若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刻苦勤奋，但他并不是不懂得生活情趣、只知埋头苦干的苦行僧。尽管生活非常繁忙也较为清苦，但吕赫若的业余生活与爱好还是非常丰富的。从吕赫若日记来看，至少在1942年至1944年间，欣赏电影与音乐会、观看戏剧演出，可以说是吕赫若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仅以电影为例，吕赫若日记中就有不少观看电影的记载，而且大都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法、德、美等国的最新影片，以及祖国大陆拍摄的故事片、记录片等。对吕赫若来说，观看电影不仅是一种消遣和娱乐，也是他了解世界、丰富艺术经验的手段之一。吕赫若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强的，每次看完电影，吕赫若往往要在日记中评论几句。例如看完法国电影《罪与罚》后，吕赫若就对法国演员比耶尔·布朗夏尔的优秀演技和片中巧妙的音乐运用赞不绝口。《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3年1月12日。
在评价好友张文环的小说《山茶花》时，吕赫若曾这样写道：
他是个敏感，深具感性，且浪漫的男人。《山茶花》里将他的这一面表露无遗。……创造这种文学，决不是单凭理论，也不是单靠桌上苦读就一蹴可几的。这得全凭生活力，体内流动的血液，浪漫气质以及天才而成。因此，我始终认为其作品中蕴涵了张文环氏的文学趣味，以及他的生命。吕赫若：《我思我想》，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561页。
陈万益认为，将这段文字看作吕赫若本人的“夫子自道”，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的确，吕赫若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充满感性而浪漫的艺术天才呢？他敏感多情、生性浪漫又为人朴实憨厚，风流倜傥而不轻浮浅薄；他充满理想，却完全没有走向极端与偏执；他富有正义感，又决不是一个整日板着面孔教训别人的道德家。生活中的吕赫若总是给人一种和蔼可亲、平和中正的印象。但是，他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恐怕都没有想到，在吕赫若那风度翩翩、举止文雅的外表下面，掩藏着的竟然是一颗如此滚烫的心！如同地表下面的岩浆一样，一旦遇到适当的机会，就会如同火山般喷发出来。
与同时期的其他几位作家相比，吕赫若比杨逵等人多了些艺术家的气质，他有着对文学和艺术的特殊痴迷；与张文环、龙瑛琮等人相比，吕赫若又更多了些斗士的性格特征。吕赫若身兼艺术家和人间斗士的双重气质，那种强烈的现实关切与浓郁的诗人气质，在吕赫若身上如此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吕赫若善于把自己微妙细致的感受与感动，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通过冷峻客观的语言展示出来，在看似不动声色的叙述中隐藏着浓烈的火热情感。
这是一个把艺术看作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血肉、为了艺术而呕心沥血的文学家，这同样是一个把理想看作自己的生命并最终付出了一切的人间斗士。在他身上，对美的留恋和渴望与对社会理想的执着追求奇特地融为了一体。正是对社会理想的火热追求，成为他人生历程与文学艺术创作的原动力；而对艺术之美的无比热爱，又使他的社会理想更多地具有了一种纯美的性质。
作为一名战士，吕赫若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为理想而殉身，并把所有的热血都洒到了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上。在至高无上的道义法庭上，吕赫若的灵魂倘若有知，他应该是死而无憾的。但是，作为艺术家的吕赫若却留给了我们太多的遗憾。生命中太多的美好事物等待着他去发现、感受、咏唱和抒写，以吕赫若的才华和他那强烈的创作欲望，他是可以写出更好更多的小说作品的。笔者斗胆断言：作为小说家和艺术家的吕赫若肯定会死不瞑目，因为还有庞大的写作计划（包括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需要完成。我们在吕赫若日记中可以看到大量激励自己多创作的句子。例如在1942年1月11日的日记中，作者写道：“要多创作，必须一篇接一篇地写。”1942年3月9日，吕赫若在日记中批露自己的心态说：“然而只是害怕，怕产生不出伟大的作品。”十天后，也即3月19日，他又在日记中激励自己：“总觉得非写出个作品、伟大的作品不可。”同年4月3日，吕赫若在怀疑自己得了肺病之后，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死非所惧，唯恐没有可以传世之作。”他对于自己走上文学之路，早就有一种宿命般的理性认识：“一定要从事文学，这是我活着要走的路。”《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2年5月13日。吕赫若多次在日记中提到自己想创作长篇小说的愿望，他甚至有一种特殊的紧迫感：“年过三十的时候要写出伟大的长篇小说。非写不可！”同①，1942年3月20日。可惜他最终没有如愿。而同时兼爱着文学与音乐的吕赫若，对自己的艺术个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以剧作家来立身”，并认为这样能够寻找到自己的“文学与音乐的结合点”。同①，1942年2月19日。如果命运给他充分的时间，或许吕赫若会成为台湾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之一。可惜这仅仅是“或许”，在这方面造物主对待他实在太苛刻了。
而对“写作没有进展”、“笔停滞不前”的状况，吕赫若屡屡在日记中倾诉了自己着急、焦虑乃至无奈的心情。1942年1月21日，吕赫若在日记中写道：“很想写些什么，经常在思考，想写出杰作来。却总是没法静下心来写。”过了七天，也即1月28日的日记中，吕赫若又写道：“晚上，无法写作，心情静不下来，去黑暗的宫园路跑步。”1942年2月21日，吕赫若又慨叹道：“苦于无法静心写作。若能定下心来，应该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1943年3月25日，吕赫若在日记中又谴责自己：“小说方面的事没能按自己的意思进展，总觉得太忙碌了。”到了晚上，他又一次注明：“晚上未能定心用功。”类似的文字在吕赫若日记中比比皆是，这固然显示了他严于律己的态度，但也说明了他内心剧烈的冲突与矛盾。笔者甚至设想，作为艺术家的吕赫若，其创作心态是否有些浮躁？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里，从来就有一种轻视文学、轻视艺术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吕赫若也没有例外，尽管在天性上他是多么热爱艺术，热爱文学，深深地为之痴迷，他也是多么梦想着潜心于艺术的海洋里尽情遨游，但自觉不自觉地，他的这一天性与爱好却又总是遭受着理性的压制，他对艺术的痴迷，对于美的留恋，与自己无法抑制的现实关切与对社会正义的渴望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事实上，作为吕赫若生命特质与艺术特质之一的现实关切，同样也具有两面性：没有对现实的热烈关切，就没有吕赫若小说的产生，甚至没有吕赫若的文学生命。但是，过于强烈而直接的现实关切，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吕赫若艺术生命的发展。生活经历的多样与丰富，对于一个生命个体来说，的确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对一位艺术家的艺术追求则有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吕赫若那有限的精力，既要分配一部分给舞台上的声乐演出，又要参加文艺圈子里的一些社交活动，同时还必须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努力去学校教书、去报社当记者，因此他能拿出来专心用在创作上的时间与精力，就较为有限了。平心而论，吕赫若十三年的创作历程，仅仅只有二十四五篇小说问世，未免显得单薄了些。虽然评价一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决不能仅仅从作品数量的多寡来决定。
书生扛枪，在任何一种文化视野和社会环境中，都是得不偿失的举动，何况吕赫若走向的是一条不归之路；但是，在那血与火的年代里，要求任何一位富有良知的文学家“躲进小楼成一统”，钻进自己的艺术象牙塔里，两耳不闻窗外民众的苦难和沾满血腥的枪声，却又实在是不负责任的无知言论。而当我们对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多一些真正的理解时，当我们设身处地地想象并感受着前辈们的燃情岁月和献身激情时，我们无法不为他们执着追求理想和真理，甚至为此不惜英勇献身的精神而感动。因为，不管价值观念在今天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不管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对于“真理”和社会进步的理解如何不同，那种义无返顾地为着自己信奉的真理和炽热的理想而无私无畏地走向牺牲的献身精神，那种为着人类的解放和历史进步而英勇不屈、前仆后继的奋斗精神，将永远是人类代代相传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之一。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人类都需要这种精神。因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人类在探索真理、追求理想的历史过程中或许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可能会走一些弯路，但不论怎样的代价与教训，都不能阻止人们对真理的探索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这恰恰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特性。人类社会从蒙昧的黑暗时代一步步地走到今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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