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1期-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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蚪炭朴檬槔淹蜃矗舅疚憷Ｆ鸺凉偈榫止郝蛏涛裼∈楣菟喔魇椋员愀餍＞徒郝颉！保ā豆笾萁逃俦ā返谝荒甑诙凇豆埂返�11～12页，民国三年正月三十号贵州教育司编，转引自何静梧《辛女革命前后的贵阳教育》，载中国人民政协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贵阳文史资料》第2辑，1981）1932年淞沪战火使商务元气大伤，有意将因总馆财力有限而无法顾及的贵阳分馆出顶以求生存。文通念及商务对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成立“商务贵阳特约经销处”予以支持，承担了全省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因此成为全省图书印刷、发行的龙头，亦成为知识分子传播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的中心与“公共空间”。但从当时的图书目录看，文通的出版物包括：供大众特别是学童教育方面的图书；贵州地方志书、文献资料；贵州文人、学者著述、宗教医学著述，等等，计一百五十余种，从这一阶段看，文通仍是局限于贵州一地的企业。她期待着历史的机遇，使自己得以到更大的空间去一层身手。
从华之鸿创办文通书局的经历看，其超越前贤的境界在于，作为一位具有维
新思想的企业家，他清楚地意识到自身追求之意义所在，体现出一种迥异时人的自觉性。他在书局青年学生培训班发表训词说：贵州贫困之原因，“未始不由工业颓废，坐失利权”，“忧时之士知非振兴实业不足以济民生”，“自民国成立而后，社会主义（此处指兴办实业以济民生——引者注）逐渐萌芽，营业生利尤为应时之必要”。而中国传统狃于儒生陋见，以工为“贱业”，“使秀颖之才相约不入此途”，这与时代发展是背道而驰的。他希望学生敬业于此，“一艺一能皆可成绩可观，将来出其所学能获利以赡身家，不求于人而足以自立”，“黔之富强将以诸生为嚆矢。”（《文通书局学生毕业训词》）这种思想，顺应了近代社会变革中士大夫由鄙视生产转而重视治生，由坐而论道转而实业救国，由高蹈言虚转而沉潜务实的时代潮流。华之鸿明言自己创办文通之目的，即在于“力矫时弊，造就诸生期于有用，以开风气之先”，而最终“借以提供文明，转移风化”。他以总经理名义在《贵州公报》上刊登广告招揽生意，开首即说：“本局为促进文明，开通风气起见……”华家第三代传人华问渠在《文通书局略历》中说华之鸿创办文通的缘由，乃在于“生于叔季，蒿目时艰。感世运迁流之极，抱文化濡滞之恸；贾倡导教育之余，发流布学术之愿。”华问渠在写于1964年的遗稿《贵阳文通书局概述》（载《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1982年）中，追述其父创办文通的初衷在于，“因思贵州交通阻塞，新知识传播到黔，旷日持久，若果放任自然，则贵州文化，将永远落于全国各省之后。若欲传播新知识，端赖书籍，莫若创办一所规模较大之书局，既可继承先祖未竟之遗志，且印刷厂可以容纳多人，是亦符合提倡工业之旨”，于贵州之工业、文化之发展，是一件双美并具的好事情（经华问渠之子华树人整理的《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见《文通》224页）。华家“以启迪文化为宗旨，但认定有益地方，锐意进行，盈绌在所不计”，于文通“总计耗资约白银20万两左右”；永丰纸厂“耗资大洋60余万银元以上”，可谓耗尽家财。而其自身，则世代清风，廉洁持家。华问渠、华怀仁在《先府君行述》中说华之鸿，“每有施与，不使人知，即家人亦不语及。凡遇重大事件，富于果断，独力担当其事，若成辄归功于人。深自敛抑，终身矩步规行，不苟言笑。禀赋素厚，精神健全。每日黎明即起，盥洗后即至书斋，或披阅函件，草拟信札，或手抄先人遗墨，或研求佛典，诵读儒书。每朝至暮，屹坐案前，非遇疾病，昼间决不卧床。……一生生活，不知者以为服食应若何丰裕，其实自奉固甚薄也。”
出版史家汪家熔在其《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对近代出版的性质作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近代出版与古代出版的根本不同，在于其文化追求与思想境界。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民族危机面前，出现了一批不再为小我而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读书人，他们自觉地利用出版工具为改变中华沦为殖民地的命运而奋斗，出版因此进入了与古代坐而论道、仅为一己之不朽而立言完全不同的道路，投身社会变革的浪潮，成为近代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部分与尖兵；到了现代，出版更是自觉地服务于民族解放与社会启蒙。在历史变革的大背景下，更易看清近代出版人群体既继承中国文人固有的关切国家民族命运这一传统，而又通过出版这一工具将其推向极致的历史性文化贡献。华之鸿以实业家身份办文通与商务创办伊始即全力投入出版的起点或稍有异，但为推动教育而致力出版的求索路径，则可谓殊途同归；其创建伊始的规模，或不足以凸显其日后的重要性，但其所体现出的，则是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追求实业救国与文化救国的基本方向。
二、抗战时期文人群体的迁移与文通书局的盛衰盈虚
在近现代史上，知识分子有着三次因社会动荡而引发的群体性大迁移，他们的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化格局。一次是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以张元济、蔡元培等维新派文人精英南旋，开始疏离清政府；第二次则是在1928前后，因为北洋政府的政治迫害和上海作为租界的繁荣，而导致大批北京作家南迁，各地文化人像候鸟一样向上海归趋，由此使上海取代北平而跃升为文化中心；第三次则在抗日兴起，以京津高校组合为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大批知识分子关山万里西徙南迁，使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度西移。每一次知识分子群体的迁移，就带来当时的文化生态某一方面的变化。对于出版业而言，第一次间接导致了商务印书馆从印刷作坊到现代出版重镇的质变与跃起；第二次则使以北新书局、新月书店、《语丝》和《现代评论》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出版社离开北平，使上海的新书业获致勃兴的大好机遇；而第三次知识分子的西徙南迁，则使重庆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集中出版单位之多，出版书刊之多，占全国首位”（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册，第312页，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给偏居一隅的文通书局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也使西南一地的新闻出版事业感应时势，在战火之中呈现出勃勃生气。
1937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从南京迁都重庆，以作陪都。西南一地的经济发展转入战时经济状态，国民政府组织的内迁使地方经济呈现出中央化的发展格局。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南下的政府机关、社会团体、高校等单位及人员。而作为陪都南大门与交通枢纽的贵阳，也吸引了其中的一大部分。据《文通》一书引述，抗战时期内迁贵州的大学有国立浙江大学（遵义）、私立上海大夏大学（贵阳）、国立湘雅医学院（贵阳）、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福泉）、私立浙江之江大学工学院（贵阳花溪）、国立江西中正医学院（镇宁）、国立广西大学（榕江）、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福泉）、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乡镇学校（惠水）等；陆军大学（遵义）等十三所军事学校；国立第十四中学等十八所中学。而贵州新增高校有国立贵阳医学院（1938）、国立贵阳师范学院（1941）等。大量文化团体、大中学校的迁入，使贵州迎来了一批饮誉海内外的教授、学者及文化名人。据统计，当时贵州共有正副教授近三百人，其中包括竺可桢、茅以升、李四光、贝时璋、夏元瑮、苏步青、张孝骞、梅光迪、丰子恺、贺麟、马宗荣、李宗恩、谢六逸、张其昀、翦伯赞等名家；共有知名文化人士二百余人，其中如茅盾、巴金、闻一多、郭沫若、田汉、关山月、徐铸成、萧乾、廖沫沙、张恨水、马思聪、叶浅予等人。连英国学者李约瑟、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也来贵州访问。与此同时，上海等地的书局与报业纷纷内迁重庆，到贵阳设立分局与分销处。贵阳呈现出战时繁荣的局面，吸纳了西南地区战时最高的知识群体。正如作者在《文通》一书中所分析的：“这个庞大的融教学科研、发明创造、写作创作于一体的知识群，为贵阳文通书局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审时度势的华问渠决定利用当时全国人才汇集西南与贵州的机会，改变文通因“交通多阻，人才缺乏”（《文通书局增设编辑部的动机及其计划》）而未能实现初旨的局面，在1941年6月策划建立了文通书局编辑所，将文通提升为一个集编辑、出版、营销三位一体的文化出版企业集团。他聘请返乡的贵州籍学人、著名教育家、教育部主任秘书、社会教育司司长马宗荣和著名文学家、新闻学家、大夏大学文学院长谢六逸分别任编辑所正、副所长。在这两位有办事之才的学人擘划下，编辑所聘请了冯友兰、贺麟、肖一山、周鲠生、杨端六、周炳琳、蒋复聪、卢前、梅光迪、陶百川、吴泽霖、欧元怀、夏元琛、陈建功、苏步青、竺可桢、茅以升、王星拱、李书田、张孝骞等达112名全国名家英才为编审委员，他们的领域涉及文、哲、历、法、经济、医、图书管理、心理、教育、国际关系、社会、物、化、数、土木建筑、农林、医药卫生、新闻出版、政界等多个领域。编审委员会的成立，既保证了书稿的来源，又保证了书稿和编审的质量。文通编辑所将其编辑出版方针定位为：“在阐扬三民主义，介绍专门学术，并求学术之社会化，全民化，增加民众之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建国信仰，提高民族文化，促进民众之现代常识，兼负整理流通地方文献之责任。”选题计划则包括六大方面：民众读物；中小学生辅导图书；大学丛书；各种字典辞典等工具书；贵州乡土文献及边疆民俗图书；其他时论著述及新思潮图书。据《文通》一书作者统计，文通在此时期编辑出版发行的丛书、丛刊、文库和名著达35类计292种，如《莎士比亚全集》12种、《大学丛书》35种、《经世社丛书》7种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创办了面向全国、承担着“在精神上彼此互相沟通的机关”之作用的综合性刊物《文讯》杂志；在1943年参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组成的“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承担一部分全国中小学教科书供应任务——这真正标志着文通从贵州走向全国。由原先单一出版发行贵州地方文献、私家著述等，“发前人之幽光，启后生之观感”的地方性出版印刷单位，变为“一个面向全国，编辑出版发行文、史、哲、经、教、理、工、农、商、法图书，大中小学教科书和参考图书，以及贵州地方乡土文献的出版单位”；“是一个从编辑出版专业学术著作与一般群众通俗用书并重，力求学术的社会化、全民化，以增进民众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阐扬民族固有道德，灌输现代知识为己任的西南地区最大的全国性的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