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北方吹来的风俄罗斯-苏联文学与中国-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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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胱鳎宦叫窃谡庖荒甑摹缎∷翟卤ā飞稀�1923年，第一篇直接由俄文译成中文的高尔基作品—— 《意大利童话》第十三篇“劳动的汗”，经瞿秋白翻译问世。在这之后，高尔基的短篇作品被陆陆续续翻译过来，从未间断，在《小说月报》、《中国青年》等文学刊物和革命刊物上经常亮相，开始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和喜爱。
经过1925年—1927年的革命，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中篇和长篇小说以及其他体裁作品的译文更是层出不穷，主要形式是单行本。
1927年，李兰翻译了《胆怯的人》（即《福马·高尔杰耶夫》），这是译成中文的第一部高尔基长篇小说，也是高尔基的第一部长篇。
1928年，上海推出三种从英文转译的高尔基作品集，即宋桂煌的《高尔基小说集》朱溪的《草原上》和郑效洵的《绿的猫儿》。同年，洪灵菲移译了《童年》的第六章，定题为《沉郁》。从此，翻译高尔基的作品便成为文坛的风气。
1929年，陈勺水从法文转译了十月革命后高尔基的代表作《日记片断》。
这样，在我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中，高尔基作品的翻译初具规模。中国读者开始领略高尔基多方面的创作天赋。
三、四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是高尔基在中国的影响最大的时期。鲁迅、茅盾、巴金、郁达夫、瞿秋白、柔石、冯雪峰、周扬、夏衍等，都是高尔基作品的积极译介者。
这一时期高尔基作品的翻译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高尔基的各类体裁的作品翻译明显增多。象小说、剧本、回忆录、政论、文论等的中译本，以单行本的形式连续不断地问世。到了四十年代末，高尔基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有了中译，而且出现了一作多译，一书多版的情况。譬如《童年》在1930年—1948年的十八年间，共有六种译本；剧本《在底层》曾有译自日文、英文、俄文的八种不同译本，分别以《夜店》、《下层》、《深渊》等为名；《和列宁相处的日子》有过六种译本；广大中国读者熟知的长篇小说《母亲》、自传体小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都出现过两、三种以上的不同译本。许多重要作品的译作一版再版，象夏衍译的《没用人的一生》、姚蓬子译的《我的童年》、巴金译的《草原故事》（即《草原集》）都有四、五版面世。
这个时期，中国人民自己翻译、编选、出版的高尔基著作选集和文集有不少种。例如鲁迅编的《戈里基文录》、黄源编的《高尔基代表作》、巴金编的《高尔基杰作选》、杨伍编的《高尔基文学论文集》等。高尔基逝世的1936年，上海推出六卷本《高尔基选集》，该集是这个时期收有高尔基多类作品的一种重要的多卷本文集。这一年高尔基的作品在中国共出了三十四个版次。那个年代，出版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因为发行高尔基作品有利可图，而在这一表象的背后，是广大中国读者对高尔基的迫切的需要。
1928—1937年，是俄国文学翻译活动十分活跃的年份。苏联文学作品的译数迅速上升。高尔基成为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他的作品初版数达四十四种，超过任何一位旧俄作家 （屠格涅夫三十种，契诃夫二十种，托尔斯泰十四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四种）。
三、四十年代，根据高尔基小说、剧本改编的话剧，同样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由柯灵、师陀从《底层》改编的话剧《夜店》，在上海公演后，反响极佳。由田汉改编的《母亲》、王元美改编的《小市民》、焦菊隐导演的《夜店》等，均成为在中国剧坛风靡一时的高尔基戏剧作品。
五十年代以前，所有高尔基各类作品的译本，在今天看来，很多是不完善的，有的甚至非常粗糙。但在过去，即使是很差的译本照样也有销路，这说明基于深刻的社会根源，中国读者对于高尔基作品的需要十分迫切。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们一直非常重视高尔基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的二十卷高尔基文集，已于1986年全部出齐。该集成为我国介绍外国文艺名著发行量最大、最受重视的一种。
通观我们对俄苏文学的接受史，在 1928—1987年的六十年内，高尔基文学作品初版数为一百六十九种，包括小说一百二十种、戏剧三十九种、诗歌二种。高尔基作品翻译出版数量在所有俄苏作家中，一直雄踞榜首。
高尔基是一位特殊的作家——早期是旧俄作家，后期是苏联文学的代表作家，因此高尔基作品形成我国俄苏文学翻译，乃至评论中的一个特殊现象。
高尔基在中国：红极一时的偶像
在我国文学界最初介绍高尔基的阶段，即“五四”运动之前，得到突出的是作家的坎坷际遇和不畏困苦、追求自由的精神，受到强调的是作家本人和他的作品与下层人民的密切关系。“五四”以后，直至1927年，比起俄罗斯其他作家，高尔基的创作还没引起中国文艺界的广泛注意，所以其作品的中译也相对较少。尽管评论者们有意试图通过自己的评介宣传各种文学主张，但当时能参考的国外高尔基研究的资料有限，而这些资料中的观点多有交叉，这就使得这一时期我们对高尔基的介绍、评论在无意中避免了片面性。
1924年，郑振铎在他编著的我国第一本《俄国文学史略》中，列有专节评述高尔基。郑振铎将高尔基视作一个写实主义者，认为高尔基塑造的人物都是凡人，不是英雄，他的作品传达出反抗的呼声。但苏联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对郑振铎也有影响，这从他对高尔基在1905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间的作品不高的评价中反映出来。
1928年，高尔基诞辰六十周年纪念成为高尔基在中国的影响由小渐大的一个转机。我国报刊登载了一批纪念、评介的文章，其中赵景深的《高尔基评传》和耿济之的《高尔基》最有代表性。它们对高尔基的生平和创作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对他各个时期创作的基本特征作了简明概括。
赵景深对高尔基创作完全以体裁划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难免过于机械化，但他的一些观点还很值得重视。如他认为高尔基早年创作风格是在写实主义内，挟带着一点浪漫主义，直到创作后斯高尔基才真正显示出是个写实主义者。当然赵景深的某些观点还可以商榷，象他认为高尔基的作品几乎没有风格，高尔基不会分析现代人的心理。不管怎样，这毕竟是个人的独立的思考。
北京俄文专修馆的毕业生、俄文和中文造诣均深的耿济之，在直接阅读高尔基原著、广泛接触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高尔基》。文章简单扼要地概括了高尔基每一时期在题材人物、风格等方面的变化，几乎涵盖高尔基的全部重要作品。耿济之特别看重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作品的价值，认为高尔基三十五年里的心血结晶——二十巨册的文集，可以称是上是部“近代俄国的民族史。”
赵景深的文章主要着眼于高尔基的艺术方法。耿济之的文章则更多地探讨渗透在高尔基中后期创作中的文化因素和道德因素，以及它们在表现俄罗斯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方面的巨大意义。尽管侧重点不同，他们都没有忽略高尔基作品的艺术特色。从社会政治和艺术角度对《母亲》的评价，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
还是在1928年，钱杏村（阿英）以一文《“曾经为人的动物”》，对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里的佳作《沦落的人们》，作了深入的艺术分析。该文大概是二十年代中国人写的唯一的一篇高尔基单篇作品的研究专论。尤为难得的是，钱杏村不再象其他的评论者那样，凭借国外的研究资料作一般性的介绍，而是评点国外研究者的观点，力求立足于作品的本身，写出中国人自己的见解。
郑振铎、赵景深、耿济之、钱杏村和我们下面拟将谈及的瞿秋白等人的评论互相呼应，展示出二十年代我国文学界高尔基研究的整体水准，反映出中国人在认识高尔基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时的不同倾向。
整个二十年代，我国的有关高尔基的评介文章和书籍，在数量上超过了同时期我们对其他所有外国作家的评介。
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有很明显的提高。高尔基及其他俄苏名家在中国的影响日趋扩大。这期间我国出现了三次评介高尔基著作的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在1932年高尔基创作活动四十周年之际。1932年前后，茅盾、夏衍等人先后编撰各自的高尔基评传，周扬和阿英相继编选出《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和《高尔基印象记》，邹韬奋和黄秋萍分别编译出版《革命文豪高尔基》和《高尔基研究》。
第二次高潮是在1936年高尔基逝世的时候，这一年，上海编辑出版了两本文集—— 《高尔基》和《高尔基选集》第六卷 （评传）。
1946年高尔基逝世十周年引起高尔基评介的第三次高潮。这一年，戈宝权接任《高尔基研究》的主编，一年内出版十三期。该刊创刊于1942年，曾由当时在中国的苏联学者主编。
在这三次高潮前后，出现了一大批数量可观的成果。其中大部分是纪念性的文章，另外一些专著、评传等，大多也是根据苏联、日本等国研究者的著作编译或改写过来的，较少中国人的独立见解。只有茅盾的《高尔基》、周扬的《高尔基的浪漫主义》、胡风的《M·高尔基片断》以及鲁迅、瞿秋白、巴金等人的论文和序跋，能代表三、四十年代我国高尔基研究的高水平。
对于三、四十年代大部分中国现代作家来说，高尔基给予他们的影响，远不止是文学上的，更主要的是人格上和精神上的。郭沫若、冯雪峰都曾就这一点作过精辟的描述。的确，高尔基比任何外国作家都更有力地影响了现代中国作家的世界观和文艺观。“影响”的种子只有播在准备好的土壤上才会萌芽生根。因此，“影响”是一个复杂多样的过程，它常常发源于一种心理的或意识形态的启悟，某种外来的东西突然点亮了接受方长期思考的问题，从而给予接受方一种解决的新的可能。
从中国对高尔基的接受来看，既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又有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文化心态的因素。“五四”以后，中国现代社会的背景、需求，笔者已在前几章作了不同程度的介绍，在此不再重复。现在来看一看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民生”是历代中国政治思想的中心。孟子思想中的“仁政”，其核心就是“民生”问题。从孟子到孙中山，“民生”观念一直贯穿了二千多年。这一观念世代相沿地体现在传统士大夫的理想中——传统士大夫往往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抱负，表现在行动上就是“政治挂帅”。到了现代，在中国知识阶层中，这个政治化倾向就变成了“救国”或“革命”的献身精神和使命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承接了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传统。而时代更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推向服从于政治变革与改造社会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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