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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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代表提出青年团“应是做文化运动的组织”，青年化的意义就是以后团应多做“青年文化运动”。而大多数同志不同意此种解释，有的说：“共青团是青年共产党”、“是党的候补学校”、“是党的左手”、“是列宁主义学校”等等。
最后，父亲发表了自己的认识。他说，以前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时代，做工作是学生运动、非基运动、反东方文化“泰戈尔”运动，确实有声有色，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青年学生中确实有些影响，但现在的团已经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了，它应当是无产阶级青年的阶级组织，应当代表无产阶级青年谋利益，并引导他们参加革命团体。所以，我觉得还是定为“共青团是列宁主义学校”。
接着，父亲又就青年化、群众化问题发表看法。他说，我们所说的组织青年化，绝不仅是与党员在年龄上的分化，而是一切组织方式和内容都要适合青年群众心理和生活需要，青年化的意义不是减少团的工作而是要把政治工作做到青年群众中去。对学生运动，必须注意其本身利益，“须在学生群众中扩大团的组织，尤须注意在中等学校及高小学生中从事发展”，组织学生会，引导他们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对青年工人的经常工作是“召集无党派青年工人的会议”，以俱乐部、同乐会等游戏娱乐组织吸收广大青年群众，扩大我们的宣传，使劳动青年接近我们。
此次会议通过《目前任务决议案》，明确指出：共青团“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组织，是列宁主义的学校”，应在大多数青年群众中发生影响。共青团建设的这一基本原则一直延续至今。
4．反对右倾投降主义（1）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２６日，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父亲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往。面对青年共产国际的讲坛，父亲向来自各国青年组织的代表们介绍了中国青年在“五卅”、“三一八”、北伐等运动中的业绩，国际战友无不为之赞叹。这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共产国际扩大全会若干问题的决议》，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一个最有力的支部。
然而，正是这一最有力支部的负责人，即将面临的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与党内右倾投降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父亲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认识也不是从开始就很清楚的。“五卅”运动兴起，中国共青团组织得到蓬勃发展，全国大部分省、社会各行业都建立了组织，唯独军队没有，特别是北伐以后。当时，以父亲为首的团中央认为，工人、农民是党的基础，是我们工作的对象，我们应当在工农中建立自己的力量，军队也是由工人、农民成分建立起来的，同样我们应当在军队中壮大我们的力量。为此，主张在军队中建立团组织，使团在军队中有发展机会。
但是，由于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对建立自己武装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军事工作一开始就局限于做国民革命军上层的工作。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党与军队的关系便作了新规定：不仅在国民革命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不便有党的支部，对其他军队甚至在反动军队或土匪中亦不能，且不必有党的支部组织。并认为：我们既与国民党合作，就不要引起国民党不放心，不要引起蒋介石的怀疑和不安。而对共产党与共青团的内部关系问题，则认为军队中青年与成年没有不同利益，且青年占主要成分，若在军队中建立团的组织，会造成党的发展困难等等。
父亲当时是非常尊重陈独秀的。
在政治上，陈独秀对父亲有过启蒙作用。１９２０年秋至１９２１年春，父亲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时，不但读到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并在此期间加入了共青团，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团员之一。１９２２年冬，陈独秀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时，专程去“东大”看望中国同学，并于１２月７日出席中共旅莫支部大会，正是这次会议通过了父亲等为中共正式党员。
而今，父亲已成长为一个青年革命者，负责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但并没有改变他对陈独秀的态度。
党中央既然有如此决定，团当然不能再企图在军队中去建立组织了。父亲虽然觉得应在军队中建立团的力量，但不能与党抗争。结果，团派到军队中的同志，因没有形成单独的组织而处于一种涣散而无组织的状态。
因此，在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期间俄国同志提出：“中国共青团参加国民革命军中的工作与方法怎样？”当时，父亲却无言以对。特别是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的演讲中强调中国革命的特点与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父亲对这些论述感到非常亲切。这进一步使他思索：中国共产党应当如何面对这些重大问题？
１９２７年春，父亲返回祖国。
此时，上海已沦为蒋介石残害革命同志的血腥屠场。迎接父亲的是铺天盖地的坏消息：“四一二”以后，上海８ ０００名团员只剩３ ０００；“四一五”后，广州６ ０００名团员损失一半，童子团几乎全部瓦解。敌人的凶残令人发指；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更为亲者痛仇者快。直至蒋介石大屠杀前一周，汪陈宣言还称：国民党“决无驱逐友党摧毁工会之事，”要共产党人继续和蒋介石“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
４月２７日，党的“五大”在武昌第一小学开幕。父亲出席了大会，陈独秀作了长篇报告。遗憾的是他既没有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正确对策。讨论中，父亲和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纷纷发言，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次大会上，父亲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4．反对右倾投降主义（2）
６月下旬，全国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夏斗寅叛变、“马日事变”、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员出境……接踵而来。披着“左派”外衣的汪精卫也在国共两党联席会上一再指责共产党“捣乱”，工农行动“过火”。陈独秀对汪精卫抱着幻想，一面委曲求全，步步退让，寄希望于两党联席会议的“上层谈判”；一面也随着汪的调子责备工农行动“过火”，命令工人纠察队自动交出武器，甚至要共青团中央下令解散童子团，说什么如ＣＹ（中国共青团的英文缩写）不听令，连ＣＹ也要解散。
局面十分严重，党内有的同志主张：“从现在起我们再也不要说什么让步，说什么取缔工农‘过火’行为。”但陈独秀却说：有事由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
无奈，父亲领导团中央起草了一份致党中央的“政治意见书”，特请党的中央总书记出席团中央会议。
此时，为安全起见，党团中央机关先后从汉口搬到叶挺的部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扎地武昌。共青团在武昌的新机关是一幢两层的中式楼房。
陈独秀在秘书黄玠然的陪同下来到这里。
六月的武汉，闷热得像蒸笼。当时陈独秀的心情非常不好。在国共两党联席会上，汪精卫一再责备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党内，争论也非常激烈。当时黄玠然根据陈独秀口授而记下的日记里，都是“会议无结果”、“会上意见分歧”之类的文字。
正式开会前，父亲先请陈独秀到二楼小客厅坐定，随后即将团中央的政治意见书拿给陈独秀看。
开始，陈独秀并不很以为然地信手翻阅，并叨咕着什么“幼稚”、“荒唐”？选而当看到意见书中对武装工农问题、土地革命问题等党中央的右倾做法提出意见甚至责问时，本就性格急躁的他再也忍不住了，怒气冲冲，几下就把意见书撕碎，掷在地上，斥责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总书记，你们这样胡闹，究竟是党领导团，还是团领导党？”
见状，父亲却异常冷静，只是请陈独秀再去听听大家的意见，不料，陈独秀站起身，拂袖而去。
父亲是很有点韧劲儿的人，一次不行，再来！他希望党的总书记能够接受他们的意见，他企盼革命尽快出现转机。
大约６月２９日或３０日，党中央在武昌新机关召开常委会议。因当时父亲尚不是常委，不得出席会议，就将意见书交给一位常委带到会上。团中央决议对土地革命问题、国民党问题、武装工农问题均提出坚决的反对意见，陈独秀一听，即“大发雷霆，碎之于地”。
７月３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通过关于国共关系的１１条《政纲》。父亲出席了这次会议。
《政纲》上写着：“在国民革命中国民党当然地处于领导地位”。“现在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分子为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领导和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之武装纠察队，如因避免与政府之纠纷或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工农要求不得超出国民党的决定和法律范围之外，工人纠察队不可干涉司法和行政……
父亲对《政纲》逐一推敲，感到很激愤。父亲要求发言，打算通过共青团提出的一项赞同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党的路线的决议。陈独秀当即制止说：青年团根本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父亲毫不退缩，当即呼吁与会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表示意见，又遭陈制止：青年团国际代表不能参与，他在这里是客人，但他不能进行干扰！
陈独秀的家长制又一次发作。团中央的意见书最终被禁止宣读。
７月１２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中共中央领导，停止了陈独秀的职务。
８月７日，在汉口三教街４１号（今鄱阳街１３９号）二楼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里，父亲出席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和毛泽东、瞿秋白等一起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共领导班子，确定了新的战斗纲领。在毛泽东等人发言之后，父亲作了系统的发言。他说：
4．反对右倾投降主义（3）
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这完全是事实。其原因是我们仅仅做了上层的工作，而忘记了要以革命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比如五次大会后，国际代表罗易主张深入，鲍罗廷主张扩大，结果深入扩大并进。……北伐结果，唐等势力更大，其影响汪等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越大，民众致遭摧残，我们反失掉群众。
土地革命问题。在国际电报中说ＣＰ与ＣＹ意见冲突，主要就是土地革命问题。党无土地革命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很远的过程，不知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党不但无土地革命决心，并且还有与国民党组织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幻想。
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于新时期。
父亲在列举陈独秀屈服于国民党右派的种种事实后说：“党怕群众，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