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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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军大会师的中坚（4）
对父亲的这段历史，无论他生前与身后都是有口皆碑的。朱总司令体会最深，他说，“任是坚决拥护中央和国际的”，“二方面军始终都是好的，听指挥的”。徐向前也曾说：“任弼时同志异常关心全党全军的团结。”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际，也正是时局处于大转变之时。由于日军自热河开抵张北，国民党绥远省傅作义部奋起抗击，广大民众亦要求停止内战，对日作战。但蒋介石却置绥远抗日于不顾，集中兵力于西北“剿共”，１１月２２日亲临西安命令胡宗南、毛炳文、王均从东南西三面向红军发起大举进攻。
于是，便有了三军会师后第一次伟大的军事胜利——山城堡大捷。它成为基本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役。１１月２６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为政委。除西路军外，一、二、四方面军及其他兵团、人民武装，统归前总指挥。”
１２月初，父亲离开红二方面军，到前敌总指挥部工作。
5．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1）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在全国人民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之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当日深夜父亲在红军前总驻扎的土窑洞里，和彭德怀一起收到中央军委关于此事的电报。此后，他与彭德怀统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一部）根据中央指示，南下关中，直接援助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以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为后盾，配合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在西安的政治谈判与斡旋，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停止了国共两党的十年内战，在抗日的前提下，开始实现第二次两党合作。
中国共产党发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大敌当前，为共赴国难，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及四项保证，其中一项即改编红军奔赴抗日前线问题。并从此时至７月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先后派代表与国民党三次谈判，都因蒋介石缺乏诚意而未达成实质性协议。“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仍未下决心发动全国抗战。他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到苏联，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又一次谈判未果。
直到平津被日军占领和上海方面形势日趋紧张的时候，国民党才不得不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继续谈判。终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８月２２日发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８月２３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由朱德、彭德怀和父亲及林育英、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组成。
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谈判的结果”，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指挥部，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总政治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命父亲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共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第一二〇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就开始酝酿、讨论红军的作战方针和战略转变问题，并经过同国民党政府蒋介石、阎锡山商定，八路军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
１９３７年８月３１日，第一一五师在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９月３日，第一二〇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９月５日，八路军总部在云阳镇大操场举行开赴抗日前线誓师大会，朱德宣读《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父亲宣布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６日他和朱德、左权、邓小平率八路军总部出发北上，１５日东渡黄河，２１日抵达太原。在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与先期到达太原的彭德怀会合。２３日晚父亲与朱德、彭德怀等到达五台县南茹村八路军总部驻地。
这期间，日寇沿平绥、平汉线大举进攻，华北战局严重恶化。９月１３日大同失守；９月２４日保定失陷。
日寇占领大同后，即向平型关、雁门关逼近，企图突破晋北屏障。当此之际，阎锡山在平型关至雁门关和神池的内长城线组织防御。进驻五台的八路军总部指示第一二〇师从西面驰援雁门关；第一一五师从东面配合友军作战，对从灵丘增援平型关之敌实施攻击。
９月２２日，日军第五师团一部（师团长为板垣征四郎）先从灵丘向平型关进犯。２３日，在平型关正面及团城口与守军开始发生激战。上午９时，朱德、彭德怀电示林彪：“一一五师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当日，军分会常委朱德、彭德怀和父亲向毛泽东报告：“我一一五师今晚以三个团集结于冉庄，准备配合平型关部队侧击该敌。”
5．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2）
２４日午夜，第一一五师主力冒雨进入小寨村至老爷庙公路附近山地设伏。次晨，敌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区。八路军居高临下，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进行白刃格斗，充分发挥了八路军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激战终日，歼敌１ ０００余人，击毁汽车１００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
平型关战斗，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而第一次取得的大胜利，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正如父亲所说：
平型关的胜利告诉我们，日军并非不可战胜的敌人，它虽是组织完备有训练有战斗力量的军队，但是它仍有很多的弱点：它的步兵攻击精神并不旺盛；它疏忽于侧后的警戒；它占的阵地并非不能攻破；它运动起来很迟钝；在它轻敌的观念之下产生许多可乘之机。特别在山地作战，以中国军队的勇敢牺牲精神，是可能给它打击和战胜它的。平型关的胜利，就给抗战的军队和爱国人民以一种很大的兴奋，并且大大地提高了自信心。
平型关战斗一结束，父亲同朱德、彭德怀立即签发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关于八路军作战的方针、任务及负担地方工作地区划分问题”的训令，要求：“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断敌运输、增敌恐慌、分敌兵力来困扰向太原进攻之敌，“便于主力打击敌人。”并具体划定八路军三个师担负地方工作区域。
各地游击战争相继展开，父亲即集中精力于部队政治建设和根据地建设。
红军改编时，为顾全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作了某些让步，如：取消政治委员制，师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平型关战斗后，父亲派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黄克诚到一一五师检查政治工作。结果，发现取消政委制后，部队的政治工作明显削弱，并有军阀习气滋生。父亲当即指示黄克诚“将到部队检查的情况及建议起草一份报告。”随即父亲同朱德、彭德怀联名将《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的意见》上报中央，得到张闻天、毛泽东“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的复电，要求仍用“政治委员名义”而暂不用“党代表名义”，以待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们再改。１０月１６日，中革军委为统一加强前后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贯通前后方的联系，发出《关于成立总政治部的决定》。任命父亲为军委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所有八路军和各留守部队、医院、学校及边区各地区部队，全国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均由军委总政治部负统一领导之责”。自此，八路军团以上均设政治委员，营设教导员，连设指导员；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八路军又恢复了红军传统的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
与此同时，父亲还集中精力制定政策，调配干部，开始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保定失陷后，父亲偕邓小平一同找王平、刘秀峰谈话，派他们到河北平山县，与李葆华组成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发动群众，收编散兵、散枪，组织游击队，建立民主根据地。父亲特别强调，最根本的一条要借平型关大捷产生的影响大刀阔斧地建立武装队伍“不要像妇女绣花那样”；要抓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眼睛要看得远，现在我们搞的是抗日根据地，将来，这些地方就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前进阵地？选”１０月２５日，父亲又和朱德、彭德怀向毛泽东建议，成立晋察冀军区，以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后来晋察冀成立军分区时，王平被任命为三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不久，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行政委员会作为临时政权机构。
这一时期，父亲及时总结山西前线抗日的经验，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２日和２２日先后撰写《山西抗战的回忆》和《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两文，比较深刻地论述了关于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等四个问题。他强调指出：
5．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3）
（一）必须提高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几个月的抗战，虽然有些土地与城市暂时被敌人占去，但是敌人还是付了很大代价的，而且占领地区只限于交通要道和重要城市，大块地区仍然无法统治，而抗战的军队与人民的自信心，都在斗争中大大提高了，那种认为日寇为不可抵御之洪水猛兽的恐日观念逐渐消失。”
（二）必须动员全民族抗战和充分发动群众。“根据几个月来的经验，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虽然需要艰苦和深入的下层群众工作，但收到动员群众的实效并不是很艰难的。日寇的进攻，特别是日军的残暴，是我们动员组织群众的最好的宣传资料。”
（三）必须坚持持久抗日的敌后游击战。“我们到晋后不到一个月工夫，在晋东北和晋西北地区，大大地发扬了群众参战的热情，成立了大批游击部队。这些群众武装组织，今天还留在敌人远近后方，协同我们的正规军队，在晋察冀边区、晋西北及正太路以南地区支持着顽强的斗争。他们已不仅能够配合正规军的游击部队行动，而且可以独立行动打击敌人。那些区域可以说是军队与民众亲密结合起来，创立了与敌人持久抗战的坚强根据地。”
（四）必须注意群众利益和严明军队纪律。“我们看见山西的人民是负担着繁重的战争勤务的，然而要使他们参加战争的积极性提得更高，使他们无所顾虑地向前干去，则从各方面减轻他们自身的经济负担，减少一些捐税、地租和利息，在可能范围内改善人民生活，优待直接参加武装斗争的家属，这又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斗争最重要的方法”。“严明军队纪律，使每个战士都了解军队是人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