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水说论语-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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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孔子这句话的意思。
亚里士多德说过，最好的政体应该使城邦中的各阶层（君主、贵族、贫民）都从中获得利益，这和孔子的意思是一样的。孔子试图维护君主、三桓、民众三者利益的兼顾。实际上，现代的民主制，也是如此，也是通过宪法和体制使得国家政府、精英财势力量、民众三者利益都均衡，各自得到保障和最大化，避免政府侵害民众也避免中层精英财势力量上侵和操纵政府等等。
孔子不能用宪制、法制、民意制来安排好政府、社会中层、民众三者之间的权益平衡和谐，犹如现在某些国家正在做的那样，而采取“礼”和“仁”这一只双截棍的两截的办法来试图达到君主、中层大家族（如三桓）、民众三者等级秩序的和谐和各自权益的保障，避免君主侵害民众也避免中层三桓危害君主等等，不管孔子的办法是不是有效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孔子的这一套体系是自我完备、精密并且用心良好，和现代社会的宪制、法制、民意制意图接近的。由此，我们不得不对孔子抱有由衷的敬意！从这个角度上讲，孔子是个不逊于西方思想家的中国圣人。
只是从手段上相区别，中国的儒家思想是内化的，西方的制度手段是外化的。
第十四句：？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这句话简单，孔子说，不要担心自己当不上官，要担心自己一旦有机会当官的话能拿出什么本事。不要抱怨没人赏识你，要努力去具备能吸引别人来赏识你的东西。
第十五句：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参是孔子门徒中最是肯下死功夫但是天资比较鲁钝的一个。孔子有一天对他说：“阿参啊，我的学说可以用一个东西来贯穿它啊。”（可以一以贯之。）
曾参说：“是的，我明白。”
但是曾参和孔子并没有说出来它到底是什么。这大约也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范畴吧。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孔子的学说，确实是可以落实为一个根本中心的。他老人家自己都承认了。他并不是个有些西方哲人认为的一个泛泛的伦理学格言创作的机器而已。
曾参出来以后，把这话向其它门徒讲了。其它门徒问：“一以贯之下来，是什么东西啊。”
曾参说：“老师的学说，根本就是两个字，忠恕而已啊！”
好啦。讲完了。
现在，您一定要大叫了，好啊，忠恕嘛，根本不是你所说的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嘛！你的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里根本没有忠恕这字眼嘛！
这个不要急，首先，我说了，曾参是个很鲁钝的人，他的话不是绝对正确和到位的，他的忠恕二字，也不是得到孔子明言确认了的。
第二，孔子的言谈中，其实谈到忠恕并不多。（注意，当时的忠，还不是很特指忠君，而是对一般人要尽心尽力的意思，譬如曾参自己说过“为友谋不忠乎”，就不是忠君或者忠诚的意思，而是为别人尽心尽力的意思）
为别人尽心尽力（忠），以及推己及人之心（恕），忠恕之道其实就是仁道。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曾参谈的，就是仁。而礼和仁，上面也分析了，实质也是一样的，礼是为了不争，仁是为了促成别人利益，二者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等级秩序和各等级权益的和谐。
这就是孔子的一以贯之的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曾参的话，基本是确认了鄙人的这个理解的。
忠者，为别人尽心尽力，恕，宽恕，也是照顾别人利益。孔子的根本学说又不会仅仅停留在这种照顾别人的利他的层次——单求这一点，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曾参说到的这个忠恕利他还不是最根本的核心，最根本的核心是通过忠恕利他，而解决了社会问题，把君主、大臣、民众的等级权益与秩序给和谐妥善处理起来。
也许曾参是意识到了老师的这个更深层的目的了的，但是出于同样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路，他不愿意对其它门徒把他直截讲出来。
或者因为这个是目的，而“道”是通往目的的途径和手段，所以曾参讲孔子的道时，讲忠恕这个手段就够了。
如果我的分析您不能相信，那您知道一下，为您的进一步深入思考给了一些启发，也好。呵呵。
（二）
第十六句：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终于把这句知名的话说出来了，其实，前面讲的“放于利而行，多怨”也是这个意思。他还是认为，君子和小人，在境界和价值观上有不同（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这种不同更主要是专制体系导致的）。他认为，君子所辨别是非的依据是义，小人所思考辨别的依据是利。跟从前的“君子怀德，小人怀惠”是一个意思。
我们可以把这三次同类意思的话，整合成，君子是重精神生活，小人是重物质生活。这大约也是我们从大学教授和出租车司机那里所可以看到的。但我们相信有一天，大学教授和出租车司机，君子和小人，他们最后都是同样着重了精神生活，当然也不失物质生活。相信会有这样一天的，否则就等于不承认人类会进步。
当然，到了这样一天以后，所谓君子和小人的划分，也因为二者境界格调差异的泯灭，而泯灭了。
也许我们看到的高智慧外星人，那些长得古怪的大脑袋和细脖子大肚子的家伙，他们就是不分君子和小人的吧。不过，也许到了那一天，社会阶层间的客观距离和精神差异非常缩小，做人又没有什么意思了吧。
第十七句：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这是讲修身的，也可以推展一点说是讲求仁的。孔子注重改造自己而不是改造别人。譬如前面说的不怕别人不赏识我，怕我没有什么可被别人赏识的。这里，同样孔子建议向别人学习，以改造自己。
别人不外乎分两类，贤的和不贤的。贤是什么概念呢，似乎没有确切不变的定义，我们不防说是仁人，还有具备其它二级好品质信、勇、知、义、慎独、孝悌，这样的人，总归不会是不贤的人了。所以，贤人就是具备孔子主张的和一般社会意识认同的诸种好品质的人。它未必完全等同于仁人，但仁人必是属于贤人。
孔子说，遇上贤人，就向他学习，见贤思齐。遇上不贤的人，就看看他哪里不贤，以纠正自己相应的地方。
这大约也是任贤齐的小齐的名字的来历了吧。
仁的教化，主要靠表率，上对下的表率。与之相辅相成，孔子自然又要号召大家去效法学习别人，见贤思齐。这样，仁，就像一粒石子激起的层层波纹，在社会上扩展开来了！
第十八句：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孔子要求孝，他说：“子女事奉父母，父母有错，要很委婉很几微地去劝谏（譬如王孙贾问孔子：“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说了一句俗语，好像不相干的话，实际是在劝谏孔子不要跟卫灵公的夫人搞关系，不要媚于奥——贵人亲戚，要媚于有实权的灶——卫朝臣们，就是这样的，这叫“几谏”，婉转地暗渡陈仓地劝谏，让父母醒悟却不失面子，别人都看不出来这是劝谏）。如果父母不听从，就恭敬地顺着父母去做，找机会再几谏。这样虽然把自己累死了，也不要怨艾父母。”
这就是孝。既不是愚忠愚孝，但也不是违背等级秩序的犯颜硬谏，扰乱和颠倒等级秩序。当时都是大家庭政治，君主就是个大家长，所以子道即是臣道，对待父母的方式就是对待国君的方式。孔子讲夫子、君臣之间互有影响制约，但这个大等级秩序的维护无论如何还是第一位重要的，细品孔子这句话还是看的出来的，下级对上级要有谏，但是又劳而不怨，敬而不违，举着牌子上街游行那样，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完全落为君父的奴才，则又是违背孔子的。总之这是一个精细和谐的等级秩序，既不能走向后代皇权社会的臣子儿子变成奴才，也不是动不动就弹劾总统以议院集体辞职相要挟那样。
这就是孔子。
另外，孔子这一招，还体现了他从家庭人伦这些微末小事出发，规范引导，习惯成为自然，小节养出大体，终于归依到对君臣等级秩序的遵守，治国安邦上去的这样的特点。这也是儒家的别出心裁。
当时有五大人伦，上及君臣，下连夫妇，偏及朋友，从一个稳固谐和的家庭单元为出发点，构成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国家。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家庭人伦的处理方法和国家的等级秩序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孔子讲子道的比较多。
第十九句：？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还是讲子道的。父母在的时候，不能出去远游。所谓远游，就是当时的人出去找官做，越跑越远，类似到北京、深圳去漂。漂的顺利的时候，就做了官，不顺利的时候，就跟随着谁念念书。古人管这个叫宦游。孔子说，父母健在的时候，不能出去宦游。硬要宦游也可以，一定要有一定的方位，别从北京到广州广州到日本地乱漂，搞得父母很没有方向感。
当时的通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出门就基本上失去联络了。虽然可以写信，但只能托私人传递，而且木板上也写不了几个字。而把父母甩掉根本不管，为所欲为，这显然是背离等级观念的。所以，父母在，不远游，犹如时时念着君主，不能踢开党委闹革命，是一样的。还是着眼于从精神上顾及维护等级秩序的。
第二十句：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这是把仁的原则，又糅合到孝里了。孝，除了表现为不甩掉父母乱跑，对父母的话听从但不失“几微之谏”，还要在精神上突出仁。对于父母的年龄，一定要知道。知道之后，一方面很欢喜，因为父母又增寿了一年，一方面很忧伤，因为父母离死又近了一年（咳！）。你看，这样的孝里，透着仁的心性，如果没有这样仁的心性，那么只有形式上的奉养父母，就和养马养狗没有区别了。
我也养了一只小狗，也总是想到这小狗七岁了，心中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看来，我的仁心，已经施及动物了。而对于人，对于父母，客观距离条件和种种缘由的存在，却是孝心虽有，孝行却很少。唉。
第二十一句：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这就是古代的人推崇说话要讷讷的原因了。古代的人尽量少说出话去，因为怕自己的行为追不上自己的话，那是一件令自己可耻的事情啊。基于这样的原理，那作为君主，就应该少讲仁和恭谨、信、勇等等这样的东西，唯恐自己说了，自己却做不到，徒然向下损害了人们对仁、信、敬、勇这些道德的相信度。所以，应该从行动上去行仁的表率以为向下的教化，而不是只是在口头上反复强调仁和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