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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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所以他们的宗族大抵不因胡族政权频繁易手而骤衰，一直到隋唐时期还保存着固有的势力。不过，际遇不同，人物有别，也有些留在北方的士族，在此期间从历史上消失了。
两晋之际南渡的士族，即江左的侨姓士族，他们南来前夕多数在北方还没有发展到根深抵固枝繁叶茂的地步，可赖以雄据一方的宗族势力还不强大，可溯的世系还不长久。南来以后，他们才得以乘时应世，逐渐尊显起来。他们南渡，一般说来所偕者止于父母兄弟辈近亲。间有群体较大者，疏宗乡党，佃客部曲，络绎于途。这种较强大的群体构成一个个流民群，向南移动，往往为司马睿所忌，被阻止于江淮以北，不得至于建康。侨姓士族既然没有北方士族那样的强大宗族和土著根基，更得直接凭借权要地位求田问舍，企图尽快地重建家园，以维系其家族地位于不坠，所以江左草创伊始，侨姓士族就陆续进行占山护泽的竞逐。如果时运不济，无所树立，只有过贫穷的生活了。侨姓士族的门户地位既然不是特别稳定，所以一旦政局变化，他们就可能受到大的影响，就会有些士族升起，有些士族沉沦。侯景之难，如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所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百家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云。周师入江陵，侨居江陵的士族又悉数驱迫北行。江左入隋，政局又一大变，昔日繁华竞逐的江左侨姓士族，几乎全部寂然无闻，只留下耸立的石头城和建康残迹，供后世的文士们千古凭高，谩嗟荣辱。
以上所称的侨姓士族，是就东晋高层的当权士族，亦即本书所谓门阀士族而言。门阀政治，就是指由这些士族所运转的东晋政治。但是，南来的侨姓士族并非都能居于高层的当权地位，并非都是门阀士族。侨姓士族之南来者，有些由于时势的原因而以武干显名，有些由于父祖事胡、本人渡江晚而不为时所重，有些由于缺乏可观的人物而在士族阵营中本来时誉不高，有些则由于缺乏历史关系和新的机缘而沉屈里巷。他们一般都不得居于建康。这些人在江左，地位大大低于门阀士族。陈寅烙先生称侨姓北府将为次等士族，近人亦或称之为低等士族。本书采取这一观点，并认为次等士族的范围还应放宽，除包括北府武将以外，还应包括一些旧族门户之晚渡者如杨佺期、卢循等，包括所有无缘入仕东晋的士族其他人物。形形色色的次等士族人物在江左门阀政治中不受尊重，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投入门阀士族的对立营垒以求出路。杨佺期、刘牢之、刘裕以及孙泰、孙恩、卢循，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以刘牢之、刘裕为一方，孙恩、卢循为另一方，更是战场上势不两立的仇敌。但是就他们本人所处的社会层次说来，就他们为求得一种新的统治秩序以代替东晋门阀政治的这种要求说来，他们又有着彼此一致的地位。
不过，对于东晋末年出现于历史上的这些次等士族，还须补作一点说明。土族的形成，文化特征本是必要的条件之一。非玄非儒而纯以武干居官的家族，罕有被视作士族者①。到东晋时，士族早已定型，他们一般是通过仕宦婚姻等途径，保持自己的士族地位于不衰。但是由于战乱流迁和其它缘故，南来士族，其门户地位有的上升，有的下降。士族门户下降者无从选择婚宦，不一定都能维持门户的文化特征；而有些不学无文的非士族的武将，却由于婚宦机缘得附于士族，居于其中的次等地位。杨佺期、卢循等属于前一类型，而刘牢之、刘裕则属于后一类型。两种类型的次等士族，在东晋政治地位大体一致，但是家族背景却本不相同。本书就是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采用次等士族一词。其实，本来是习武少文的齐、梁皇族得以纳入王、谢、袁、萧四姓士族之中，也是这个道理。由于前人对于次等士族或低等士族的界限并未作具体阐述，本书理解与之是否符合，那就很难说了。
三 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
宗族发展历程，与中国古代历史上专制皇权的具体状况有密切关系。
在中国古代，宗族群体早于专制皇权而存在，古老的宗法制度就是以宗族的存在为前提的。但是，宗族在对土地和对劳动者的封建占有条件下迅速发展，则是专制皇权出现以后的事。专制皇权不认识这是必然的趋势，也不认识这种发展终将与自己的利益一致，所以每当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头，总是企图抑制这种发展。西汉打击豪强，东汉实行度田，都是抑制措施。但是宗族依社会经济的自发进程而发展，皇权终于无力阻止。东汉政府在法律上，在租赋兵徭制度中，虽然对此没有正式承认的意向表示，但是对于家族扩充田庄，占有佃客的现象却是默认了的。曹魏的租调制，征收户调以户为准而不计人丁，为承认宗族庇荫劳动人手的特权留下了余地，是制度上行将出现重大变化的先声。西晋的荫客制度和东晋的给客制度，可以说是对宗族的这种特权正式予以法律承认。专制皇权毕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要保护自己的存在，所以在承认中还包含着数量上的限制，虽然数量限制在以后的年代总是不断地放宽。皇权与宗族，两者关系中相冲突的一面逐渐缓和，相依存的一面则日益显露。尽管如此，缓和总不是冲突的完全消除，依存也非两者的完全一致。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一文①中有所分析，可以参看。
宗族的发展在经济上与专制皇权所形成的矛盾，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是只要皇权比较稳定，宗族在政治上一般说来还是愿意效忠皇权。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宗族利益寄托于一姓皇朝。他们是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主体，也是皇朝官员的主体。如果皇朝稳固，宗族的发展就没有多少风险，总是顺当一些；反之，如果皇朝纪纲不立，政局不稳，动乱频仍，宗族也会受到挫折，得不到一帆风顺的发展条件。所以东汉宗族虽然社会影响很大，但对于朝廷并不敢轻启觊觎之心。和帝以后皇权政治出现异常现象之时，公卿大夫面折廷争，布衣之士私议救败，都是为了恢复正常的皇权政治秩序。甚至东汉瓦解，董卓入京，开头也只得“沙汰秽浊，显拔幽微”（《三国志·蜀志·许靖传》），表现为整饬朝纲，延续汉祚，而不是急于取而代之。当汉已不汉之时，曹操力葛群雄，广延名士，以自壮大，然犹“畏名义而自抑”（《通鉴》建安二四年条司马光语），只敢自况于周文王。由于宗族有拥汉的潜在力量，所以皇权易姓并不是容易实现的事情。
以东汉为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宗族处在皇权的控制之下，如果皇权稳固，他们是皇权的支撑者；如果皇权式微，他们便力图匡复；如果皇权已经瓦解，回天无术之时，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皇权的角逐者，但也不敢彰明较著地进行角逐。如果角逐者不是强大的宗族代表，因而不得不另有标榜的话，他们实际上也是尽可能地团结强大宗族，争取支持，甚至自身也会出现转化，逐步成为强大宗族的代表。战胜了袁绍的曹操，就是这样。
角逐的胜利者组成新的皇权。皇权稳固下来以后，它与宗族之间又会出现上述的关系。曹魏政权有点特殊，它并未等到真正稳固下来，就被强大的宗族司马氏取代了。不过，晋之继魏，犹汉之继秦，亦犹唐之继隋，既有损益，又是一脉相承。帝姓换了，政治格局依旧。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和西晋可视为一个历史阶段。这是古代社会大动乱后回归稳定时常有的反复现象，与阶层的变动恐怕不一定有直接关系。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从袁绍、曹操交争看到社会阶层高低差别的实质，这是他识见卓越之处。但是陈先生将这一阶层差别的分析一直贯串到几十年后的司马氏和曹氏之争之中，而忽视了昔日较低社会阶层代表的曹氏势力业已转化为皇权这一极为重要的事实，因而他对曹马党争的分析，就显得有些牵强，似不尽符合历史实际。这一问题离开了本书主旨，这里不多作探讨。
从理论上说来，在皇权政治格局下，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它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甚至东汉宦官外戚擅权，也只能视为专制皇权发展到空前强大水平而出现的皇权旁落现象。掌握了皇帝（通常是婴幼的或弱智的皇帝），等于掌握了一切权力，因而弄权者得以假皇帝之名行事。这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与之相应的政治现象，则是宫廷阴谋不断，多数是拥立或废立之争，争则大开杀伐。而且胜利者很难长久维持权力。这仍然是皇权政治而不是其它。世家大族为维护皇权的正常运转而与宦官、外戚斗争，受到外戚、宦官的重大打击，但结果是更扩大了世家大族的政治影响。这又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曹魏时期，士族在曹马之间各属一方，以学术助长政治纷纭。司马氏代魏，他们悉归于晋。西晋时期，士族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作用，比过去显著，但也还不足以超越皇权和司马宗室之权。直到八王之乱，士族名士仍然只能算是西晋诸王的附庸。甚至王与马的结合，起先也只是士族名士王衍依附于西晋的东海王司马越，助司马越经营洛阳朝廷。王与马的结合发展到了江左，权力结构才发生变化，门阀士族势力得以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竟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这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
西晋琅邪王司马睿，本来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司马睿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如果不借助于门阀士族的扶持，根本没有在江左立足的余地。此外，他在司马皇室中并没有坚强的法统地位，与西晋武、惠、怀、憨的皇统疏而又疏。而长安一隅，愍帝所奉晋室正朔还在，这个时候，只有门阀士族的砝码，才能增加司马睿的政治分量。除了王导兄弟已偕来江左，追随司马睿以外，其他作为中朝东海王司马越府掾属的众多士族名士，也纷纷渡江，他们恰好为司马睿提供了这种有分量的法码，因而江左门阀政治格局才能水到渠成。
司马睿固然需要南渡士族的支持，南渡士族也需要司马睿政权的保障。这同样是政治条件使然。两晋之际，胡羯交侵，民族危机骤现。南渡士族既是晋室臣民，以避胡羯侵凌晋室而南渡，自然不会也不可能舍弃晋室而另立新朝。他们只有奉晋室正朔，拥晋室名号，才是保全自己家族利益的最好办法。既然武、惠、怀、愍的皇统已没有合法的继承人，既然愍帝只是苟延残喘，发发可危，据有江左地利条件的司马睿自然成为他们瞩目的对象。这是司马睿得以继承晋统的有利条件。司马睿明白自己的有利条件，也明白自己的不利条件。所以他权衡形势，必须等待关中的愍帝被俘，北方抗拒胡羯的华夷人士联名劝进再三之后，才答应先以晋王名义居位，然后再作皇帝。有了士族支持，有了华夷劝进，其他武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