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中期经济史-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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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
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
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从管仲的话
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商人已专业化,专门经商,一生经商,而且传
之子弟,使“商之子恒为商”;二是商人受着官府控制,控制的办法是
不让士农工商四民杂处,所以要“处商就市井”,使其不见异思迁。这
都反映了商人还未从“工贾食官”格局下解放出来。春秋时期,郑国也
是个商业较发达的国家,春秋初郑桓公与商人盟誓:“尔无我叛,我无
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布宝贿,我勿与知。”①春秋初,郑国刚建立
需要商人支持,所以郑桓公与商人订立了上述盟誓。从盟誓内容看,商
人不能背叛郑国国君,郑国国君不能“强贾”和无代价的夺取商品;商
人有市场上的走销宝物,国君不要求知道。这说明商人处境有所改善,
但这一盟誓是郑国国君为求得商人支持的产物,总的看来,商人仍受着
国君的控制。春秋后期,晋国商人地位依然低下,《国语·晋语八》载,
晋国都域“绛”的富商虽富有,但乘的车子只能用皮做车帷、木做的车
檐遮挡起来,才能经过朝市,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功劳①。这说明春秋后
期,商人的地位依然卑下。
春秋时期随着“工贾食官”格局的被打破,和商人地位的提高,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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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末出现了两位私人经富致富的大富豪。一位是孔子的弟子端木赐 (子
贡),《史记·货殖列传》载子贡“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发,
卖出)著 (贮,买进)鬻财於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
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
“子贡好废(发,卖出)举(贮,买进),与时转货运。……相鲁卫,
家累千金,卒终于齐”。从上述记载看,孔子弟子子贡曾在鲁、卫两国
作官,喜爱买进和卖出货物,可能经营各国统治者所需的生活消费品、
奢侈品,而且是大宗生意,所以能“结驷连骑……聘享诸侯”,并与之
“分庭抗礼”。子贡通过经商富至“家累千金”,成了当时著名的大富
豪。子贡的经商艺术在于能“与时转货运”,也就掌握贱买贵卖的时机
而致富。春秋末另一位经商致富的大富豪就是越国大夫范蠡。范蠡原是
越王勾践的大臣,辅佐勾践振兴越国。范蠡曾著 《计然》一书,探讨国
家富强的道理,提出使国家强盛的七策,勾践采用了五策,就振兴了越
国。《计然》提到的经商艺术主要有三项:一是出售货物要把握时机,
从预测年景的丰歉来预测市场物价的贵贱,贵时抛出,贱时收购,要作
到“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二是收购货物后要贮藏好,不使腐败,
这叫“务完物”。三是资金流转要迅速,叫做“无息币”。范蠡的经商
活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越灭吴后,范蠡“变易姓名”由越
至齐“父子治产……数十万”,齐国曾任之为相,又“归相印,尽散其
财”。第二个时期是范蠡后定居于陶,陶即定陶 (今山东曹县西南),
“陶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范蠡在这个地方“治产
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
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其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
遂贾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后世商人奉陶朱公为祖师爷,效法
其经商致富,所以范蠡对中国以后的商业活动有重大影响。
战国时商业比春秋时大大向前发展,这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首
先经商理论就比过去发展了。《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白圭的经商理论
一是“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
出取帛絮,予之食。”二是用天文学的知识预测年景丰歉,太阴在卯,
丰收,次年歉;太阴在午,干旱,次年丰收;太阴在酉,又丰收,次年
歉收;太阴在子,大干旱,次年收成好。后又回到太阴在卯之年。在预
测年景丰歉的基础上,寻求物价贵贱的规律,作为经商的理论根据。三
是白圭经商能吃苦耐劳,即所谓“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
僮仆同苦乐”。四是经商时看准时机,有勇有谋,有决断,要迅速,即
所谓“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
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
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由于经商
有理论、有实践,也被后世称为“治生祖”。白圭的经商理论比子贡、
范蠡的经商理论又前进了一步,说明了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
要,人们对商业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次,在商业活动中货
币逐渐普遍使用。春秋时期黄金已作为货币出现,子贡“家累千金”,
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都说明黄金已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作
为一般等价物出现了。此外,春秋时期还出现了铜铸币,周景王二十一
年 (公元前524年)“铸大钱”,此前已有铸造的轻钱流行。考古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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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春秋时的铜铸币,山西侯马发现的春秋末的铜铸币空首布重的约33
克,轻的仅为其重量之半①。战国时期货币普遍使用,种类增多,《管
子·地数篇》说:“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在现实
生活中黄金、铜币、粟的比价已形成一定的比例。货币的日益普遍使用
是商品交换得到发展的表现。再次,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利润和关税、市
税在不断增加。《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春秋末范蠡父子“侯时转物,
逐什一之利”。这说明当时商人经商的利润率为十分之一。 《史记·苏
秦列传》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说明战
国时的商业利润率已增至十分之二。《史记·货殖列传》说:“贪贾三
之,廉贾五之”,即贪贾经商的利润率为十分之三,廉贾经商的利润率
可以达到十分之五,可见商人经商的利润率多的可达到十分之三至十分
之五。总之,春秋战国时的商业利润是呈上升的趋势。春秋战国时期关
税、市税也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 《管子·幼官》载齐桓公“三会诸侯
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按此记载市税征收量
为商品的百分之二,关税为百分之一,两种税征收总量为百分之三。《管
子·大匡》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关、
市税的征收都不能超过五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二,则关、市税征收量总
数不能超过百分之四。战国时关、市税的征收总量比 《管子》上述两处
记载有成倍增加,关于这点《孟子·滕文公下》载:“戴盈子曰:什一,
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己,何如?”这是宋
国大夫戴盈子与孟子的对话。戴盈子企图用抽商品十分之一税的办法。
再逐步去掉关、市税。这说十分之一的商品税在战国时就算比较轻了。
上述材料说明春秋战国时对所征的关、市税等商品税的增加也是当时商
业发展的表现。
战国时是民营商业大发展的时期,当时私营中小工商业者是个广泛
存在的社会阶层,同时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和经营商品生产的大富豪,据
《史记·货殖列传》等有关记载,主要有下列一些:靠经商致富的有两
人,即白圭和吕不韦。白圭,周人,战国中期曾在魏国作官,经商时善
于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成为大富豪,被后世奉为“治生祖”。
吕不韦原为濮阳人,在邯郸经商,认为耕田能获利十倍,作珠玉买卖能
获利百倍,作立国君的生意能获利无数,遂下大本钱活动把秦公子异人
立为秦国太子,从中取得了无法计算的利润。靠冶铁起家的有四人:赵
人郭纵,以冶铁成业,“与王者埒富”;宛孔氏先人,魏人,以冶铁为
业;蜀卓氏先人,赵国人,以铁致富;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
从事煮盐业致富者一人,即猗顿,鲁人,战国初在山西临猗,以盬盐起,
“与王者埒富”。靠经营畜牧业成为巨富者一人,乌氏倮,秦人,用山
谷量牛马的多少,秦始皇时令倮比封君。开丹砂矿致富者一人,巴寡妇
清,开采丹砂数世,能“礼抗万乘”。如果与春秋时期相比,春秋时的
私人大富豪只有子贡、范蠡两人,而且这两人都是靠经商致富的。战国
时期全国性的大富豪由两人增加到了九人,除白圭、吕不韦两人靠经商
致富外,其他七人都是靠进行商品生产发家的,有的靠冶铁、有的靠制
盐、有的靠开丹砂、有的靠畜牧。战国时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商人、大富
豪的出现是商业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时期的表现。十分明显,如果
商业的发展,只是建立在小农、小手工业者进行简单商品生产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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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货源得不到保障,商业也因此得不到持续发展。战国时期,出现了
大工矿业主、畜牧业主,可定期提供商品货源,这有助于商业持续,稳
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批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商人出现,标志着商
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春秋战国全国各地经济联系加强,齐国出
产的盐要运销魏、赵、宋、卫诸国,郑国商人到周经商携带着熟牛皮、
牛等物资。晋国所用的木材皮革有的是从楚国输入的,《左传》襄公二
十六年载:“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楚虽有材,晋实用之。”从春秋到
战国各地出产的特产均可渐渐在全国交流,《管子·小匡》说商人“服
牛轺车,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
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这说明在
一个国家中就能够买到各地的“珍异”物品。《荀子·王制》说:“北
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
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纭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
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手木,山人足手鱼,
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天之所覆,
地方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按照荀子的上述论断,中国不仅国
内泽人、山人、农夫、工贾彼比的物产可以交换,并且与国外或周边的
四海所产的物品也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