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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三国史-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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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逊已明确说出讨伐山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充军队,仅陆逊即从山越获得精兵数万人。如与其他将领贺齐、全琮、钟离牧、韩当、蒋钦、陈表、凌统、朱桓、张温、张承、顾承、诸葛恪等所获兵数合计,至少超过二十万。至于用以补户的羸者自然更多。这就是孙吴所以能在江南立国八十余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武陵蛮


  处于今湖南西部至贵州东界的武陵蛮,自东汉王朝建立后,即不断进行反抗。孙吴统治时,武陵蛮攻占城邑。孙权以黄盖为武陵太守,蛮夷前来攻城,时郡兵才五百人,盖乃大开城门,俟蛮兵半入而夹击之,斩获数百,余皆奔散。尽收诸邑落,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自春至夏,反叛尽平。史称“诸幽邃巴、醴(俚)、由(傜)、诞(蜑)邑侯君长,皆奉礼降服”。吴黄武元年(222年)春,刘备举军东下击吴,自佷山(今湖北长阳县),通武陵,使亲信马良以金帛赐五陵诸蛮夷,授以官爵。刘备被吴将陆逊击败后,马良亦死于五溪。黄龙二年(230年),武陵蛮叛吴,次年,孙权令潘濬会同吕岱、吕范、朱绩等督军五万人前往镇压,经过三年战斗,始获胜利。史称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

  吴主孙休永安六年(263年),蜀灭于魏,武陵蛮夷与蜀接界,吴人惧有变乱,乃以钟离牧为平魏将军,领武陵太守。魏亦遣郭纯为武陵太守,进屯迁陵县之赤沙(今湖南保靖县),诱致诸夷邑君,进攻西阳县城。郡中震惧,抚夷将军高尚以为:“昔潘太常督兵五万,然后以讨五溪夷耳,是时刘氏连和,诸夷率化,今既无往日之援,而郭纯已据迁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见其利也”。牧不听,率所领晨夜进军,缘山险行,垂二千里,斩五溪魁帅百余人及支党凡千余级。于是五溪蛮夷又归属吴。钟离牧此后历任公安督、濡须督,又“以前将军假节,领武陵太守。死后,家无余财,士民思之”。说明武陵各族人民对于清官还是乐于拥护的。 
 



三、南越


  关于南越的情况,目小避地交州、并在交州作过多年郡守的薛综,在给孙权的上疏中有概括而系统的阐述,因疏文太长,兹不抄录,仅据以作些介绍:

  据薛综所述,秦统一后,岺南地区开始正式隶属中国。西汉初,赵佗在岺南建立了南越政权,汉武帝开置九郡,表明中国对岺南的统治逐步加强。东汉时,锡光在交阯、任延在九真,教当地人民犁耕,建学校,着冠履,定聘娶,使岺南人民的经济文化有进一步的发展。总的来说,岺南习俗不齐,言语歧异,椎结徒跣,贯头左袵,一直到三国时并无很大改变。其男女自相婚配、兄死妻嫂等习俗,较之汉人父母主婚、寡妇守节更合情理。

  薛综在上疏中,述说孙吴对岺南采取羁摩政策,这是由于越民经济落后,无何产品可供榨取。至岺南山海珍物,则多被秦、汉、越、吴统治政权及当地官吏豪族掠夺以去。

  薛综又述说孙吴在岺南诸多弊政及官吏豪族互相倾轧的情况。长吏的任用,多不适当,而且法宽吏恣,侵渔百姓,强赋于民,以致引起怨叛等。因此,薛综以为宜审选刺史,以检摄八郡。

  孙吴岺南官长当以陆胤为最有特色,《三国志》卷61《陆凯传附弟胤》载中书丞华核上表推崇陆胤在为交州刺史时的政绩说:

  胤……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归附,海隅肃清。苍梧、南海,岁有暴风瘴气之害,风则折木,飞砂转石,气则雾郁,飞鸟不经。自胤到州,风气绝息,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州治临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风横被,化感人神,遂凭天威,招合遗散。至被诏书当出,民感其恩,以忘恋土,负老携幼,甘心影从。众无携弍,不烦兵卫。自诸将合众,皆胁之以威,未有如胤,结以恩信者也。衔命在州,十有余年,宾带殊俗,宝玩所生,而内无粉黛附珠之妾,家无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实难多得。

  从以上华核赞赏陆胤的话中,可知从汉末到吴的官长率多贪暴,不得民心,所以交州各族人民一得到陆胤这样好的刺史,都感恩顺从。说明交州民众拥护好官长,至于民族界限,并不是主要的。孙吴势力达到岺南,当从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派步骘出任交州刺史开始。曹丕延康元年(220年),吕岱继为交州刺史。吕岱除使交州得到安定外,“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汉末战乱以来,中原民人和学士南下岺南的颇不乏人,所以在三国时代,岺南的生产、文化还是有发展的。 
 



一、曹操时期的司空、丞相掾属


  曹操早年仕汉,曾“好作政教”,欲为汉征西将军,封侯。及董卓之乱,率土分崩,予操以逐鹿中原的机缘。操先仅有东郡,得荀彧而喻为己之张子房。表明操有效法刘邦与群雄争夺天下的意图。建安元年(196年),操迎献帝都许,掌握封赏大权。自是之后,汉百官多为曹氏之人。由于操当时之军事实力,尚逊于袁绍,故操不能不把大将军让给袁绍,而自为司空。及官渡之役,操大败袁绍,成为中国首强。建安十一年(206年),操扫灭袁氏势力,放手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建安十三年(208年),操北征乌桓凯旋,进一步独揽事权,自为丞相。罢汉之三公官,惟留一御史大夫,亦由己之亲信郗虑担任。建安十六年(211年),操以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另封三子为侯。这样,就为建立魏政权打好了基础。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操迫献帝策命己为魏公,开始建立魏国政权。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在此前四个月,操已进其二女于献帝,表示操虽准备取代汉室,但不拟伤害献帝,亦不绝其后嗣。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夏,操进爵为魏王。秋,以魏大理钟繇为魏相国。二十二年(217年)夏,操设天子旌旗。以华歆为魏御史大夫。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操死,丕嗣位为丞相、魏王。二月,以大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三月,以前将军夏侯惇为大将军。

  操尝言:“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当操图天下时,不能不广泛收罗负有众望和有实际才能的人。即操所谓“有事赏功能”。及功业基本建立之后,又嫉妒其中功高望重之人,思所以抑制之。于是,荀彧、崔琰被戮,毛玠免黜,程昱亦“自表归兵”。此即操所谓“治平尚德行”,“尚德行”的真谛不过任用拘谨中平人才,而排斥异能之士而已。

  操虽有为子孙谋万世之业的意图,但无从避免子孙因富贵而奢淫堕落的规律。曹魏先重用其亲族曹氏及夏侯氏,但自曹真死后,曹氏亲族便缺乏拔尖人才。曹叡身后,曹爽与司马懿并肩辅政,曹爽终为司马懿所吞噬。司马氏之揽魏政,虽云靠阴谋,亦由司马懿父子能有所作为,如收罗一批能建事功之人,如邓艾、州泰、王昶、王基、王昶、羊祜、卫瓘等,因之司马氏能凭仗中原之广土众民,次第灭蜀并吴,而统一中国。

  谈官职者,不能仅就官名而释职掌。因官吏行使职权,往往不只限于规定范围之内。比如刘晔任司空仓曹掾,从其职务看,不过管理仓谷,但由于刘晔多智略,又为操信任,故操每遇疑难之事,辄以函问晔。又如参司空军事之职,本系参与规划军谋,但其职由王朗、华歆等有名望学问而不擅长军谋者担任时,便只能从容论议了。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官吏权限之大小,往往不只视其才能与担任何职务,而在于其与君主关系的亲疏。故魏之夏侯氏、曹氏,吴之孙氏皇族,纵才能中平,仍能担负方面重寄。又如丁斐,因与曹操同乡里,又为操所爱,故虽只为一典军校尉,但却能“总摄内外,每所陈说,多见从之”。又如司空军谋祭酒,虽云系提供军谋者,但常以饶文才、善书檄者为之,如陈琳、阮瑀均是。又如名士邴原,虽“在军历署”,但“终不当事”。因此,不能仅凭官衔定其职务。又如操初用高柔为刺奸令史,并非因他与己亲近,而是“欲因事诛之”。刘备用许靖为太傅、司徒,亦仅利用其浮名,“以眩远近”。孙权以功高望重的陆逊“代顾雍为丞相”,口头上虽然说:“有超世之功者……必荷社稷之重”,实际上,不过为了就近监视陆逊,只一年左右,孙权即逼逊致死。基于以上等等情况,我们解释三国官制,不能全按官职名称述说,有些便需将用人与被用者的相互关系结合论说,始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曹操早期由东郡太守起家,接着据有兗州,经过吕布之乱,危而后安,这一段是操之图存阶段。及操迎帝都许,收河南地,关中亦暂时服从。始进入争霸阶段。然而四周仍有强邻,可谓军事倥偬,不获宁息。故其设官置吏,亦多为军事服务。操始起兵,其手下将领有夏侯惇、夏侯渊、曹洪、曹邵、曹仁、曹纯等,皆曹氏亲族。其异姓将吏,有卫兹、鲍信、典韦等,死于战斗;另有部将陈宫、别驾毕谌,或叛或逃。由是而论,操重用亲族,亦非无因。然而与强敌争,毕竟不能不掺用智谋之士。故随着曹操军事的扩张,其部下的官吏亦日益增多。操虽名为司空、丞相,实际是不折不扣的皇帝。操在正式建立魏国以前所设置的文武官员实际是新朝代的职官影子,现将操为司空、丞相时任命的官属按职务分述于下:

  因在战争时期,故操设置的官属亦以为军事服务者为多。例如担任军师的有荀攸、钟繇、华歆、凉茂、毛玠、成公英等;担任军师祭酒的有郭嘉、董昭、王朗、王粲、杜袭、刘放、孙资等;担任军谋掾的有徐邈、田豫、牵招、高堂隆、贾洪、薛夏、隗禧、韩宣、令狐劭等;任参司空及丞相军事的有荀彧、何夔、贾诩、华歆、王朗、裴潜、刘放、孙资、邢颙、陈群、张范、张承、仲长统、陈群、卫臻等;为司马的有荀彧、典韦、典满、司马懿等。操所以设置这样多的参谋人员,除了因应付战争需要以外,还有广纳众谋,借以发现人才的含义。其中所以有些文人名士,是由于草拟军檄和装璜门面的原故。

  司空、丞相府设有主簿,掌管文书簿笈,并处理曹操身边众事。《三国志》卷19《陈思王植传》注引《典略》言丞相主簿杨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杨修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家庭,“以名公子,有才能”,为操所用。但在曹植与曹丕争为太子的斗争中,杨修占在曹植一边。操“既虑终始之变”,又妒杨修颇有才策,故以杨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为借口,把他杀掉。杨修所以能“漏泄言教”,系因在操身旁,典掌机密。又如贾逵为地方官,以政绩卓著,受到曹操叹赏,以之为丞相主簿。贾逵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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