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2-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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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自由不可避免、也令人遗憾的会带来某些消极现象的发生。例如，选举中对对手的诋毁中伤，往往使被攻击者名誉扫地；前述的对政治人物的不公平言论；传媒对犯罪事实的报道，往往点燃公众情绪，给公平审判造成困难……但这丝毫没有动摇美国社会对新闻自由的信奉，他们清楚，这是自由社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实际上，在实践中，虽然宪法不允许国会通过任何剥夺出版自由的法律，但正如前述；对出版自由的权利还是作了某种限制：对事前约束的极少数例外；公开发表可能引起暴乱的辱骂性种族歧视文章；国会授权总统建立密级分类制度，任何人泄露被确定为机密的信息就是犯罪。但与此同时，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一些对此类文章控制必须遵循的限制性原则：恶劣倾向原则；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原则。即控制此类文章的法律不得应用于任一特定事件，除非政府证明；限制此类文章是避免迫在眉睫与严重的实际祸害所绝对必要，才容许定性为非法，限制出版发行。关于保密问题，在《纽约时报》等传媒关于一起五角大楼泄密案中，最高法院对维护新闻自由做了里程碑意义上的判决。大法官斯图尔特写道，政府有责任考虑必要的保密措施和保密分类，这种措施和分类应该有道德的、政治的和实际的考虑，但是不能变成为了自己而过度保密。布莱克门大法官写道：“以牺牲代议制政府知情权为代价来保护军事和外交秘密，不会为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道格拉斯大法官写道：“政府内部的秘密性，本质上是反民主的，是在维护官僚系统的过错；对公共议题的公开讨论和争辩，对我们国家的健康，至关重要。”上述限制本质上讲遵循的是中立原则，也就是说，根据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从抽象意义上讲，一切出版物都可以自由发表，是必须加以保护的消极自由。如果从美国宪法的角度来审视，上述限制是违宪的，那么用美国大法官们的话说，这种法律“不仅仅付诸实行是违反宪法的，就是对言论造成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效应’也是违反宪法的”。它不能被用来证明限制自由发表意见的正确，而是人们对某种现实的、迫在眉睫的危害所作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
必须指出，虽然美国两百多年前的宪法确立了新闻自由，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言论自由权仅仅被认为用来反对“先决约束”，即政府不得阻止公民按其意愿发表文章或讲话，但如公民发表的出版物具有进攻性或危险性，政府就有权力在出版物发表之后惩罚他们。因而，美国早期曾以煽动罪法案，把对国会成员或总统故意发表“虚假、中伤和恶意的”报道定为有罪。著名大法官霍姆斯也曾判定一个抨击法官的编辑的蔑视罪成立，他说，如果新闻报道之陈词对司法程序有害，即使它们符合事实也要受到惩罚。前已述及，美国也曾颁布过《煽动叛乱法》，禁止人们鼓吹推翻政府并企图使其实现，禁止以不忠的企图散发教人或劝人以暴力推翻政府的材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高法院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言论都可得到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保护，宣布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并不保护“争斗之词”，因为这种言论引发直接的暴力；也认为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也不适用于有关色情或私人的诽谤诉讼……这些法律或判决都先后被推翻或摒弃。就是说，美国的传媒自由与人类的其他自由价值一样，是一个逐步被人们认识、接受的过程，其内涵也是不断深化、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而这是与他们的不懈努力和英勇斗争分不开的。因此，我们也不应相信美国已彻底实现了传媒自由。最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著名记者阿内特因评论伊拉克战争而遭解雇，就是对传媒自由的践踏，为他们的新闻史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因此，传媒自由仍然需要人们努力去捍卫。
岁寒然后知松柏
——章士钊与陈独秀晚年的友谊
？ 丁仕原
陈独秀和章士钊都是近代著名人物，两人曾是好友，也曾产生过龃龉。抗战时期，他们先后来到陪都重庆，过上了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生活。正是在这里，继南京陈独秀被捕后，章士钊主动担当陈独秀的义务律师，又开始了新的诗文唱和。只是由于陈独秀1942年过早病逝于江津，他们这一段交往的时间并不长，留下的诗文也不太多。但从保留下的诗文中，我们仍可以看出当时生活的艰辛与文人之间友情的珍贵，更可从中窥视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华民族的宝贵品德。
（一）
1937年8月陈独秀从南京出狱后，经武汉，于1938年7月到达重庆。为生活所迫，不久迁往江津县城。翌年5月又由江津县城搬往离城很远的偏僻山村鹤山坪杨宅居住。章士钊则是摆脱了昔日的朋友当时的汉奸们的纠缠后，于1938年2月由香港来到重庆的，并在到达重庆不久后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开始山城的生活。当他得知陈独秀到鹤山坪居住后，很快写下了《怀独秀鹤山坪》：
幽人忘老住江隈，门对飞仙洞口开。
狮子风翻千里吼，鹤见云送近山来。
清荷接眼浑生爱，恶竹横胸定欲裁。
气类试看潘正叔，衰年异地莫轻哀。
章士钊的朋友，也是《孤桐诗稿》的保存者李根源在这首诗的后面注解为：“先生与陈独秀文旧笃，故赠诗颇多。鹤山坪在江津县，距飞仙洞甚近。正叔谓潘赞化。”〔1〕
潘赞化，安徽桐城人，曾与陈独秀共同组织爱国学社，辛亥革命后担任过芜湖海关监督。著名画家潘玉良就是他的小妾。他也是章士钊、陈独秀二人的朋友，当时在江津国立第九中学做总务主任，陈独秀的小儿子松年也在他手下工作。他喜爱诗文，写过不少诗词，经常造访陈独秀府。章士钊正是通过他不时了解到陈独秀当时状况的。在这首诗的上半首中，具体写了陈居住的环境：江边，面对飞仙洞；风大，仿佛看到鹤在云中翱翔，不乏刚毅坚强的精神。下半首则以潘赞化勇于面对现实，在抗战艰苦条件下尽心作力所能及的工作精神，安慰并鼓舞老友不要悲哀。
当潘赞化又写了《访仲子鹤山坪》诗后，章士钊马上赋诗一首《和赞化访仲子鹤山坪依韵》：
江津已是楚人隈，百里乡音狎往来。
犹向林丘寻旧雨，各禁云鹤试诗才。
布衣卅载欣无恙，大驽千钧孰为开？
知我向平情未了，愿隳门弟自相媒。〔2〕
诗中写出了想到江津访问旧友共述友谊的心情，以及相交三十年欣喜无大病的相互安慰。“大驽千钧孰为开”原注是说潘赞化多力。潘曾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并帮助柏文蔚改组杂牌军，是一个孔武之人。最后一联则是对潘而言。向平，东汉时人，隐居不仕，子女婚嫁完毕即断绝家务，遨游五岳名山，后来不知所终。所以俗称子女的婚嫁为向平之情。当时章士钊的长子章可年已不小，但婚姻一直没有解决。“向平情未了”就指此。潘爱章可之才，多次为之作媒，但终没有如愿。
章士钊的这些诗，陈独秀都读过。追往忆今，感慨万千，他对朋友们的友情非常重视与感激。不久，他写了《简孤桐》诗一首：
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
干戈兮满地，何处着孤身。
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
与君共明月，起坐待朝暾。〔3〕
陈独秀的这首诗在怀念友人的同时，又写出了在战乱中无处安身的痛苦。贫病交加是当时陈独秀真实生活的写照。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说：“他们院里堆了一大堆土豆，是陈独秀和潘女士种的。他们用的家具是些破桌子破椅子，生活很苦。”〔4〕但作者并不悲哀，而是更加珍惜友情。“与君共明月，起坐看朝暾”，表达了多少的无奈与期望。
收到陈独秀的这首诗后，章士钊很快写了《答独秀》的诗：
仲子绝豪望，独居鹤山坪。
闻看岭头云，偶作寄友诗。
世局未可闻，病久却相宜。
总持静者心，收摄一切奇。
往事在俄顷，后事吾岂知！
还讯山中人，尔鹤吐何词？〔5〕
与陈独秀相比，章士钊当时处境要好许多。他住在上清寺军事委员会的招待所里，受到贵宾般的招待。虽然无所事事，但生活有保障，并得以与国民党上层多有联系。但他毕竟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对时局的发展并不了解，因此这才有诗中劝陈独秀“世局未可闻，病久却相宜。总持静者心，收摄一切奇”，以及不知今后战事怎样发展的反问。
（二）
写过这首诗不久，章士钊觉得陈独秀的处境实在太差，又患有多种疾病，需要改变环境才行。尽管章士钊当时的处境已经远不如在上海做律师之时，他只是国民政府的客人，抗战时期，生活也非常艰苦，但在给陈独秀寄过少量的钱后〔6〕，却便像其他朋友一样劝陈搬到好一点的地方居住，并写诗《劝仲甫移居》：
山中消息使我惊，血如山重耳雷鸣。
深山寒气不任受，友劝移居非恶声。
记否昌寿里中味，黑衣白虱相纵横。
抹除四十年间事，尔我再起同笔耕。
连床虽无苏张伴，老潘隔江仍可面。
溥泉官大不可唤，沐波勤勉定常见。
干戈满地两秃翁，几时聚散何须算。
嚣俄小说应重翻，快来与我共笔砚。〔7〕
这首诗写得具体形象，情文并茂。诗的开头对听到陈独秀的险恶的近况表示惊奇，认为朋友们劝他选择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居住并不带有恶意。然后追忆过去，称二人友谊深远，今天仍可在一起写文章。我有一间专门的房子，有空地让你来住。现在虽然情况不同了，苏曼殊早已去世，再也不可能有1914年在日本时与苏、张连床在一起休息的美好过去，但潘赞化隔江相住，可以随时见面。张继官当大了是不好叫他来，但另外几个人则可经常聚在一起。诗的最后提出了你可以重译苏俄小说的事，对两人的重聚充满期待。
不知什么原因，陈独秀最终没有到重庆与章士钊同住，但从这首诗中可见章士钊对朋友的情真谊切。这以后，章士钊一直十分关怀陈独秀的一切。当陈的住所在1940年8月被盗后，他又写了《独秀遇盗诗》：
乱世百不道，盗道亦互轻。
朱门不敢动，翻劫鹤山坪。
坪中伊何人，寂寞一陈生。
陈生旷无有，残稿东西横。
并此且略去，赋意吾难名。
恭元不可贺，好爵非所萦。
吾异洛阳守，贼曹非所令？
聊以诗慰之，为媵故旧情。
此情不可市，敢曰子惊。〔8〕
这以后，章士钊又多次写诗寄陈独秀，以慰问这位老友。当陈独秀被盗之物被送回来后，章士钊又专门写诗寄给陈独秀以表示慰问。
抗战艰难时期，不仅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生活艰辛，连挂有国民参政桂冠的章士钊生活也极为艰难。他先是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