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1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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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林。”　
　　“幸会，埃斯特维茨先生。我了解你的职业。”那是库兹特有的用来表明他不担心报酬的方式。“是你的妻子被拘留了？”　
　　“在那辆车里。”拉乌尔指了指那辆警车，那车正停在草坪上，斜对着汉娜出事的那栋楼。　
　　　
　　“你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我问。　
　　“我只知道有人在这儿奇怪地死了，别的就不大知道了。如果你们俩有谁与死者关系亲密，请接受我的哀悼，”库兹毫无诚意地说。他抬起长腿，跨过隔离带，他走上草坪时甚至很有王者风范。他停下脚步，转身对拉乌尔说，“给我点时间来解决。一切都会好的。会好的。”他又向前走了一步，扭过头来对我说，“劳伦说我要和贾里斯·斯洛克姆打交道。真的吗？”　
　　我点点头。斯洛克姆侦探的人格明显有缺陷，我考虑了一下对此发表评论是否明智，还是决定不再做什么，以免把事情搞得更糟。　
　　“斯洛克姆真是……难对付，”库兹说。萨姆·珀迪跟我说过斯洛克姆是个混蛋，劳伦也讲过类似的话，但他的这种表达似乎骂得更凶。　
　　“今晚我一直这么觉得，”我回答道。　
　　我百感交集。悲伤、愤怒、失望、恐惧，好在库兹来了。但我是那么急切地想要知道即将要发生的事，甚至愿意马上掏出钱包，取出信用卡里所有的钱买张票观看，不过，我后来免费观看了这一切。　
　　库兹立刻大步走向警车，走到那个奉命监视黛安娜的巡警面前，那警察继续在车后座上吸烟。库兹毫不迟疑地迅速逼向他，一点也不客气，直到快踩着他的脚趾才停下来。警察是个黑人，还年轻，身高大约6。2英尺，警号210。　
　　库兹高出他许多。　
　　库兹一开始就先自我介绍了一下，才几句话，就逼得那警察直往后退，好留出点空间来呼吸。可他本来就靠在车上，想退都没法退，只能伸长脖子来看到库兹的脸。我感觉这个视角就像站在拉什莫尔山美国著名的总统山，因有四位总统的巨型山石雕塑而闻名。山脚抬头看山顶。　
　　巡警不等库兹再开口就高声喝道：“后退，先生！后退！马上！我警告你！”　
　　警察的手想去碰枪套。　
　　我屏住呼吸，本能地拉住拉乌尔的手臂，不让他做出什么英勇或愚蠢的事来。我认识他很久了，知道他两种都做得出来。　
　　库兹当然没有后退一英寸。他不怕那警察对他动手。如果那个警察想动手，他会奉陪到底。警察的话不容分辩，但库兹也毫不示弱，还提高了几个分贝以示强调，“我是她的律师。我要和我的当事人讲话，警官。警官……”库兹向后仰了仰，去看警察的姓名牌——“……利曼，很高兴见到您。我的当事人——就是受您保护的这位——今晚不会，也不愿意再接受侦探们的问话了。”　
　　这番独白的音量使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警车上，包括贾里斯·斯洛克姆。他当时正在前廊上，随后马上紧握双拳，朝警车大步走去。库兹肯定感觉到他过来了。他转过身，跟斯洛克姆打招呼，“见到您总是让我很高兴。我的当事人真的被拘留了吗，侦探？”　
　　在离库兹五英尺远的地方，斯洛克姆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保持距离——也许是保持足够远的距离就不用去握库兹已经伸出的手了。斯洛克姆试图想控制事态的最新发展：一个高大、威严的辩护律师穿过隔离带，看上去就像在为那些围观老百姓的利益发表演说。斯洛克姆的嘴张开一厘米，又合上了。　
　　情况不妙。　
　　“还没决定吗？是吗？也许我可以帮忙，”库兹奚落道。他用词礼貌，更聪明地是语调也显出敬意。但每个人，特别是斯洛克姆，都知道这是奚落。　
　　斯洛克姆又一次张开嘴，但还是没出声。最后他咕哝了一句。“我正在这儿调查一宗很离奇的命案。”　
　　库兹迅速回答。“您真好。作为一名纳税人，您如此……尽责，我要为您鼓掌。但此刻命案发生地既不是这儿，也不是那儿，对吗？您知道的，手头的问题，简单得很。”库兹弯下腰，冲坐在警车后座上的黛安娜笑了笑，然后又把注意力转回斯洛克姆身上。“我的当事人有没有被拘留？有，还是没有？”　
　　库兹的声音穿过12月凝重的空气，就好像他正在环球剧场伦敦著名大剧院，因上演莎士比亚剧而闻名于世，已成为英国文化象征之一。中央舞台上演一出悲剧。　
　　　
　　“她没有被捕。”　
　　“啊，但我问的不是这个，对吧？”他愈发显得像《亨利四世》里的奥利维尔英国演员、导演，扮演过许多莎士比亚戏剧人物，曾在《亨利四世》等剧本中演出。。“我在问您我的当事人有没有被拘留——有，还是没有。”　
　　我听不清斯洛克姆的回答。我猜他说的是“目前，她……嗯，要留下接受问话”。　
　　“感谢您澄清了这件事。不过从现在起，她将正式拒绝您进一步问话的请求，所以依我看，她随时都可以走了吧。”库兹弯下腰，摆出一副注视警车后座的架势。他又装出很恐惧的样子问道：“她被铐住了吗，斯洛克姆侦探？”他报出了贾里斯的姓，这样一来，周围的民众就知道谁是被嘲笑的对象了。要是他接着读出斯洛克姆的警徽号码——如果他戴了的话——我也不会吃惊。“这怎么可能？她真的被铐在警车后座上了？难道你打算带她去监狱登记？”　
　　“她不与警方合作。”　
　　库兹伸出手腕，用最浑厚的男中音反驳道，“是吗？如果博尔德警察局选择这样的方式对待守法公民，我也会像我的当事人一样拒绝跟警方合作。”　
　　“梅特林先生，”斯洛克姆恳求道。　
　　那时，我倒是对贾里斯·斯洛克姆产生了一丝同情。库兹做得有点过火了。　
　　库兹对斯洛克姆的恳求视而不见，他故意伸出手腕，展示他那法式翻边袖口，看看斯洛克姆敢不敢给他再戴上一副不那么雅致的“袖口”。“你是不是也想把我铐上？难道现在对待公民行使默哀这种宪法特权，政府部门就采取这种政策？”　
　　我敢说当时贾里斯·斯洛克姆最想做的就是把库兹·梅特林铐上，但五十几个围观者迫使他按捺住更出于本能的冲动。　
　　显然，在和他的搭档合作时，达雷尔·奥尔森所起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要洞悉斯洛克姆是否将与博尔德的任何一个居民发生冲突。达雷尔再一次沉着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他冲上前，一把拽住斯洛克姆的胳膊，把他拉到屋子那边——远离库兹——跟他面对面争论了半分钟左右。我听不清他们的话，但不管达雷尔·C。R。奥尔森在吼什么，我对他的敬意已无限膨胀。待两位侦探交涉过后，斯洛克姆走上门廊，大步跨进了汉娜出事的老房子。　
　　奥尔森走到库兹跟前，压低声音带头与他讲话，希望他能消消气。他说话时摊开双手，掌心向上，就像一位西班牙绅士在尽力安慰同伴。我听不清他说什么，但他至少讲了一分钟。　
　　库兹回答时却没有压低声音，仍像在做精彩的演讲一样。“不，侦探。不是过一会儿。是马上。我要你们打开我当事人的手铐，放了她。就现在。朋友的死已经让她悲痛欲绝。没有任何理由延长她的痛苦。我向您保证今晚的问话到此结束了。”　
　　奥尔森微微低下头，又说了一遍什么。看来他还是坚持表现得恭恭敬敬，试图给这次冲突稍稍降降温，但尽量也不完全顺了库兹的意。　
　　听到达雷尔再三恳求，库兹想了想，还是决定不答应。他说：“就现在，侦探。”库兹指着老房子和贾里斯·斯洛克姆，口气平和了很多，他压低声音说，“那个人是你的问题，与我无关。我理解你，但仅此而已。现在就请放人。”　
　　　
　　奥尔森摇摇头，搔搔耳朵，双手插进口袋，对利曼警官咕哝了些什么。然后他微微点点头，从库兹和警车边走开了。　
　　利曼打开警车后门，把黛安娜扶起来，解开她手上的手铐。如果把黛安娜眼中的怒火聚集起来，足以点燃街对面的蜡烛。　
　　库兹向他的当事人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小声对她说了些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清楚。黛安娜又流下了眼泪。她说：“谢谢，谢谢。”然后，就好像突然醒悟过来，大声号哭道：“天哪，汉娜死了！”　
　　拉乌尔说：“就这样了？”其实他要说的是，“结束了吗？”　
　　我说：“暂时。”　
　　　
　　6　
　　　
　　我和黛安娜没去成拉斯韦加斯。　
　　汉娜·格兰特的骨灰是在周二埋葬的，葬礼在市中心一个教堂里举行。我在博尔德从没看到过那么多研究心理健康的同仁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我非常理解警察为什么会因此而不知所措。当地媒体报道说警方尚未找到线索。劳伦断言，即使再过一星期，调查也只是原地打转。我的朋友萨姆·珀迪是博尔德的侦探，他通常不与像我这种无权知道案情的人讨论重大案件，但听我提到汉娜时，却转了转眼珠。　
　　这一举动对我来说意味深长。　
　　一天深夜我们通电话时，他向我坦白，“我们听到的都是废话。”他就说了这句。　
　　劳伦发誓说要对我保密，但还是透露斯洛克姆和奥尔森没有找到证人，无法证明这是起谋杀案。汉娜出事当天，没人看到她离开位于博尔德南部的公寓，但她很早就到了拉利斯伯特健身中心健身，并在8：30前离开。时间点基本可以确定。两个目击者记得更衣室里发生的一段小插曲——汉娜洗完澡回来时曾被另一个女人的运动包绊了一下，两人都重重地摔在地上。有关汉娜做完运动，开车离开前更换衣服的时间，这两个证人记得清清楚楚。　
　　另一件事她们也十分肯定。汉娜摔倒时，头肯定撞到了瓷砖地面。有人想帮忙拿些冰块。但汉娜谢绝了；她说她没什么事，要去上班了。　
　　没人看见她到过办公室。几个在出事当天有预约的病人主动去找警察谈话，把凡是对调查有用的东西都告诉了警察。　
　　侦探想不出任何谋杀动机。从汉娜的私生活里也找不到有用的线索。她的财产分文未动，工作记录中也没有病人的正式投诉。　
　　警方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这是一起谋杀案。事实上，他们拥有的证据太多了。这栋小小的办公楼里满是指纹和脚印。每周都有几十个病人在这儿进进出出。　
　　头发？纤维？所有警察都希望能找到这类东西，越多越好。显然，汉娜的强迫症倾向使她过于强调“干净”，而忽略了“整齐”。调查人员因为汉娜家务管理上的缺陷伤透了脑筋。如果要利用脚印证明的确有人闯入的话，贾里斯·斯洛克姆和达雷尔·奥尔森就得先把所有常客排除在外，这意味着他们最起码要取得所有这些人的指纹及DNA样本，其中包括汉娜和玛丽·布莱克所有的病人，还有其他许多人，比如说送信的那个女人、发送特快专递和联邦快递的那些人，还有附近珀尔大街餐馆里刺着文身、打着耳洞的送外卖的小孩……　
　　玛丽·布莱克是位精神病医生，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与汉娜在一栋楼里工作。她拒绝向警方提供病人名单，坚持说医生有责任替病人保密。黛安娜受汉娜的委托在她死后替她关闭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