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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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王所辟或所与交游的王国士人，如果出于国内著姓士族，其关系可能更为不同。司马睿之祖司马伷于西晋平吴之前徙封琅邪王，其时琅邪国内最显门第，当数临沂王氏。据《晋书》卷三三《王祥传》，琅邪临沂王祥于曹魏黄初年间为徐州别驾，讨破利城兵变，时人歌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北堂书钞》卷七三引王隐《晋书》，谓王祥“以州之股肱，纠合义众”，可证王祥有宗族乡党势力可资凭借。自此以后，王祥位望日隆，历居魏、晋三公之职，王氏宗族繁衍，名士辈出。像琅邪王氏那样业已显赫的家族，本不待琅邪王的辟举以光门户；而琅邪王欲善接国人以广声誉，却特别要与琅邪王氏结交。司马伷（死于太康四年，283年）、司马觐（死于太熙元年，290年）以及司马睿三代相继为琅邪王，与琅邪王氏家族交好联姻，前后历数十年之久。所以王氏兄弟与晋元帝司马睿在述及王、马关系时，总说是朋友之情、手足之谊。例如王导与晋元帝“契同友执”①，“有布衣之好”②；晋元帝曾对王敦说：“吾与卿及茂弘（王导）当管鲍之交”③；王廙是晋元帝姨兄弟，他在疏中说：元帝与他“恩侔于兄弟，义同于交友”④。除王氏以外，琅邪国内其它士族如诸葛氏、颜氏以及各色人才，司马睿亦广为结交，以尽其用。当司马睿过江为镇东将军时，《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谓“于时王氏为将军，而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刘超以忠谨掌书命，时人以帝善用一国之才。”①“一国”，琅邪国也。
王、马关系固然有个人情谊为纽带，但又不仅如此，它更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长期发展起来的相互为用的政治关系。如果家族集团利益发生矛盾，个人情谊一般就不起什么作用了。所以当西京覆没，元帝将立时，王敦居然“惮帝贤明，欲更议所立”②；明帝初立时，“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钦信，欲诬以不孝而废焉”③。元帝惮王氏家族大强，也图用亲信以抑王氏。当王氏家族极力抗拒此举，甚至王敦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时，以恭谨见称的王导实际上也站在王敦一边。所以“共天下”云云，并不是王与马平衡的稳定的结合，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出现，又依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政治现象。当王氏家族认为有必要又有可能废立或自代时，“王与马共天下”的平衡局面就会有破裂的可能。当王氏家族的权势盛极而衰时，别的家族也可以起而代替王氏居于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地位。
南宋陈亮有感于晋宋偏安，如出一辙，山河破碎，吊古伤今，在所作《念奴娇·登多景楼》一阕中发问慨叹：“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门阀政治，也就是“门户私计”的政治，严格说来，只限于东晋，孙吴时还没有，南朝时又成过去，“六朝”云云，是陈亮误解之词。而东晋一朝的门阀政治，则是贯彻始终，发其端者，是琅邪王氏。
琅邪王氏王导、王敦兄弟与司马氏“共天下”，开创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建立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诠释两晋之际的王、马关系，探索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是理解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重要一步。
① 《通鉴》太兴三年（320年）录“王与马共天下”之语，谓其时“敦总征讨，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布列显要”云云，得实。“王与马共天下”局面的形成，王敦所起的实际作用不比王导小。本文从中枢政局着眼，只论王导。
①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略同，“元帝正会”作“帝登尊号”，无“中宗引之弥苦”句。
② 分见《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卷三九荀奕、卷七八孔坦等传，卷一二《天文志》以及《太平御览》卷三九五引《晋中兴书》。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四八《敬司徒王导下》条。
① 明于慎行《谷山笔塵》卷四《相鉴》谓“自古大臣殊礼，至于赞拜不名而止，过则不臣矣。”于氏盖就北周太宰宇文护故事立论如此，并谓至宇文护，“诏诰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护）名，甚于赞拜不名矣。……当此之时，识者已为之寒心矣。”于氏所论不及东晋王导事，似欠周全。
② 诸王与王国官有君臣名分，至刘宋时始有诏禁止。《宋书》卷六一《江夏王义恭传》载，孝武帝欲削弱王侯，讽有司就江夏王义恭及竟陵王诞希旨所陈九事增广为二十四事，其一为“郡县内史相及封内官长于其封君既非在三，罢官则不复追敬，不合称臣，宜止下官而已。”诏可其奏。案，州郡长吏与掾属间有君臣名分，东汉已是如此，诸王与王国官属有君臣名分，更不待言。参本书第六页注一。
① 案前一“国王”疑当作“王国”，后一“国王”疑当作“国人”。刘琳《华阳国志校往》，于前一“国王”亦谓“当作王国”，于后一“国王”则未出校语。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六五九页注二则说：“‘国王侍郎’，谓在邺之王府官；‘出为绵竹令’，自邺出也。‘国人归之’，颖复召还之也。”此说似嫌牵强。
② 据《晋书》卷三《武帝纪》，成都王颖始受封在太康十年，同书卷五九颖本传，谓太康未受封邑。
①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② 《世说新语·言语》“顾司空未知名”条注引邓粲《晋纪》。
③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④ 《晋书》卷七六《王廙传》。
① 案诸葛恢为琅邪阳都人，颜含及刘超均琅邪临沂人。《北齐书》卷四五《文苑·颜之推传》载《观我生赋》：“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原注：“晋中宗以琅邪王南渡，之推琅邪人，故称吾王。”这也可证诸王与王国士人的密切关系。
②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③ 《晋书》卷六《明帝纪》，未著年月。案《世说新语·方正》“王敦既下”条及注引刘谦之《晋纪》以及《太平御览》卷四一八引《晋中兴书》均载此事。《御览》所载温峤反对王敦之谋，有“当今谅之际”语，可知事在元帝已死、明帝初立之时。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有考。
二 司马越与王衍
“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的形成，既是琅邪王与琅邪王氏的地域结合，又有其历史原因。王马结合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晋八王之乱后期即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对峙期间司马越与王衍的关系。
八王之乱后期，惠帝子孙全都死亡，惠帝兄弟成为其时司马皇统中血统最近的亲属。成都王颖抢得了皇位继承权，称皇太弟，居邺城遥制洛阳朝政。东海王越是八王之中最后参与乱事的藩王。按血统关系说，东海王越是司马懿弟东武城侯司马馗之孙，高密王司马泰之子，于武帝、惠帝皇统是疏而又疏，同成都王颖居于惠帝兄弟地位者大不一样。按食邑数量说，成都王本食四郡，东海王只食六县，大小轻重迥不相同。永兴元年（304年）七月荡阴战后，惠帝被劫入邺，成都王颖更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但是不久，党于东海王越的幽州刺史王浚发兵攻邺，成都王颖和惠帝以及皇室其它近属逃奔洛阳，被河间王颙部将裹胁入关。这时候，惠帝兄弟辈二十五人中，只剩下成都王颖（原来的皇太弟，入关后被废）、豫章王炽（入关后新立的皇太弟，后来的晋怀帝）和吴王晏（后来的晋愍帝司马邺之父）①。惠帝和宗室近属悉数入关，广大关东地区没有强藩控制，这是东海王越填补空缺、扩充势力的大好时机。东海王越的势力就是趁这个机会扩充起来的。
荡阴败后，司马越回东海国，又收兵下邳，取得徐州，控制江淮，进行了大量的活动②。从此，徐州地区成为他的广阔后方。他部署诸弟司马腾、司马略、司马模分守重镇以为形援。然后他移檄征、镇、州、郡，自为盟主，并于光熙元年（306年）把惠帝从长安夺回洛阳。接着，惠帝暴死，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相继被害，继立的晋怀帝完全在司马越的掌握之中。司马越在皇族中已没有强劲的对手，八王之乱至此告终。胜利的司马越赢得了疮痍满目的山河，也独吞了八王之乱的全部恶果。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的军队动辄威胁洛阳，使司马越不遑宁处。
司马越并不具备皇室近属的名分，号召力有限。因此他力求联络关东的士族名士，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关东是士族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司马越统治的命运。但是关东士族同宗室王公一样，在十几年的大乱中受到摧残。有些人鉴于政局朝秦暮楚，尽量设法避祸自保。名士庾见王室多难，害怕终婴其祸，乃作《意赋》以寄怀，宣扬荣辱同贯，存亡均齐思想。还有一些人逃亡引退，如吴士张翰、顾荣辞官南归，颖川庾衮率领宗族，聚保于禹山、林虑山。这种种情况，反映了很大一部分士族名士的避世思想和政治动向。司马越必须在星散的士族名士中找到有足够影响的人物列于朝班之首，才能号召尽可能多的士族名士来支持他的统治。夙有盛名的琅邪王衍被司马越看中，他们密切合作，共同经营一个风雨飘摇的末代朝廷。
王衍郡望虽非东海，但是是东海的近邻。王衍家族的社会地位，高于东海国的任何一个家族。王衍是其时的名士首领，以长于清谈为世所宗。据说此人终日挥麈谈玄，义理随时变异，号曰“口中雌黄”，朝野翕服。《世说新语》一书，记载了清谈家王衍的许多佚事。不过王衍的玄学造诣，声大于实，史籍中除了记他祖述何晏、王弼“贵无”思想和反对裴的“崇有”之说等寥寥数语以外，不言他对玄学究竟有什么贡献。清人严可均辑《全晋文》，竟找不到王衍谈玄内容的任何文字材料。王衍死前曾说：“呜乎！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①从此，王衍就以清谈误国受到唾骂，至于千百年之久。
王衍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口头上虽说“不以经国为务”，自称“少不预事”，但青年时代就“好论纵横之术”。以后除了一个短时间以外，王衍始终居于朝廷高位。王衍之女，一为愍怀太子妃，一适贾充之孙贾谧。可见他在西晋末年宫廷倾轧这一大事中既结后党，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