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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潇水说论语-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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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夏说:一个人啊,该怎么做人呢?要把精力都放在尊重贤人和追求贤德上,不要老想着追求美女和女色!对父母要竭尽全力地孝,对国君要敢于牺牲地忠,对朋友要有信用。做到了这些,虽然文化课学的不好,我也判定这个人算是毕业了!
    看来,子夏这话也是对他自己的徒弟们讲的。跟孔子的意思一样,文化课不是最重要的,具备了以仁为统领的信、忠诚、孝的诸种好品德,才是最了不起的。  
(二)
  
    
     说到这里,我实在忍不住了,还是想讲讲儒家的仁(以及仁所驾驭下的孝啊、信啊、爱人啊、慎独啊、好贤不好色啊等等这些低一级的概念),它们到底是怎么一个来路,去求的又是怎样的一个目的呢?
    这个时候就要讲讲孟子。孟子是把孔子的“仁”理论,发挥得最为极致的,因此成了“亚圣”。
    孟子跑到魏惠王那里,曾经宣传仁。
    当时魏惠王已两鬓班白,见到孟子时第一句话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办法可以利吾国。”意思是,您老不远千里跑到我们魏国大梁来,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为我们国家谋利?
    不料孟子大怒,他说:“你们天天嚷嚷着利,我却只要谈义!”
    孟子是不许别人谈利的,他解释说,如果国君整天想着的是怎么对我的国家有利,卿大夫整天想着是怎么对我的家族有利,士民们整体想着是怎么对自己有利,那么上下交争利,就会社会动荡。卿大夫为了与国君争利,就会向上弑君。所以不要提利,要提仁义,如果卿大夫都讲仁义,就不会向上侵犯自己的国君。孟子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意思是,仁的人会照顾自己的亲戚(而国君下面的卿大夫往往和国君都是亲戚来的),而义的人会把维护国君利益放在首位。
    我们说,孟子的前半句话是对的,上下争利确实会导致社会动荡,但后半句话他的解决办法(行仁义)是无效的。
    追逐利益,是本性来的,靠提倡仁义也是改变不了它的。鲁国是讲仁义讲得最多的国家了,可是三桓照样分割了公室。应该用法家的办法,通过立法取缔封邑,改为郡县,从根本上摧毁卿大夫与国君争利的经济基础,而不是靠向这些人宣传仁义,来让他管住自己贪婪的嘴巴和黑手。
    法家把受分封的卿大夫的封邑,变成由不世袭的招聘来的职业官僚来管理的郡县,并受法令监控制约,这种做法,和孟子讲的国君对下面倡导仁义,目的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国君张目的,为了崇君的。只是法家是从制度上入手,儒家从教化上入手。相比之下,我认为法家的办法更有可行有效。后代的皇帝时代,之所以能把臣民们都牢牢地控制住,不去反他,表面是因为有着儒家的仁义道德忠君等思想教化着,其实真正主要起作用的,还是因为皇帝在政令上、经济上、组织上、社会结构设计上,剥夺了臣民的自由空间,用政策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把士人束缚在皇帝系统的单位里,一旦这些人脱离这个组织,连养活自己的出路都没有,所以,只好顺从皇帝的意识形态。这中间的手段,多数是从法家那里汲取的手段。
    接下来,谈到具体行仁义的办法时,孟子又对魏惠王讲:“你应该这么办!不要违背农时,老百姓庄稼就吃不了了。不要把鱼打光,砍树要选时候。五亩的宅基地啊,旁边种上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帛了。鸡豚狗彘这些东西,不要失其时(不知怎么个“失时”法),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肉了。一百亩的自耕地,也不要夺其时(又是“其时”),全家几口就不会挨饿了。然后让大家聚起来,讲孝悌的道理,这样老头就不会扛着东西在马路上走了(意思是有活雷锋帮他扛)。你这么一弄,然而还不称王,我绝对不信。”(这最后一句跳跃过的逻辑环节也太多了!怎么这么一弄就能王天下了?!)
    孟子所谓的“不失其时”,就是鸡豚狗彘这些东西,要注意它们的发情期,在发情期内莫打扰人家,以免影响优生优育。这个小东西对于称王天下有什么用呢?这又不是搞养殖场竞赛。
    其实,孟子看似可笑的回答还是有它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反复强调“不失其时”呢?我们说,如果一个国君总是动用民力去修项目,或者征发战士出去打仗,那就会使得这些人暂时脱离农业生产。须知,种庄稼也是讲时候的,冰一化,十几天之内就必须播下种,否则地面的墒水就不足了,如果这时候政府搞大工程或者要打仗侵略别人,把你调走了,那么就算回来以后再有时间,也干不了什么了,今年的收成就大受影响了。所以古人要求“不夺农时”。
    孟子认为,对农民不夺农时,少去征发他们打仗修项目,则农民们自然就会其乐陶陶地把农业搞好,吃肉穿帛(这就是行“仁政”)。而你竞争对手的国家,老出去打仗修项目(不行“仁政”),则它的民众必然“冻饿饥寒”“妻离子散”都想造反。于是,您吊民伐罪,带着你的高兴的农民去征伐他们,说您不当王能行吗?这就是“仁者无敌”!周文王和商汤就是这么胜利的!
    所以,孟子这里讲的就是行仁义(或者说行仁政)的第二个好处,它不但可以保住君位免受动荡(上边已经说了的崇君),还可以给诸侯国带来王天下的效果——就是兼并诸侯,成为周天子那样的众国之王。
    该怎么评论孟子这个思想呢?我们说,孟子的逻辑推理是前提条件缺失的。当时,列国交争,兼并激烈,以求统一。诸侯国君个个都要修工程和打仗,以保护自己的本国领土和对我扩张。不是你想少打仗和修工程就能少下去的。
    还有,你不打仗,让农民们缓和富起来,富起来之后,按孟子说的,还是要出去征伐那些“不仁政”的令民“冻饿”的国家,以谋求自己的王业。那么你还是打仗了,这个打仗,不还是要“夺民时”吗。于是你的民也开始流于“冻饿饥寒”、“妻离子散”,所以你赶紧停下不打。不打,民众宽暖饱一点,你又赶紧再去打,一打,不行了,又得停下不打。如此循环,何时能完啊?
    所以,积极的办法就还是商鞅说的奖励耕战。既要积极地对外打仗,又要积极地奖励发展农业。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通过后来法家的实践和秦国的胜利的事实,说明它是可以实现的,那就是用赏罚的办法调动自己的臣民努力耕战。实际上,周文王、商汤的最后统一天下的成功,也是这么做的,而绝不是孟子说的不打仗、行仁政、宽和待自己的民,不夺民的“农时”而获得了王天下的成功的。
    孟子在魏国待了一段时间,魏惠王终于不能从他的教义中得到什么帮助,也就没有让他做官的意思。
  
    孟子离开魏国以后,又对齐宣王宣传他的仁政,说:“行仁政的步骤是这样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国君爱护自己的家人老小,对亲戚仁义,对哥们孝悌,对臣僚仁心荡漾,态度孝敬恭谦。这种风格推广到大臣身上,大臣也就仁义孝敬,大臣再推广到小臣,小臣没处推广,就推广到自己的老婆孩子、邻居街坊,邻居街坊再从爹传到儿子,儿子传到弟弟,弟弟传到弟媳妇,媳妇教儿子,儿子教老婆,于是全国民不断推广仁(就好像病毒在散播一样)。于是,最后国民都是好人了,国家自然也就好了,国家好了,自然战胜它国,于是您就王天下了,这就仁者无敌了!”
    这套用意良好的东西,真是孟子的苦心发明啊。看行仁义、行“仁政”,就是领导人通过行使仁义而起到推行仁义的作用,道德教化,最后众人都仁义了,国家大治。它实际上是通过推行以“仁”为主的等待一系列道德因素,通过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的意思,把它归纳起来也就是儒家的“以德治国”。
    这听上去是个完美的理论,但实际却并不现实可行,《吕氏春秋》就贬斥这种“仁推广”理论说:“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也就是说,你自己可以仁义,但是却难于推广给别人的。因为人的本性,是容易走向恶的。孟子的仁义推广理论,实在是实验室里的想象,硬去推广,亲戚、小臣、大众,也只是迫不得已假作仁义来敷衍。
    可是孟子却说推广仁义简单的要命,比捡起一根羽毛,折掉一根树枝还容易。只要你当领导的这么做了,下面人就自然跟着。但实际上真是那么容易吗?根据历史情况,比如推广雷锋精神和焦裕禄精神,实际这么多年下来,实际上有几个“雷锋”和“焦裕禄”出来?
    孟子的这个理论,有两个前提要求,第一,领导人本身是真的仁义的,可是我们说领导人本身也是人,也有私人利益要去追求,他能做到绝对仁义吗?如果他都做不到绝对仁义,他怎么能把这个仁义传染和教化给下边的人。第二,官僚和民众看见领导人仁义了,就拥戴领导人,于是自己也乐意仁义。这是建立在孟子的“性本善”的前提下了,如果下属官僚和民众是性本恶的,看到领导行仁义,不但不拥戴,反倒乘机占领导便宜(比如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占那个行仁义的领导的便宜),你硬去推广仁义,搞品德教化,最后只能出现假仁假义,大家作出仁义的样子骗你,实际则把黑手伸向你占你和国家的便宜。
    只有解决了上述两个要求,在此之前,孟子的理论是行不通的。
    而这两个要求能解决吗?我们听听康德的观点。
    康德认为,人的私欲永不可免(私欲不可克服,不论领导还是下属),道德完人永不求(很难找到或教化出来)。那么,按这种理论,康德就认为,以道德教化(推广仁义,“以德治国”)来提高大家从而建立一个幸福发达社会,是不可能的。
    但是,当以民主宪政使人们彼此互为制衡时,在这个制度之下,就算是魔鬼,也只能空有无限坏心却做不了多少坏事了。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普遍素质哪怕再低,也不会妨碍到民主制度的运作,进而也不会妨碍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看来,康德的观点和《吕氏春秋》的观点是一样的,行仁义这种道德教化——所谓以德治国,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除了假仁假义以外,并不能真正提高社会能力。有效的办法,是从体制和机制的手段上下功夫。
    “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道德教化、仁义推广、以德治国、推行仁政,这些骨子里相同的概念,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对它的可行性已经有了认识了。
    看来康德也是个承认“性本恶”的法家类型的思想者啊。他认为,机制和体制,不怕人性恶,哪怕你恶得像魔鬼。而道德教化,则要求每个人潜力上都能成为圣人。
    不过,孔子发明的,孟子推动的这种儒家的仁义教化的理论,这一治国用的理论,虽然实际功效难说,但它用于个人品德教化,倒也确实为中华民族创造了若干美好品德的要求。所以,《论语》这本本来谈仁义治国的书,现在作为道德修养的书来看,来影响中国人,美化我们的伦理观念,提供若干道德箴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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