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96-流放者归来 :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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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威治村的文人和艺术家们没有直接加以回答：相反，他们向似乎是以《晚邮报》为其最终表现的那种文化发起一场进攻。他们进行了尸体解剖，他们为美国文化写讣告，他们从脚上抖掉标准化的美国尘埃。很明显，这是一场象征性的斗争：斗争的一方为美国中产阶级的巨大传声筒；另一方为美国的崇尚艺术和生活艺术化的信徒。这是穷文艺家反对资产阶级、诗人反对合宜得体的永恒的斗争的最新表现——这种战争，例如维庸同奥尔良主教、济慈同季刊评论家、罗多尔夫和米米②同房东之间的斗争。但如果回顾一下这种斗争的历史，我们也许会发现问题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仇恨也并不那么久远。
两个世纪以前，亚历山大·蒲柏在一场类似的攻击穷艺术家的战役中站在财产和合宜得体一边。当他写《群愚史诗》和《与阿布斯诺博士书》时，他把他的敌人归并在一起——吝啬的恩主、搞同性恋的贵族、吹毛求疵的学究；但保留他最为深思熟虑的侮辱性言词来对付穷文人街的阁楼房客，毕其一生时间来躲避法警的戏剧家，以及“让吹进破窗玻璃的温柔西风诱入睡乡的”史诗诗人。他谴责这些人是诽谤者、蠢材、盗窃犯、马屁精、忘恩负义之徒、一切为人和文艺女神所深恶痛绝的人；他没有用来谴责这些人的罪名几乎只有装腔作势。这些人不是在装穷。蒲柏那时的衣衫褴褛的穷文人大多不是富裕人家出身；他们不可能回到诺丁汉或布里斯托尔去经营出租马车来过舒适的生活；如果他们“为半个克朗写一篇波斯故事”，这往往是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其他办法能赚得半个克朗而使自己不被关进债务人监狱。蒲柏对这些人的攻击，实质上是因为他们是穷人，他们没有祖上传下的财产，阶级地位比他自己的低，他们没有绅士的宅邸，没有绅士的从容举止，没有无须为明天的晚餐发愁的绅士的宽宏大度：
然后吉尔登拿起他那给钱就写的笔；
我希望他能吃上晚饭，坐着安分守己。
然后丹尼斯暴跳如雷把烦恼来公开；
他的胡言乱语我不理睬，我可不欠债。
蒲柏是个远比他的对手机智得多的诗人，但他攻击对手之所以有力，并不是单单靠他的机智和诗才：集结在他后面的后备军是十八世纪上流人士对闯上温文尔雅的文坛的外来人所抱有的全部偏见。蒲柏是在进行一场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对许多穷作家来说，这场斗争意味着是饿死，还是面包房橱窗里的那块使他向往不已的烤羊肉，如果他的恩主给他送来一个几尼，他准得让自己大嚼一番：《群愚史诗》发表后，恩主们收紧了他们的钱袋。蒲柏使穷文人街遭受惨败，但是——这个差别很重要——他却未能使穷文艺家聚居区损伤分毫，理由很简单：在安妮王后和乔治国王的时代，伦敦还没有什么穷文艺家聚居区可供蒲柏去击败。
自有作家这一行业之日起就有穷文人街——在亚历山大，在罗马，穷文人街始终是个拥挤的地段；穷文艺家聚居区出现得比浪漫主义运动晚。只要人们能用笔墨勉强糊口，穷文人街就在任何国家或文化背景的大城市里形成；穷文艺家聚居区是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的反叛，它只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穷文人街是知识无产阶级被迫采取的一种生活方式；穷文艺家聚居区的公民来自各种经济阶级：有不少穷文艺家式的百万富翁，但他们都模仿一贫如洗的艺术家的习惯。穷文艺家聚居区是浪漫主义化了的、教义化了的、变得自觉了的穷文人街；它是公开展览的穷文人街。
穷文艺家聚居区起源于法国，而不是英国，它的诞生日期大约在1830年：因此，它是随着拿破仑战争以后法国工业的兴起而诞生的。法国浪漫派诗人埋怨说他们感到压迫——如同缪塞所相信的那样，他们之所以感到压迫也许要归咎于那位伟大的皇帝，这位皇帝的影子遮盖了他们的童年；也许要归咎于科学或工业革命，或者仅仅归咎于他们周遭人们的搜刮钱财、自以为是的道德观和愚蠢的政治见解；不管怎样，他们只得逃出中产阶级社会。他们中有些人成了革命者；另一些人在纯艺术中寻求慰藉；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求有一个能使他们得到眼前满足的现实世界，在这现实世界中他们能够一面怀着贵族的理想，一面生活在普通劳动人民之中。第一批穷文艺家，即那个世界的第一批居民，是泰奥菲尔·戈蒂埃和热拉尔·德·奈瓦尔的朋友，良家年轻子弟，是些纨绔子弟和花花公子，他们有足够的钱来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心情去放纵自己；但是关于这个世界的传奇，大约在二十年后才让一个名叫亨利·缪尔热的穷文人传到国外，亨利·缪尔热是一个住在巴黎的德国移民的儿子。
缪尔热离开小学后既没有受正规教育的希望，又不愿继承他父亲当裁缝的职业，于是他开始写平庸低劣的诗，画不成样子的画，与此同时，靠他的机智谋生。不久，他参加一个自称为“饮水人”的小组，因为这个小组的成员除了水之外难得买得起其他饮料。他们是十几个无甚才华而雄心极大的年轻人，住在茅棚里或牛圈的阁楼上，在饥饿的鞭策下工作，把他们仅有的几个法郎用在花费不大的放纵上。有一年冬天，他们第一次有了一个火炉：这是在楼板上挖的一个洞，牛圈里牲畜的体温从洞里上升到他们的房间里。他们患有穷艺术家的职业病——肺结核、梅毒、肺炎——所有这些疾病由于营养不良而加剧。1844年冬季，约瑟夫·德布罗塞死了；他是个有才能的雕塑家，可能是这一伙人中唯一的天才。他的葬礼是“饮水人”在六个星期里的第三次，他们把口袋里的钱全部拿出来去买一个木头十字架放在坟上。当最后一块草泥踏结实后，掘墓人站在那里等候赏钱。他们没有人拿得出一个苏。
“没有关系，”掘墓人慷慨地说，他们认出了这些送葬的人。“下次再给吧。”
春天来了，随着水银柱回升他们的情绪也高了。有一天晚上，当他的朋友们在用水彩颜料画军事地图时，缪尔热出乎意料地给他们讲起故事来。他们听着，时而吃吃轻笑、时而捧腹大笑，一直笑了足足两个小时，直到有人在阵阵笑声中认真地劝他放弃做诗、改写小说。过了不久，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写他的朋友们的生活，这是他所知的唯一的生活。就他本人而论，他痛恨并想尽快摆脱这种濒于冻饿的生活，但是他设法写得使广大读者觉得这种生活有情趣。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格林威治村思想（2）
在他写的《穷文艺家的生活情景》中，他取得的成功超出了他的奢望。他不仅写出了一本畅销书，这本书被译成二十种文字、被成功地搬上舞台、被配上甜美的音乐编成歌剧，使它的作者能过上资产阶级的舒适生活，而且他改变了群众心目中的一个形象。吃不上晚饭的吉尔登在那里拿起给钱就写的笔的穷文人街，学徒们、失败者和亨利·缪尔热经常在那里出现的被人瞧不起的穷文人街，变成了充满魅力的穷文艺家聚居区。为了维持生活而不得已采取的权宜之计变成了一种永久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以仪式和服饰为标志的流派，变成了一种教义，信奉这种教义的不仅有年龄不同、贫富有别的文艺家，而且在后来的岁月里还有美术设计师、时装设计师、行业报纸的副编辑、室内装潢师、色狼、男同性恋者、资助艺术的百万富翁、性虐待狂者、女色情狂者、桥牌能手、无政府主义者、靠赡养费生活的女人、疲惫的改革者、教育狂想家、经济学家、吸毒者、患酗酒病的剧作家、裸体运动者、餐馆老板、证券经纪人和渴望表现自己的牙科医生，等等。
甚至在缪尔热在世之时，穷文艺家流派就已经从法国传播到其他欧洲国家了。这个流派在巴黎占领了一个区之后——实际上是三个区，因为它从米歇尔林阴道移到蒙马特，又从那里移到蒙帕纳斯——又在慕尼黑、柏林、伦敦、圣彼得堡建立了新的聚居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这个流派传到纽约，在下百老汇人行道下面的查利·普法夫的啤酒店里成立了总部。1894年，由于“特丽尔比”①狂热，又涌现出几十个穷文艺家小组和穷文艺家杂志；在纽约有一位作家解释道，在百万富翁的餐桌上也可能有真正的穷文艺家；住在费城市场街以南的年轻夫妻会鼓励他们的客人说：“请不要拘于礼节；你知道，我们是彻底的穷文艺家。”在整个西方世界，穷文艺家都在对传统社会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是他们逐年使敌人营垒中越来越多的人改变信仰。
1919年，美国杂志界发动反攻时，可以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纽约的穷文艺家们，即格林威治村的文人和艺术家们，恰恰与《星期六晚邮报》的读者属于同一社会阶级。他们的政治主张不明确，决不会给福特汽车公司或通用电气公司造成危险：战争使他们对政治行动失去了信仰。他们正试图前进，让无产阶级见鬼去吧。他们的经济水平是美国小商人的水平。
艺术商店的时代刚刚开始。为了摆脱由商业所统治而使文化失去价值的影响，格林威治村的文人和艺术家逃出杜布克和丹佛以后，其中有不少人自己做起生意来了，还有更多的人正打算做生意。他们往往开茶馆、古玩店、书店，对，还有桥牌厅、舞厅、夜总会和房地产事务所。他们雇佣店员，成了劳动的剥削者。如果生意得法，他们设法把自己的一家餐馆扩展为许多分店，这些餐厅都有着随便而亲切、令人愉快的气氛，但却是按照商业会计的最有利的原则来经营的。有些人则租赁房屋，把这些房屋改装成一套套作为画室的公寓房间，把房租提高百分之三百、四百，转租给新的房客。另一些人则忠于他们画家或作家的职业，在本行中缓慢地提高地位，到后来他们的故事或插图终于为《柯里尔》杂志或《星期六晚邮报》采用。我相信，有时编辑会怂恿格林威治村的作家写些取笑格林威治村的故事，而他们中的某些人会欣然从命。当然，他们喝得微醉时会抱怨，说他们是在自己屠杀自己——但是如果不这样，他们又怎能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呢？他们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替《星期六晚邮报》写稿，他们就不能像《名利场》杂志的读者一样生活。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接踵而来的繁荣的十年中就是这样生活的。如果写的书成功了，或是搞到一份报酬优厚的广告合同，他们就在康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