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电子书 > 财会税务电子书 > 东晋门阀政治 >

第38章

东晋门阀政治-第38章

小说: 东晋门阀政治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治扪厦茏橹俪ぁ⑹孔涠加杏氡钡凶髡降木椤K且坏┠扇胪幌低常星〉钡闹富樱统晌拔澜ǹ怠⒌钟钡械闹匾渥埃坏苯泳龆ɑ翠钦秸じ海揖龆ǘ蠖⒌恼帧
  顺便提及,近时著作中常有说到东晋北府兵训练精良一类的话,认为是淝水之战中东晋获胜的原因之一;也有同行询及当年训练北府兵的地点和情况。据我所知,史籍并不见谢玄训练北府兵的资料,其时北府兵散在江淮,也不具备加以精良训练的条件。北府兵善战,主要在于他们来自流民,习战有素。以为谢玄组织北府兵与历朝常见徵、募、训练新军之事相类似,这可能是一种误解。
  回顾历史,大体说来,从咸和元年(326年)郗鉴镇北府起,直到太和四年(369年)桓温逼郗愔离开北府为止,其间四十余年,居北府之任者尽管有十人之多,王、庾诸士族执政者俱在其中,但北府始终在郗氏影响之下。太和四年桓温虽取得了北府的控制权,其后桓冲也一度出镇徐州,但桓氏家族势力始终未在北府植根。太元二年(377年)谢玄组建北府兵,至隆安四年(400年)谢琰死为止,北府由谢氏通过刘牢之掌握,共二十多年①。此后谢氏势力虽离开北府,但北府将刘裕继续凭借北府力量,又经二十年,卒移晋鼎。

  ① 太后即康帝褚皇后,于孝武帝为从嫂。 
  ① 《晋书》卷八一《朱序传》,序太和中迁兖州刺史,转吴兴太守,讨擒钱弘,事讫回兖州任。宁康初拜梁刺,镇襄阳。案太和年间凡为兖州见于纪传者,皆依次除代,前后相续,其中并无朱序;而朱序擒讨钱弘事,《孝武纪》谓在宁康二年,不在太和中。是序传二事均误。朱序代王坦之为兖州,当在宁康三年。又《通鉴》太元元年九月桓冲遣兖刺朱序等“游军沔汉为凉州声援,……闻凉州败没,皆罢兵。”当是朱序在沔汉未回军广陵,于太元二年三月正式就任梁刺镇襄阳。参看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中、吴廷 燮《东晋方镇年表》。 
  ① 《通鉴》胡注:“晋人谓京口为北府。谢玄破俱难等,始兼领徐州。号北府兵者,史终言之。”案《刘牢之传》所谓“百战百胜,号北府兵”,也是史终言之。 
  ② 参考杨德炳《关于北府兵的兵数与兵将来源》,见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五期。 
  ① 严格说来,谢氏能完全支配北府兵,只有十年,即太元二年北府兵之组建至太元十二年初谢玄离北府之任为止。后来谢琰为徐州,并无都督名号。 


  三  淝水之战前后的陈郡谢氏

  太元之初以迄淝水之战,总的形势是日趋紧张的南北矛盾,制约着南方内部东西的矛盾,两种矛盾呈交错状态。现在把太元以来东晋内部以及南北之间的大事有助于考证者加以排比诠释,以期对错综复杂的矛盾看得比较清楚。大事的年月参照《晋书》的纪、传、载记和《通鉴》而斟酌之,有疑则出注。
  太元元年
  一月  桓冲自徐州转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诸军事,镇姑孰,时距桓温之死二年半,距桓冲让扬之徐一年。案桓冲离徐州,是谢安排斥桓冲的又一重大步骤。但京口此时尚无适当的谢氏族党人物可以代镇,不得不权以外戚兼为名士的王蕴出任。蕴出太原王氏,为孝武帝王皇后之父。
  十月  诏移淮北流民于淮南。《通鉴》胡注曰:“畏秦也”。案此举更在于满足东晋对人力的需要,主要不是出于“畏秦”,胡注似嫌武断。
  太元二年
  八月丁未  谢安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①,总摄下游。案其时豫州刺史是桓伊,在荆、扬两大势力的分野中,桓伊自然是属荆州桓氏势力范围。但桓伊出谯国铚县而非出谯国龙亢,与桓冲只是疏宗,不是嫡系。所以桓伊为豫州刺史,能起上下游之间的缓冲作用,桓、谢两大家族都能接受。谢安都督五州之中,豫、徐、兖、青均侨置,其主要控制区,还是历阳、建康至京口、广陵这一地带。
  八月丙辰②  都督荆、梁等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桓豁死。案荆州桓豁为桓氏上游势力的重心所在,他的死引起桓氏家族的震动,所以桓冲必得自姑孰速还荆州,以筹善后。
  十月辛丑  以桓冲都督荆、江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王蕴为徐州刺史、督江南晋陵诸军事;谢玄为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谢玄离开桓豁的征西府,自荆州东下,谢安在下游始有得力的帮手。案,八月至十月,上游桓氏和下游谢氏两大势力范围固定下来,趋于平衡。此时苻坚已取得益、凉,南侵之势如箭在弦。桓、谢平衡,各有所守,是东晋应变准备的重要一着。桓冲在上游的策略,是“全重江南,轻戍江北”,并由江陵移驻“北枕大江,西接三峡”的上明(今湖北松滋境),实际上是作放弃汉沔的打算。谢安在下游的策略,是命谢玄筹组北府兵。北府兵将都是长期在江、淮的北人,如果爆发南北战争,这支军队势必以江、淮为战场,不可能退驻江南。从策略上说,下游谢氏的部署比上游桓氏积极,这当然也是由于静镇建康必须保有江北地区,不能像上游那样“轻戍江北”的缘故。
  太元三年
  四月  苻丕率前秦军攻襄阳。《谢玄传》:“时苻坚遣军围襄阳,车骑将军桓冲御之。诏玄发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谦游军襄淮以为形援。”案:“三州”当指徐、兖、青;“三州人丁”当以新徒流民于淮南者为主。何谦游军襄淮以为形援,是北府军的首次出战。从此以后,上下游桓谢军队配合,彼此策应,以分前秦军锋,形成淝水之战东晋战略的一个特点,对于保障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七月  前秦军也采取东西策应的战略。秦将彭超请攻彭城,并谓“愿更遣重将攻淮南诸城,为征南(案指苻丕,时为秦征南大将军攻襄阳)棋劫之势,东西并进,丹阳不足平也”(《通鉴》)。苻坚同意彭超的方略,并从西线分俱难、毛盛等军自襄阳东略淮阴、盱眙,与彭超等合势。从此东晋在下游开始受到压力。
  太元四年
  一月  襄阳入前秦。
  二月  谢玄救彭城,军干泗口。彭城、下邳、淮阴均入前秦。
  五月  盱眙入前秦。秦军围北府将田洛于三阿(今江苏高邮境①),离广陵百里,东晋朝廷震动,临江列戍,谢石屯涂中,毛安之等屯堂邑,谢玄自广陵救三阿。
  六月  前秦军败于盱胎君川,退屯淮北,建康紧急状态得以解除。谢玄以功进号冠军将军,加领徐州刺史②,徐、兖复为一镇。至此时止,主战场仍在西线,东线战事只是游军策应的规模。但东线的君川之捷使北府兵获得锻炼,提高了士气,为应付以后主战场的东移和进行淝水之战,作了必要的准备。
  太元五年
  五月  以盱胎君川战功,拜谢安为卫将军、仪同三司,封建昌县公;谢石封兴平县伯;谢玄封东兴县侯。《世说新语·方正》“韩康伯病,拄杖前庭消遥。见诸谢皆富贵,轰隐交路,叹曰:‘此复何异王莽时?’”案,谢石,谢玄受封,本传皆失载年月,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推定当与谢安同时,并谓韩康伯之叹即指三谢同时受封事,近是。前秦平苻洛、苻重之叛。
  六月  前秦以苻融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等。
  七月  前秦分氐户散居方镇。
  太元六年十二月至七年九月桓冲在荆州,与前秦军有战事,或守或攻,小有收获。前秦以苻融为征南大将军,筹划攻晋。前秦吕光出征西域。
  太元七年
  十月  苻坚朝议南侵,反对者多以晋有谢安、桓冲,不可轻侮为言。权翼曰:“谢安、桓冲,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以臣观之,未可图也。”
  太元八年
  五月至七月  桓冲率众十万攻秦襄阳,分遣刘波等攻沔北诸城,杨亮攻蜀,郭铨攻武当。前秦苻睿、慕容垂众五万救襄阳,张崇救武当,张蚝、姚苌救涪城。苻睿军于新野,慕容垂军于邓城,又次沔水,桓冲退屯沔南。据《孝武帝纪》,此次军事行动持续至本年七月。这是桓冲在淝水之战前夕为了减轻建康压力而采取的一次大规模策应行动,使苻坚南侵之师疲于奔命。而据《刘牢之传》,广陵相刘牢之亦于此时遣宣城内史胡彬率众向寿阳,以为攻襄阳的桓冲之军声援。权翼所说东晋“内外同心”,彼此呼应,是有一定根据的。
  七月  桓冲表请以妻之季父①琅邪王荟补江州刺史,谢安欲以谢代之。桓冲怒,自领江州。这透露桓、谢在井御前秦之时,并未完全消除士族门户之间的矛盾。权翼言东晋“内外同心”之说,意义似亦有限。此事委曲,附考如下。
  《桓冲传》冲“表……寻阳北接强蛮,西连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请以王荟补江州刺史。诏从之。时荟始遭兄劭丧,将葬,辞不欲出。于是卫将军谢安更以中领军谢代之。冲闻之而怒,上疏以为文武无堪,求自领江州。帝许之。”案所谓“府州既分”,指江州刺史府与都督府分治之事。桓冲都督七州诸军事,江州包括在内,此时江州刺史不带都督江州诸军事衔,领州而不领军府,即所谓单车刺史①。桓冲原以子桓嗣为江州刺史,至是欲以王荟补之。王荟既为桓冲戚属,又以恬退为志,桓冲自然放心,并可借以联络琅邪王氏。中领军谢,当即《孙恩传》中的“会稽内史谢”。据《宋书》卷六四《裴松之传》,为会稽谢氏而非陈郡谢氏。谢安与谢有何种关系,虽不可知,要当桓、谢各以己之亲信争夺江州刺史,与四十年前庾怿、王允之竞夺江州,多少有些相似。史传多赞扬桓、谢共御外侮,《通鉴》为此甚至不录桓、谢各以王荟、谢竞夺江州之事,掩盖门阀政治所特有的门户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虽在非常时期亦不泯灭。《世说新语·尤悔》谓桓冲闻淝水大捷,发病死,“谈者以为此死,贤于让扬之荆。”谈者之论,未得确解。我以为其意在说明,如果桓冲不死,桓、谢矛盾在淝水大捷之后终将爆发而为大乱,因而桓冲令誉也就难得保持。桓冲死,保全了令誉,也使桓、谢矛盾暂得缓和,所以说此死贤于让扬。
  八月  前秦大发兵南进,遣苻融、张蚝、慕容、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陷寿春。东晋以谢石为征讨都督,谢玄为前锋,督谢琰、桓伊等拒之。
  九月  桓冲以精兵三千援建康,为谢安所拒。东晋以琅邪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案,前此谢安以中书监录尚书事。强敌入境,正需君臣辑睦之时,朝廷忽然以年方二十的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可知权翼所谓东晋“君臣辑睦”也不全确。录尚书六条事始于刘聪时。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以为太元八年九月司马道子受录而谢安未尝罢录,所以是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至十年八月谢安死为止。案此说有理。《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尚书条引东晋康帝时何充让录表,谓成帝咸康中分置三录,“王导录其一,荀崧、陆晔各录六条事”,此当即所谓分录、共录或参录。《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谓道子“少以清澹,为谢安所称”云云,所以道子录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1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