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8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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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上就可以读到，书的内容除“引论”和“人格理论”概述外，分成五个部分：
1、人格心理学的逻辑层次划分，包括“生理机制”、“遗传基础”、“进化渊源”、“社会情境”、“文化背景”、“发展历程”六个层次，其中前三个又构成自然生理方面从共时性到历时性的三个环节，后三个则构成社会文化方面从共时性到历时性的三个环节。这同时也是对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因，素的循序而进的个案研究。
2、人格的整体功能，包括“认知”、“情绪”、“动机”、“自我”，即“信息的获取与处理、情绪的反应与适应、行为的动力与目标以及自我的统合与完善”的诸问题研究，相当于传统心理学中的“知、情、意”及三者统合的划分。
3、人格的具体功能，包括“潜意识”、“攻击”、“利他”、“人格与健康”，显然，这种划分相当于弗洛依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以及三者的协调关系。
4、人格的差异性，包括性别差异（自然差异性）和文化差异（主要是中西人格的差异性）。前述整体功能和具体功能涉及的都是人格的一般共同性方面，而这里的差异性则对共同性形成必要的补充，使人格理论呈现出立体和多面的特点。
5、人格测评的方法和评价标准：这是人格理论的实际操作层面。
综观全书的结梅，我们清晰地看到，人格心理学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开辟了那么广阔的领域，在这里都得到了合理的分区和整合，而这一分一合，不仅使我们获得了对人格心理学以至于对人格本身的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而且对每一种人格理论都获得了一种同情的理解，确认了它们各自对把握人格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次所作出的贡献，同时又不偏狭、不固执，而是力求与其他理论达成沟通。正如作者所说的：“这些理论各有各的贡献，一种理论的作用是另一种理论所不可替代的。类型－特质理论帮助我们描述人，即初步认识一个人的特点；生物学理论帮助我们从生理、遗传甚至进化的方向上去解释人的特征；行为主义揭示了环境是如何塑造人的；认知心理学则指出入的内在判断和评价会使不同的人在同样的环境中具有不同的感受，做出不同的反应；精神分析理论挖掘人的潜意识动机，探索了心理疾病的病理机制以及免于心理疾病的方法；人本主义则向我们呈现出健康生活的状态和途径，促使我们去探索生命的价值，实现人际之间的平等和关爱，进而走向自我实现的高峰。”当然，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创建一种新的心理学观点或派别，而是要对已有的人格心理学作一种方法论上的提升。这种提升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时代显得特别可贵和必要。所以作者在书中处处以问题而不是学派为线索来展开论述，通过问题把各种学派编织进理论的逻辑系统中。这不是毫无具体内容的空洞的“大叙事”，而是对实证材料和大量实验数据的本质规律的洞见，对各种具体结论的升华。
作为一个哲学的研究者，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书中有关文化背景和中西人格比较的部分（即第7章和第19章），因为这正是心理学通向哲学（而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由于我本人长期以来关注文化心理（或“国民性”）问题，我的研究和郭永玉博士的人格研究在这一点上达到了重叠。正如作者在结论中所说的，“必须将文化纳入人格心理学的研究范畴”，而定性和定量的结合，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整合也正是当前国际心理学界的“大趋势”。 Shweder说得好：“探求人格的文化背景可能帮助我们挖掘人格领域中那些还不为人所知的心理功能，为人格研究提供新思路。”当然，心理学本来就是西方学术的舶来品，以西方人自己为被试得出的研究结论，被他们当作普遍规律而深信不疑。而非西方人，例如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心理学时，除了原原本本地熟悉、理解和掌握西方心理学的方法以外，对这种方法的适用性和限度必然要进行自己的反思，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变通和修正。书中举了大量的实例说明中西人格的差异，特别是如“面子”和“缘”的观念的分析，饶有兴味。［张祥龙教授将海德格尔哲学中的Dasein（通常译作“此在”）一词译作“缘在”，是将海氏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典型例子，而在我看来恰好忽略了中西文化的一个根本差异。“缘”虽然也有时间的含义，但只是“时机”、“机缘”，而不是“先行到未来”，即不是可以预先“筹划”的；“缘”虽然也有“聚集”的含义，但只是“因缘际会”，而不是“林中空地”，更不是语言所可以“表述”的。当一个人说“这是缘分”，或“没有缘分”的时候，那意思就是什么都不要“说”了。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于澄清。］我也曾对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对传统中国人的适应范围作过限制，如俄狄浦斯的“杀父恋母”情结，在中国人这里就只是“畏父恋母”或“崇父恋母”。之所以未能从“畏父”、“崇父”演变为“杀父”（如中国古代没有“杀父”神话），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父子、母女关系中不存在“妒忌”心理。而之所以不存在妒忌心理，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家庭生活中缺乏爱情。在父母不是由爱情而结合、甚至夫妻形同陌路的家庭里，儿子不会妒忌父亲，女儿也不会妒忌母亲。相反，儿子往往还会代替父亲（女儿则代替母亲）而与母亲（或父亲）结成更亲密的关系（包括父亲亡故后“夫死从子”）。当然这并不是推翻弗洛依德的发现，而是对他的理论的修正，因为即使在中国，孩子毕竟也同样具有亲近自己的异性家长的倾向。至于传统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为什么缺乏真正的爱情（顶多只有“举案齐眉”、“夫唱妇随”、“白头偕老”之类的俗套），那就不是一个单纯心理学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心理学甚至文化哲学问题了，它涉及到国民性的成因及对“真正的爱情”的理解。
废名（1901～1967），原名冯勋北，宇焱明，号蕴仲，学名冯文炳，笔名另有蕴是、病火、丁武、法等。湖北黄梅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正式升人英国文学系。1929年毕业，在北大国文系任教。抗战期间，避难黄梅，一度任小学、中学教员。1946年，重返北大，任中文系副教授、教授。1952年，调至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中文系。1956年起兼任中文系主任。同年，加人中国作家协会。1959年和1963年，先后当选为政协吉林省第二届、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1962年，被选为吉林省文联副主席。1967年9月4日，病逝于长春。
在现代文坛上，废名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立精神的作家、学者。其一生以1949年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以文学创作为主，兼及诗学、佛学研究。主要有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枣》、《桃园》，长篇小说《桥》、《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诗论《谈新诗》，佛学专著《阿赖耶识论》等。后期除少量创作外，主要从事学术研究，著有《古代的人民文艺——讲稿》、《杜诗讲稿》、《跟青年谈鲁迅》、《鲁迅研究》、《美学讲义》、《新民歌讲稿》等。
废名以其风格特异的小说名世，但从本质上讲，他乃是一位诗人。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周作人就曾说过：“废名君是诗人，虽然是做着小说。”（《跋》，《桃园》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版）三十年代鹤西（程侃声）也说废名“到底还是诗人”。（《读与》，《文学杂志》1937年8月1日第1卷第4期）废名是以新诗人的姿态步入文坛的，他最初发表的文学作品即是诗。他将诗的特质熔人小说创作之中，多用唐人写绝句的手法，构筑一方远离尘嚣、如诗如画的乡村世界，展现一种充满诗意的人生形式。语言简练，意境浓郁，富有田园风味和牧歌情调。他的小说不仅影响了沈从文等作家的创作，而且对卞之琳等诗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37年，孟实（朱光潜）就及时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在为《桥》所写的一篇书评中说《桥》“对于卞之琳一派新诗的影响似很显著，虽然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桥》，《文学杂志》1937年7月1日第1卷第3期）晚年的卞之琳承认自己主要是从废名的小说里“得到读诗的艺术享受”。（《序》，《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卞之琳三十年代中后期的诗歌在观念化写作方式等方面，与废名小说确实存在着某些相通之处。
废名生前公开发表的诗作不多（近50首），可他写的诗却并不算少。1931年 10月17日，他曾在《诗集》一文中说过：“我于今年三月成诗集曰《天马》，计诗八十首……今年五月成《镜》，计诗四十首。”1958年1月16日，他在《谈谈新诗》中写道：“我从前也是写过新诗的，在1930年写得很不少，足足有二百首……”1949年以后，他用新民歌体创作了《歌颂篇三百首》，在报刊上发表过《工作中依靠共产党》、《迎新词》、《欢迎志愿军归国》等数首诗。由此可知，废名至少有诗作500首。这些诗歌除部分散佚者外，多数以手稿形式存留下来。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废名重视自己的诗歌，远胜于其小说。他讲新诗，专门介绍过启己的诗歌创作。他将自己的诗歌与卞之琳、林庚、冯至等诗人相比，一面承认他们写得好，“我是万不能及的”；一面又很自信地说：“我的诗也有他们所不能及的地方，即我的诗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不写而还是诗的，他们则是诗人写诗，以诗为事业，正如我写小说。”“我的诗太没有世间的色与香了，这是世人说它难懂之故。若就诗的完全性说，任何人的诗都不及它。” （《新诗讲义——关于我自己的一章》，天津《民国日报·文艺》1948年4月5日第 120期）关于废名的诗歌成就，向来是见仁见智，评说不一。卞之琳虽然承认废名“应算诗人”，但他对废名的诗评价不高，说“他的分行新诗里，也自有些吉光片羽，思路难辨，层次欠明。他的诗，语言上古今甚至中外杂陈，未能化古化欧，多数佶屈聱牙，读来不顺，更少作为诗，尽管是自由诗，所应有的节奏感和旋律感”。（《序》，《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台湾诗人痖弦则坚称：“废名的诗即使以今天最‘前卫’的眼光来披阅，仍是第一流的，仍是最‘现代的’。”（《禅趣诗人废名》，《中国新诗研究》，台湾洪范书店1982年版）
废名的诗歌创作起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终于五十年代末。总的来讲，二十年代的创作，如《冬夜》《小孩》《磨面的孩子》《洋车夫的儿子》等，偏向于写实，比较容易读懂。三十年代转向现代派，诗思生涩，禅味甚浓，最难理解。抗战以后，诗风稍趋闪露，如《鸡鸣》《人类》《真理》《人生》等。五十年代的诗作，则近于民歌体，内容清楚明白，无需解读。因此，要解读的是其三个年代的诗歌。这类诗歌代表着废名诗歌创作的最高艺术成就，在中国现代派诗歌中可谓独树一帜。1947年，黄伯思曾指出：“我所有兴趣的还是废名在中国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