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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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多靠平时成绩。学生轻轻松松地就学会了，考完了。萧三又是长沙城里童子军第七团团长，办童子军，以“为社会服务”为口号，他教学生练习生存本领，如目测、游泳、两根火柴点燃一堆火等。更注重平时做好事，教学生认清人群及社会对自己的帮助和为社会服务是责任和义务，尤其主张要为劳苦人做好事。这位年轻教师颇受学生欢迎。
尤其是父亲，从小受思想比较开明的祖父影响，兴趣广泛，读书之余，音乐、丹青样样上手，对封建主义足不出户的封闭式教育，同萧三一样非常厌恶，曾专门作文抨击。因此，对萧三的教学非常适应。他从富有诗人气质的萧老师的课堂上不仅学得知识，又汲取了具有时代气息的新思想。萧三也非常喜欢性格活泼又有思想的父亲，为了鼓励他，特意送给父亲一个墨盒作纪念，上面刻着“赠二南贤弟”。
师生以兄弟相称，足见他们相交非浅，难怪父亲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留学莫斯科时还付信留法的萧三，邀其“前往苏俄一游”；３０年代末，又是父亲全力促成实现萧三回国抗日的宿愿。
4．“五四”前后（2）
５月９日，湖南报界冲破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新闻封锁，报道北京学生游行情况。长沙、衡阳、郴州、常德、永州等地的教育界、学生界、工商界及各公法团体，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下旬，北京大学南下宣传团回湘学生邓中夏，向毛泽东、彭璜等介绍了北京“五四”运动情况。２８日省学联重新成立，６月３日发表罢课宣言。长沙各校纷纷罢课，组织学联会，救国十人团等。在学生运动的推动下，社会各界也组织了国货维持会，开展维持国货、抵制日货的斗争。
长郡中学迅速组织起学生爱国会，开展为社会服务，爱国储金等活动。父亲积极投入到这一活动：
他和同学们一道走出学校，提篮上街贩卖国货，初次面对社会；
他到学生爱国会主办的“贫民半日学校”任教，至今聘书尚存；
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表演宣传反帝斗争的活报剧……
张敬尧惧怕汹涌澎湃的学生爱国运动危及他的反动统治，下令各校提前放假，布告学生限期离校。时值北京学生已开始深入工厂、农村去向民众宣传，省学联当即号召各校学生回家乡宣传。
长郡中学校长彭国钧和教育界知名人士徐特立、朱剑凡等发起组织“健学会”，输入、研究和传播世界新思想，毛泽东谓其“在死气沉沉的湖南”，乃是“我们应拍掌欢迎”的“空谷足音”。彭国钧还亲率安化籍学生组织话剧团在小淹演出。
父亲担任了湘阴籍宣传团团长，带领同学们返乡宣传。他写传单、编剧本、画漫画，讲、演、唱，样样都干。特别是他组织同学们在塾塘庙、桃花洞、白鹤洞、闾塘庙一带演出文明戏，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年６月，理叔公参加清华庚款留学考试后，觉得有录取可能，便返乡省亲。时值父亲带队回乡宣传，少年叔侄数年不见，自然亲热异常。
从南通纺织学校毕业后已在上海恒丰纱厂工作一年的理叔公，滔滔不绝地向父亲讲述他的纺织工业救国的想法。他认为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每年大量进口钢铁和棉纱。因此，主张振兴中国的纺织业就能减少白银外流以救国，所以他要去西方学习先进的纺织技术。
小他９岁的父亲却正满腔热情地沉浸在宣传民众的活动中。他热情地邀请理叔公参加演戏。在父亲的动员下，理叔公终于上了舞台，但却只演了一次。此后，理叔公干脆把自己准备赴美留学的一套行装借给父亲当道具，直到他８月启程。
也就是在这一年，父亲和肖劲光成了最要好的同学。
肖劲光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全家劳作供他一人读书，就这样，每学期学费还得用母亲唯一的一枚戒指的典当金交付，全家省吃俭用，集资赎当，反反复复。
穷困的经济生活，“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以及为振兴中华而探索的意识，促使父亲和肖劲光彼此思想接近，感情融洽，同窗共读、朝夕相处，成了最知心的朋友。
转眼到了１９２０年暑假。父亲为了寻找毕业后的出路，和肖劲光一起滞留校中。生活使他们早熟。他们深知中学毕业后，各自的家庭都绝无使他们继续深造的经济来源，以后的路，要靠自己去奋斗。
“五四”运动爆发后，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湖南学子纷纷响应，仅长郡中学两年之中就有２８名学生整装西行。长郡校友，也是中共老一代革命家的李立三、李富春等人均在此行列中。父亲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老师萧三也是这期间赴法勤工俭学的。
那一时期，青年学生向外求得工读和学习机会的潮流颇盛。
一天，父亲外出归校，很兴奋地对肖劲光说：“有办法了！”“什么办法？”肖劲光忙问。“到俄国去！”父亲答道。原来，父亲路遇同乡任岳，得知最近长沙正在筹组“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的一切事情为宗旨，以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会务内容。这个学会由毛泽东、彭璜等人负责。任岳就读的船山学社校长贺民范也是学会的一员，可以通过他介绍加入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争取去苏俄。
4．“五四”前后（3）
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在酷暑难耐的苦夏，犹如一阵沁人心脾的清风徐来。中午，两个好友躺在宿舍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去不去？再有两年就中学毕业了，文凭要不要？他俩思索着、商量着。最后，横下一条心：去！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到苏俄勤工俭学。文凭，不要了！
是年８月，我父亲和肖劲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等六人一起，作为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派出的第一批学生，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作赴苏勤工俭学的准备。应着时代的召唤，满怀对未来的憧憬，这一行三湘学子从长沙乘小船至岳阳，换乘江轮，顺流而下。
江风徐徐，翻开了父亲追求真理的关键的一页。
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铭德里）６号。
一个典型的石库门房，魏碑体白底黑字的“外国语学社”牌挂在门口的墙壁上。这里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地方，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掩护革命活动、培养革命干部和输送青年团员到苏俄学习，以公开名义招生的“学校”。实际上学员大多数是通过陈独秀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其他成员直接或间接介绍来的，负责人是杨明斋。
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父亲即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并且，第一批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和肖劲光等几个人在贝勒路（今黄陂路）租了一个亭子间，睡地板，吃包饭。
学社的课程主要有两科：俄文和共产主义基本知识。俄文课由王元龄任教。她是老同盟会会员王产祺之女，毕业于哈尔滨俄文学校，是被陈独秀邀请来的年轻女教师。共产主义基本知识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复旦大学教授、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任教，这是父亲正式接触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的第一课。
平时，他们上午学俄文，每周一次听陈望道宣讲《共产党宣言》，即封面印有大胡子马克思像的《宣言》。下午，他们大多为“中俄通讯社”和《劳动界》杂志做誊写、校对等工作。
在外国语学社，父亲结识了几十位时代青年，俞秀松、刘少奇、罗觉（罗亦农）、吴芳、谢文锦、彭述之、廖化平、许之桢、傅大庆、马念一、曹靖华、韦素园、蒋光慈等。后来，他们当中有的像父亲一样成为职业革命家，有的为革命壮烈牺牲，有的成为文学家、剧作家、诗人，也有个别的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
１９２１年春，经过８个多月的学习，父亲一行准备启程了。全新的、没有剥削与压迫的新兴社会制度，对父亲的吸引太强烈了，他放弃了国内的个人谋学的机会，而主动承担起时代的责任与义务。
行前，他复祖父一封感人至深的家书。
父亲大人膝下：
前几天接到四号手谕，方知大人现已到省，身体健康，慰甚。千里得家书，固属喜极，然想到大人来省跋涉的辛苦，不能说是非为衣食的奔走所致，若是，儿心不觉顿寒！捧读之余，泪随之下！连夜不安，寝即梦及我亲，悲愁交集，实不忍言。故儿每夜闲坐更觉无聊。常念大人奔走一世之劳，未稍闲心休养，而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儿虽时具分劳之心，苦于能力莫及，徒叫奈何。自后儿当努力前图，必使双亲稍得休闲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愿。但儿常自怨身体小弱，心思愚昧，口无化世之能，身无治世之才，前路亦茫茫多乖变，恐难成望。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唯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
北行之举前虽有变，后已改道他进，前后已出发两次，来电云一路颇称平静，某人十分表欢迎。儿已约定同志十余人今日下午起程，去后当时有信付回。沿途一切既有伴友同行，儿亦自当谨慎，谅不致意外发生，大人尽可勿念过远。既专心去求学，一年几载，并不可奇，一切费用，交涉清楚，只自己努力，想断无变更。至若谋学上海，儿前亦筹此为退步之计，不过均非久安之所，此事既可成功，彼即当作罢论。
4．“五四”前后（4）
昨胜先妹妹来函之云陈宅有北迁之举，不知事可实否？仪芳（即母亲陈琮英——作者）读书事，乃儿为终身之谋，前虽函促达泉大哥，彼对儿无正式答复，可怪！……
家事、国事、天下事，一一涌现面前。
父亲为我的祖父祖母一生为衣食辛苦奔走而泪下，祝愿他们健康长寿；他一心希望未婚妻能有机会读书……为此，他必须投身为创造“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而冒险奋勇的事业！
遗憾的是，最终祖父、祖母都未能看到父亲事业的成功；骄傲的是，经２８年的奋斗，父亲与他的同志终于实现了青年时代的追求。
5．莫斯科“东大”（2）
学习是紧张的，物质生活更是极为艰苦的。因内战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日用必需品供应高度紧张，粮食极端缺乏。不得已，全俄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一切人的劳动报酬就是面包，而且是黑面包。享受最高待遇的是红军，列宁也不过如此。而“东大”学生正是享受这最高待遇——每日两块巴掌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吃一小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吃了，否则晚上就没有吃的了。午饭还有一勺汤，偶尔放一点咸鱼。衣物都是欧洲工人捐献的。父亲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大，却也分得一双很重的大皮鞋、一件很薄的黄色麻布上衣、一件军大衣，一条皮带，一顶尖尖的帽子，上面缀一颗红五星，这就是他的全部御寒衣物。
这样的生活到１９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