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杂谈-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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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我在不断地追求；朝坏的方面说，那就是我太软弱，缺乏毅力，说
得到却做不到。
① 《巴金文集》在文革期间被称为十四卷“邪书”，作为“大毒草”受到多次批判。
② 树基：即王仰晨。
我将用《全集》来检查自己，解剖自己。读者也可以用《全集》对
照我的言行来判断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树基是我的老友，他比较了解
我，熟悉我的写作的道路，我是40 年代在桂林认识他的。把编印的工作
交给他，我放心。虽然来日无多，精力有限，我还是愿意充当他的助手，
做好这个工作。《全集》出“全”，可能要花费几年的工夫，而且对《全
集》的“全”字我们可能还有不同的看法，不要紧！我只希望它成为一
面大镜子，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出我的整个面目，整个内心。
新年前我接到不少朋友寄来的贺年片，祝我“健康长寿”。我惭愧
我不能用笔表达出我的感激之情，我抱歉我不一定能满足他们好心的祝
愿，但是我仍然要尽最大的努力朝着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前进。
不能用笔表达的，还可以用行为写出来，我这样地相信。
1986 年1 月10 日
文学生活五十年①
——1980 年4 月4 日在日本东京
朝日讲堂讲演会上的讲话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
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
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
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制止我的
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我不会忘记“四人帮”对我横加迫害
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时候，日本朋友经常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安
全。而我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们在一起度过的愉快
日子，从这些回忆中得到安慰。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欢聚了，我的兴奋和
欢欣你们是想得到的。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
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
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
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
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
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
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
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
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
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
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
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
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十九岁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
① 本篇最初载于1980 年4 月16 日日本《圣教新闻》；同年11 月15 日发表于南京《钟山》文艺丛刊第四
期。
怕的黑影。二十三岁我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
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
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
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
我就活不下去。1927 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
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
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
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
的运动，他们是萨珂（ N。Sacco）和樊塞蒂（ B。Vanzetti），他们被诬
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
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
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塞蒂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
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
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塞蒂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
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骚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
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
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塞
蒂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
上，过了五十年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
的“序”上称樊塞蒂做我的先生。）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
着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de 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
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
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
字留在纸上。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
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
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藉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
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8 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
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
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
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
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
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
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我的第一本小说在1929 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
年9 月出版。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
了它。1931 年我大哥因破产自杀，我就删去了“献词”。我还为我的大
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1931 年写的《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
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我
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
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骚、雨果、左拉和
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
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
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
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
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
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
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有英国
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
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
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
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
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我在生
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作品中不少欧化的
句子，我边写作，边学习，边修改，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
1928 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
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
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
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我也
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
稿放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
写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
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在1933 年就说过：
“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
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
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
友，还写一些“旅途随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
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
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
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
调：在一间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
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
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笔来倾诉他们的
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
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
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
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
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1932 年在上海发生的战
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
1934 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
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4 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
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
短篇《神》、《鬼》、《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
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
日语。
这年8 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
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
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
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1937 年全面抗日战
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