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0-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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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
你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你轻易把自己的妻子
让别人娶去，
你没有自己的家，没有友谊，
没有自己的落脚之地，
你一头扎进了
小酒馆的泥淖里。〔19〕
死亡的宿命小心翼翼向前迈动步伐，鬼鬼祟祟，探头探脑。
梅耶霍尔德早年向往革命，十月革命后，他将一部剧作题献给托洛茨基〔20〕。这事埋下了祸根。不过那时人人都崇拜托洛茨基，他是1905年革命、十月革命的实际领导人（两次革命列宁都未及赶回国内）。革命后白军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尼奇等四处叛乱，在革命危若累卵的形势下，又是他组建了红军，亲临前线率领红军南征北战，战胜了叛乱部队，拯救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那时人民将托洛茨基与列宁并列。谁会料到列宁死后他竟被打成“内奸”、“间谍”、“匪帮”？
与梅耶霍尔德一家很熟的肖斯塔科维奇有这样一种说法：“梅耶霍尔德发痴似的爱她（指齐娜伊达·赖赫）。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爱。很难想像在我们这个时代居然还有这种爱情。这里面有种不祥的东西。”〔21〕
若说不祥，齐娜伊达与托洛茨基的女儿同名（也叫齐娜伊达），这是更大的不祥。
不过最大的不祥还是齐娜伊达从叶赛宁那儿接到了死亡宿命。与叶赛宁相爱的几个女人都已死于非命，曾是妻子的她何处逃避？
那时文艺界头面人物的被捕（死亡的代名词）有这样的程式：报纸点名批判——工人纷纷来信表示愤慨——夜里囚车带走——株连一大片。从1937年开始，梅耶霍尔德就经受了报纸批判和工人来信，到1938年，斯大林亲自下令关闭梅耶霍尔德剧院，报上更是连篇累牍对梅耶霍尔德展开攻击，比工人、农民批判更到位的是前苏联文化界人士的无数文章和谈话（肖斯塔科维奇称这种现象叫“今天你先死，明天我后死”）。梅耶霍尔德惊惶失措，为表示他不是“阶级敌人”，他不断组织上演革命题材的戏剧，临死前不久，还在导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及至1939年6月20日，梅耶霍尔德被捕，从此在人间消失。可叹在被捕的前几天（6月15日），梅还在全苏导演工作会议上大谈维辛斯基同志指示我们什么什么〔22〕。殊不知这位维辛斯基同志正是主持莫斯科三次大审判的公诉人，手上不知沾满多少老布尔什维克的鲜血。梅耶霍尔德被捕的那天晚上，囚车前脚走，“匪徒”后脚到，抄了家，残杀了齐娜伊达。肖斯塔科维奇写道：“在梅耶霍尔德被捕后，匪徒几乎立刻就到赖赫家里，把她杀了。她身上有十七处刀伤；双眼被刺穿。赖赫哀叫了很久，但是没有一个邻居来救她。没有人敢进梅耶霍尔德的房子。谁知道那里出了什么事？对赖赫行凶的也许是官方刺客的铁拳头。是非之地，最好躲远一点。所以，他们杀了她，拿走所有的珠宝。”〔23〕
谁能忍心再说国家不幸诗家幸？
孟姜女在长城哭亡夫哭啊哭啊把长城哭倒了，如果是超过十万、一百万、几百万的“孟姜女”在那里哭亡夫〔24〕，作家自己也可能哭倒在地。正如后人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他向那仿佛是人类理智和心灵所不可了解的无边苦难低头，像拉斯科里尼可夫〔25〕那样，一躬鞠到了地面。他得到了基督教的痛苦的爱，关于那种爱，赫尔岑曾说过几句严峻而真挚的话：‘痛苦的爱可能是非常强烈的——它痛哭，它诉说，然后又擦眼泪，但主要的是，它什么事情也不做。’”〔26〕而二十世纪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做到了作家做不到的事。
他用音乐表达这一切。1937年，《第五交响乐》在列宁格勒首次公演，许多听众回家后与家人抱头痛哭。列宁格勒是苏联肃反的重灾区。肖斯塔科维奇在其回忆录中说：“甚至在战前，列宁格勒也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没有失去亲人，或是父亲，或是兄弟，即使不是失去亲人，也是失去亲密的朋友。人人都有为之一哭的人，但是只能无声地哭，蒙着被子哭，不让任何人看见。人人彼此戒备，悲痛压在心里，窒息着我们。”〔27〕
1942年，《第七交响乐》（《列宁格勒交响乐》）在美国现场播出，通过电台，千百万人凝神听完了这首乐曲。成千上万人抽噎一片。这是很奇怪的事，美国人一生中从没见过大肃反，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他们哭什么？难道他们有第六感官？
在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发表之前，西方音乐界都把《第七交响乐》解释成“德军入侵”、列宁格勒被围困、反法西斯战争悲壮的主题。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却是这么说的：“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我国人民死在和葬在不知何处（即使是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的人太多了。我有许多朋友就是这种遭遇。到哪里去为梅耶霍尔德或者图哈切夫斯基建立墓碑？只有音乐能为他们做这件事。我愿意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乐曲，但是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我毫不反对把《第七》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但是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描写被斯大林所破坏、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28〕
从前人们“只能无声地哭，蒙着被子哭”，战争来了，那些“战前没有一个家庭没有失去亲人”的人们终于可以开怀痛哭了，反正账都是算在德军头上。肖斯塔科维奇说“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在别的国家，战争很可能要干扰艺术。但是在俄国——由于一些可悲的原因——艺术却繁荣了”〔29〕。
肖斯塔科维奇也曾等待着被逮捕，那时报纸已经隔三隔四批判他，批判他的社论题目是斯大林亲自拟订的，他的亲密朋友音乐家日拉耶夫、波波夫、维戈茨基、加舍夫等四人已经先于他被逮捕（后全部丧命），越来越多的音乐界同行或非同行站出来揭发他。在那些日子里，他不止一次想到过去死，是牵挂母亲、姐妹、妻子、儿女的命运才使他放弃了这个“津津有味的念头”。
他最终没有被捕，活下来了。
有人说是罗斯福总统救了他。有这样的传说：斯大林与罗斯福的特使谈建立第二战场问题，特使却说：“罗斯福总统认为肖斯塔科维奇是伟大的音乐家！”等等。肖斯塔科维奇最不屑听这种所谓内部传闻，一般说来，他对西方没多少好感。他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他曾为前苏联所有的重要电影配过乐，斯大林多少认为留着他用处更大。另外，肖斯塔科维奇那幅戴着钢盔消防帽的侧面像全球闻名，几乎成了前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象征，伟大统帅也要考虑这一点。
他还在作曲。在等待逮捕的日子里，在“我命在旦夕，我低下了我的头”（布哈林语）的日子里，他创作了以下传世之作：《第五交响乐》、《第一弦乐四重奏》、《第六交响乐》、《第七交响乐》、《第二钢琴奏鸣曲》、《第八交响乐》、《钢琴三重奏》、《第二弦乐四重奏》、《第九交响乐》、《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犹太民间诗歌选》、《前奏曲与赋格二十四首》……
俄国有人说：“有了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后人自会判断俄国今天的历史。”
肖斯塔科维奇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然而，如果允许选择，他宁愿选择安宁平和甚至是平庸，也不要当“伟大的音乐家”。“伟大的音乐家”的代价是一生见太多的生离死别，流太多的泪，失去太多的挚友。事实上越接近老年，肖斯塔科维奇就越觉得自己的作品无甚“伟大意义”，劝导年轻一代远离它们。这是“伟大的音乐家”的大彻大悟。
注释：
〔1〕根据舒婷的《神女峰》改写。原诗句为：“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2〕（苏）列奥纳得·根得林：《受害的一代》，明宇、舒会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37页。
〔3〕（苏）安·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彭卓吾译，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
〔4〕李毓榛：《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267页。
〔5〕（苏）尼古拉·津科维奇：《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6〕蓝英年：《寻墓者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7〕1920年苏波战争图哈切夫斯基任总指挥，本已率军打到华沙城下，因西南战线（斯大林任该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拖延配合不力，导致失败，后列宁批评了斯大林。另图哈切夫斯基在早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保持中立，引起斯大林怀恨。
〔8〕（苏）尼库林：《元帅之厄运》，炜元闻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3页。
〔9〕（苏）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石翁、施用勤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前言”，第9页。
〔10〕本诗采用王守仁的《叶赛宁之死》，《俄苏文艺》，1980年，第95页中的译文。在《叶赛宁抒情诗选》〔刘湛秋译〕中，该诗的译文为：“白色的雪原，白色的月亮，/白色的寿衣覆盖了我们的家乡。/白花花的白桦在林中哭，/这儿死了谁？莫不是要把我埋葬？”
〔11〕本文叙述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及齐娜伊达·赖赫的内容主要参考王守仁《叶赛宁之死》、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部分参考其他文、著。加引号但没注明出处的词句引自《叶赛宁之死》或《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
〔12〕〔13〕〔19〕王守仁：《叶赛宁之死》，《俄苏文艺》，1980年，第95、87、88、86页。
〔14〕邓肯的朋友认为邓肯之死不是事故，而是自杀。参阅《邓肯与叶赛宁》，第334页。
〔15〕〔18〕（苏）戈登·麦克维：《邓肯与叶赛宁》，刘梦耋译，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70页。
〔16〕袁振武《自杀还是他杀——叶赛宁死亡之谜》，《俄罗斯文艺》1990年，第57页。
〔17〕《柯罗连科致卢那察尔斯基的六封信》，陆人豪译：《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2期，第37页。
〔20〕〔21〕〔23〕〔27〕〔28〕〔29〕（苏）所罗门·伏尔科夫〔记录〕《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叶琼芳译，卢文校，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1年出版，第134、132、133、198、222、199页。
〔22〕（苏）格拉特柯夫辑录：《梅耶荷德谈话录》，童道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314页。
〔24〕有关大清洗（大肃反）死亡总人数，各种书籍、各种版本资料的说法不同，以往克格勃正式记录在案的1937～1938年的镇压人数是七十八万六千零九十八人。1991年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宣布说：“从1920年至1953年期间，在苏联约有四百二十万人受到镇压。其中两百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受到镇压的。”（参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季刊2002年第二期《苏联模式探析》第4页）近年来随着更多挡案解禁，这些数字又有变化，叶永烈近期引用的材料是：苏联历次肃反中，一千九百八十四万人被逮捕、流放，七百多万人受到镇压。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数字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