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野狂飚-从诺曼底到易北河-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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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斯大林继续装傻，回信说8、9　月份太晚了，“目前的形势需要以最快的速度来推进计划中的这一行动，即在大大早于你所指出的日期，开辟西方第二战场。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必须在春季或夏初，而不要等到下半年才在西线对敌人发动进攻，这是极端重要的。”否则，敌人就会再次恢复元气，卷土重来。
　　丘吉尔不耐烦了，心说这个家伙到底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我先不理他。拖了快一个月，他才以不能再明白的口气让斯大林彻底死了那份心：“说实话，我们的计划每星期都在变。如果敌人没有削弱，以居于劣势和人数不足的军队作不成功的进攻，只会导致一场惨败，而给敌人带来一次巨大胜利。”
　　现在全清楚了，别说春季夏初，就是8、9　月也保证不了。斯大林愤愤不平：他们今年的行动看来只在地中海，因为那里才是他们的真正利益之所在。至于俄国怎么样，他们才不管呢。什么等敌人削弱之后再说，这敌人恐怕也包括我吧。真是厚颜无耻，毫不掩饰他们坐山观虎斗的心态。气愤之余，他不客气地指责道：别拿西西里战役来搪塞我，它无论如何不能代替法国的第二战场。他提醒罗斯福：“你和丘吉尔先生都曾认为早在1942　年，无论如何至迟在今年春季开辟第二战场是可能的，这样做是有充分根据的。。。从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出发，我认为有必要坚定不移地预先指明继续拖延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严重危险性。因此，无论是你，还是丘吉尔在回答关于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问题时的含糊其词，都使我不安，对此我不能保持沉默。”
　　你不沉默，我沉默。你说你的，我干我的。4　月15　日，丘吉尔指示参谋长委员会：延缓“包列罗”计划的进度，时间以1944　年而非1943　年为目标。

　　“三叉戟”与“四分仪”
　　这是丘吉尔为1943　年的两次英美首脑会议起的两个代号。丘吉尔喜欢玩这种游戏，什么“阿卡迪亚”、“象征”、“三叉戟”、“四分仪”、“六分仪”、“发现”、“终点站”，都是他杜撰出来的。
　　丘吉尔把他即将与罗斯福在华盛顿的第三次会晤命名为“三叉戟”可谓用心良苦、意有所指。自去年他突发奇念，把希特勒的欧洲想象成一条大鳄鱼以来，他越发对他的发明着迷，念念不忘那柔软的下腹部。这里虽然距离愕鱼致命的心脏较远，但击这里比击它的头部要安全得多。击这里即使不能很快要它的命，但只要不断痛击并刺破它的肚皮，它也会因慢慢流血而逐渐衰弱，直至死亡。他要想法使美国人承认他的发明。
　　在5　月初一个雾气茫茫的早晨，丘吉尔率领一个由100　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登上停泊在苏格兰克莱德河口的“玛丽王后”号。该船原是一艘大型豪华邮轮，后来被改装成运兵船。丘吉尔决定乘“玛丽王后”号时，她正在装从北非俘获的5000　名德国战俘，准备运他们到美国去关押。船长获知将有重要人物同行后，急忙指挥手下人把上甲板的两个主要舱面加以封闭，与其他舱面完全隔离，并恢复了高级舱房的舒适设备。那5000　名战俘被安置在严密看守的底舱里。
　　为了迷惑敌人，保安人员在船的四周贴了许多用荷兰文写的布告，暗示荷兰女王威廉明娜要乘这艘船去美国。另外，船上的过道修了许多可供轮椅通行的斜坡，好让人们制造谣言，说罗斯福总统将在该船返航时乘她来英国。丘吉尔相信：“谣言愈多愈安全”。
　　这一行人阵容庞大，有海军部第一次官（相当于海军参谋长）庞德元帅、东方舰队总司令萨默维尔上将、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上将，驻印英军总司令韦维尔上将、空军参谋长波特尔上将、丘吉尔的参谋长伊斯梅中将，还有哈里曼、比弗布鲁克及其他各类参谋和计划人员。船上布置了办公室、会议室、地图室，通讯室等，简直就是一个作战司令部。
　　在6　天的航程中，参谋长们每天都开会，研究对策，然后到丘吉尔那里作汇报、听指示。丘吉尔乐于坐船慢悠悠地旅行，所以整天兴高彩烈，除了与参谋长们碰头外，剩下的时间便是同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聊天、打牌。途中，传来盟军已攻占比塞大和突尼斯城的消息，丘吉尔兴奋地冲出舱房，向三个站岗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士兵大叫：“有好消息，你们听到了吗？我们的部队攻占了突尼斯！”
　　5　月11　日上午，“玛丽王后”号在蒙蒙细雨中徐徐驶人纽约港。霍普金斯在那里迎接了这一行人，随后陪同他们乘火车前往华盛顿。布鲁克从阴沉的天气中似乎看到了不祥之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并不期待这次会议，事实上我一想到它就讨厌。”他深知此行困难重重，前途未卜。美国人肯定不会再象卡萨布兰卡会议上那样上英国人的圈套，实际上他们把那次会议看作是他们的一次失败，正想找个机会发动一次反击。他们吸取了前次准备不足、内部分裂的教训，下决心要挽回面子，改变受人摆布的被动局面。5　月8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总统结成攻守同盟，发誓要“逼迫英国人承担尽可能快地做好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的准备工作，并在1944　年春开始这一战役的任务”。
　　5　月12　日下午，双方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罗斯福祝完辞后，丘吉尔便长篇大套他讲了起来。他仍然采用他那多次奏效的迂回战术：
　　“我刚刚得到消息说，轴心国25　万军队在突尼斯已向盟军投降。这不禁使我想起一年前也是在这间屋子里，当传来图卜鲁格失陷的可怕消息时，马歇尔将军如何毫不犹豫地拿出他心爱的300　辆坦克支援我军。那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情景啊！没有你们的精诚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胜利。”
　　他边说边友好地看着美国人，但他发现美国人态度冷淡，丝毫不为所动。丘吉尔的战术这回是大错特错了，美国人再也不想上他的当了。不提那次会议还好，一提他们就恼火。正是那次上了当，结果次次不顺，让人牵着鼻子走。
　　丘吉尔装着没在意，继续按他的思路演讲：“‘火炬’战役业已结束，西西里战役就要开始。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的意见是下一个目标应是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这将使德国人为孤立而心寒，也是缓和俄国战场态势的最好办法。然后我们可以考虑进军已尔干。”
　　罗斯福反驳道：“我对完全战领意大利的合理性表示怀疑。我认为对德作战的最好办法是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军事行动，而进攻意大利势必会消耗用于主要军事行动的资源。当然，今年横渡英吉利海峡似乎是没有可能了，但不应晚于1914　年春季。”
　　丘吉尔见有空可钻，赶忙声称：“我并不认为完全占领意大利是必要的，我只是说要迫使它退出战争。如你所说，今年不可能在法国登陆了。如果西西里战役在8　月底完全结束，而横渡海峡的战役要在七八个同以后才开始，那么在这七八个月军队去干什么？他们总不能无所事事吧。”
　　这是一次真正势均力敌的会议，双方不想闹翻就必须相互让步，而不会象以往那样只由美方妥协了。美国人现在空前的团结，决意坚持自己的想法。由于总统这次坚定地站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边，马歇尔大受鼓舞，非要争回口气不可。金这次也积极配合，威胁英国人说：你们如果不同意登陆法国，美国就真的要撤出欧洲了。马歇尔随声附合：“对，对，除非你们想在欧洲于出点名堂来，否则我们不得不那样做。”
　　在布鲁克看来，马歇尔这次似乎不完全是虚张声势，他甚至把在中缅印战场的史迪威和陈纳德也召来为太平洋战场说话，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太平洋势力”。两股势力争来争去，中间又夹了个第二战场问题，弄得整个会议争吵不休，与会秆疲惫不堪。在第二战场问题上，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英国人拒绝明确规定日期，而美国人非要这么做。直吵到19　日下午，终于有了转机。双方都作了让步：英回人接受了把N44　年5　月1　日作为进攻欧洲大陆的日期，并同意从11　月1　日开始从地中海战区抽出7　个师到英国；美国人则同意考虑在攻下西西里后继续在地中海采取行动的建议，以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并最大限度地牵制德军。
　　有关备忘录很快就拟好了，井提交给两国首脑。罗斯福自然感到满意，因为它是美国人首次占上风的产物，基本符合美方愿望。丘吉尔在布鲁克的影响下勉强接受了这项协议，但过了几天，他琢磨过味来，觉得这次吃亏太大，几乎在每一点上都作了让步。想想看，是否进攻意大利没有最后定（这是池这次来的主要目的），而进攻法国的日期定得又那么死，这意味着他的地中海战略要寿终正寝了！不行，还得争。他一气之下扬言要撕毁这项协议，这可把布鲁克吓坏了。他提醒首相注意这一行动的严重后果：它会使美国人对我们所抱的那一点信任感荡然无存；英军参谋长们的信誉也将危若累卵，因为美国人会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个摆设；盟国计划将产生严重混乱并危及“欧洲第一”战略。丘吉尔终于被说服了，没有在最后一刻翻案。但他并不死心，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便拉着马歇尔去北非寻求战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支持。
　　6　月4　日，斯大林收到一封由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署名的信，正式通知他1943　年不会有第二战场了。他对这种一再背弃信义的行为气愤至极，一周后回信抗议道：“你们的这一决定将对竭尽全力同德国及其仆从国的主力作战已历两年之久的苏联造成异乎寻常的困难，同时也使不仅力自己的国家，而且也为盟国奋战的苏军几乎处于对仍然强大而危险的敌人孤军作战的境地。。。苏联政府不能同意此项决定，因为它既没有参与决策，也无缘共同讨论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并且这一决定将对今后战争的进程产生严重的后果。”
　　丘吉尔不耐烦地解释说：“我十分理解你的失望，但我相信，我们所采取的行动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也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如果我们将10　万人扔进必败的横渡海峡的进攻，这对俄国不会有什么帮助。我真不能设想，英国人的惨败和流血对苏军会有什么援助！。。我们援助你的最好办法是打胜仗，而不是吃败仗。我们在突尼斯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在今年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我们就能从你们的战场引开比用任何其他可行的办法所能引开的要多得多的德国人。”
　　最后，他挖苦道：“你在来信的末尾对我们不久前在作出决定时没有同俄国磋商表示不满。我完全理解妨碍你同总统和我在喀土穆会晤的原因，我们本来是应当在1　月到达那里的，而你连一个星期也离不开对巨大和胜利的战局的指挥，我相信你这样做是对的。”
　　斯大林急了，说他们这次根本就没想邀请他去华盛顿。他历数多次得到的保证：你在去年6　月对莫洛托夫是怎么说的，在今年2　月对我又是怎么说的，而那时的困难比现在大得多。“不言而喻，苏联政府不能容忍如此漠视苏联在反对共同敌人之战争中的根本利益。你在来信中说你十分理解我的失望心情。应当向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