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海洋-第5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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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抗荷服，中国空军率先把战斗机的机动过载提高到了十二G，到二零三零年左右又进一步提高到了十五G。受材料等技术限制，十五G基本上是抗荷服的极限了，如果要继续提高过载，只能在飞行员身上下功夫。
当时，成飞率先提出“抗荷座舱”概念。
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通过全密封增压式座舱，取代抗荷服，更大限度的提高飞行员短时抵抗高过载的能力。
问题是，这么做的代价太大了。
以二零三零年左右的技术，“抗荷座舱”至少会使战斗机增重二百五十公斤，而且成本高得吓人，比如必须用整体弹射逃生系统取代弹射座椅，因此不管是战斗机性能、还是制造成本都无法承受。
最终，中国与美国都在飞行员身上做文章。
当时，中国采用的办法是通过药物刺激，在短时内提高飞行员的抗荷能力，并且使其整合到抗荷服中。在二零三一年的测试中，这套系统曾经使飞行员在二十G的过载下坚持了十五秒。
美国的做法更加直接：为飞行员提供用于抵抗高过载的生命维持系统。
核心是一套心脏助力器，即通过增强飞行员的心脏功能，在高过载的情况下仍然能让血液进入大脑。
与抗荷服结合使用，也能使飞行员在短时内的抗过载能力达到二十G。
可以说，二十G是第五代战斗机格斗机动性能的基本标准，也是衡量第五代战斗机的主要性能指标。
这样一来，空战武器成了新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空对空导弹、特别是格斗导弹的最大机动过载必须达到战斗机的三点五倍才有可能击落战斗机，而在实战中，往往需要达到战斗机的五倍，才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把握击落战斗机。比如在第四代战斗机的机动过载普遍为九G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第四代格斗导弹的机动过载都在四十五G以上。
如此一来，在第五代战斗机的机动过载能够达到二十G的情况下，第五代格斗导弹的机动过载就得达到一百G。
从理论上讲，任何依靠气动面控制的飞行体都不可能达到一百G的过载。
也就是说，格斗导弹必须采用矢量推力控制技术。
虽然矢量推力控制技术不是什么难题，早被第四代战斗机普遍采用，在第四代格斗导弹上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随着机动性能提高，导弹的弹体强度也得提高，而一百G的过载要求已经超过了现有材料的极限。
说得直接一点，在保证其他性能不降低的情况下，很难用现有的材料制造出过载高达一百G的格斗导弹。
美国最先研制第五代格斗导弹，而得出的结论是，除非把最大射程减少到五公里，不然就得投入巨资研制新材料，而且谁也不能保证能在什么时候拿出成果，也就无法保证第五代格斗导弹与第五代战斗机同时服役。
中国的理论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事实上，在格斗导弹的最大射程仅有五公里，而实际射程肯定不足两公里的情况下，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要知道，第四代格斗导弹的最大射程普遍在二十公里以上。
只有达到这个级别，才能保证对五公里内的敌机进行尾追攻击。
结果就是，在第五代战斗机上，中国与美国都高度重视早已被人认为是鸡肋的航炮，而且均把重点放在了电磁速射炮上。只是战斗机不是战舰，能源系统不可能做得很大，也就极大的限制了电磁速射炮的作战应用。
只有一点非常明确，即中美的第五代战斗机都以格斗性能为主。
受此影响，第五代战斗机又被称为“格斗战斗机”。
第四十四章 理想主义
花了几天时间，牧浩洋对中日军力对比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了解。
从根本上讲，中国军队的优势非常明显。在海军上，中国拥有性能先进，而且经受了实战考验的舰载战斗机，而日本的F…35CJ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中就已证明，绝对不是合格的制空战斗机。在空军上，中国空军的优势更明显，不管是J…20的高度改进型，还是J…22的后期型号，都优于日本空军的战斗机。此外，在作战系统上，中国空军与海军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自主性。
说得直接一点，中国军队早已实现装备国产化，而日本还在为此奋斗。
战争期间，中国可以不受外界因素限制、只由生产效率决定装备生产速度，而日本必须受外界因素限制。比如，F…22J与F…35CJ的发动机只在日本进行组装，国产化率不到百分之六十，关键设备需要从美国进攻。只要进攻渠道、也就是海运与空运被切断，日本连一架先进战斗机都造不出来。
在全面战争中，日本遭到战略封锁只是迟早的事情。
八月初，牧浩洋按照黄峙博的建议，向总参谋部提交了一份“对日作战总体战略计划报告”，并且将副本递交给了黎平寇与黄瀚林，正式提出应该未雨绸缪，及早对日本进行战略禁运。
必须承认，有目光的不是牧浩洋，而是黄峙博。
在他提交这份报告之前，黎平寇刚刚在东京吃了闭门羹。
七月底，在当选下一届国家元首之后，黎平寇以国务院总理身份，对日本进行了任职期间的最后一次政务访问。
事实上，这是一次纯政治性的外交活动。
黎平寇主动放下身段，去东京会晤日本首相，主要是谋求一个较为稳定的周边环境，至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使中日关系有所缓和，以便在他的出任国家元首的时候，有一个较为理想的开局。
为此，在会见日本首相时，黎平寇主动提出，共同开发东海中性海域内的油气资源。
在东海战争结束之后，日本被迫接受中国提出的划界标准，即以东海大陆架自然延伸为经济专属区边界，但是在资源开发方面，中国也做出了让步，即在东海中线到大陆架自然延伸线之间为中性区，中日双方都不能进行单方面的资源开采活动，必须在商议之后共同进行开采。
黎平寇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建议，摆明了是给日本一个台阶下。
虽然在二零三二年，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原油与天然气进口国，但是中国在可控聚变反应堆领域掌握着最尖端的技术，而且有望在二零三五年建造第一座商用聚变电站，也就有望在接下来的十到二十年之内，使聚变核能成为主要能源，逐步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即便在此之前，中国也有极为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且国内的电力消耗中，百分之七十五由火电站提供。更重要的是，在中南半岛战争之后，中国基本上解决了南海问题，国内的原油与天然气产量正在逐年提高。即便在总体能源需求上，中国仍然需要大量进口石油与天然气，但是至少可以确保在战争时期有足够的油气供应。
与之相比，日本的处境就没有这么理想了。
就算日本在可控聚变技术上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可是至少比中国差十年，能在二零四五年建成第一座商用聚变电站就很不错了。在此之前，日本的国内能源供应主要依靠化石燃料与裂变电站。前者主要来自海外，特别是中东地区，而后者非常不安全，特别易遭到地震与海啸等自然灾害影响。
从能源的对外依赖程度来看，日本远远超过了中国。
根据日本官方在二零三零年公布的数据，日本的石油有百分之八十八来自海外，天然气则超过了百分之九十。
说得直接一点，日本极易遭到战争封锁。
即便在和平时期，国际油价的大幅度波动，也能对日本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
比如在中南半岛战争期间，国际油价在一周之内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四，当年日本经济不但没有增长，反而萎缩了百分之一点二。随后美国加快了对伊朗的围剿，再次导致国际油价在短期内大幅度上涨，日本因此平白无故的损失了数万亿美元，增加了近百万个失业者，国民经济遭到重创。
如果能够开采东海中性海域的油气资源，日本获得的好处明显大于中国。
可惜的是，日本首相没有领情，反而在黎平寇离开东京之后宣称，他拒绝中国总理是为了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严格说来，日本首相说得没错。
如果接受了黎平寇的提议，从东海获得了大量油气资源，日本肯定会因此减少原油与天然气的进口量，加大对东海油气资源的依赖程度。结果就是，如果中日交恶，中国可以轻而易举的切断日本的能源供应。
黎平寇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肯定考虑到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黎平寇此举的真正目的，除了缓和中日关系之外，还是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拉拢日本。
如果中日能够结成同盟，那么最大的获益者就不是日本了。
要知道，中国从来没有把日本当成真正的敌人。
从历史上就看得出来，只要中国强大了，不管用什么办法，日本最终都将成为中国的朋友，甚至是中国的学徒。
更重要的是，从傅秀波开始，就没有哪个领导人把日本看成最终对手。
这几十年来，中国领导人、乃至整个领导集团的最高目标都是实现民族复兴，即使中华民族登上民族之林的巅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这条道路上，日本是一道必须迈过去的障碍，却不是最终归宿。说得直接一些，中国必须战胜、或者笼络日本，但决不会因此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从战略上讲，拉拢日本肯定比战胜日本更划算。
哪怕存在一些风险，也能在短期内获得不少好处。
问题是，黎平寇长期主导国务院的工作，而且在杜小蕾出任外长之后，一直把重点放在国内建设上，因此在考虑问题的时候，黎平寇把经济放在了首要位置上，或多或少的忽略了政治与外交因素。
从经济上讲，黎平寇此举肯定有很大的诱惑力。
说得简单一些，如果日本不能在十年之内解决能源问题，随着中国率先进入可控聚变时代，日本将首先在经济上战败。在国家间的全面对抗中，经济战败的危害远远超过军事，日本必然因此失去未来。
可惜的是，在政治与外交上，日本绝对不会接受黎平寇的提议。
要知道，东海战争之后，以中岛俊夫为守的“将领政客”一直把“报仇雪耻”当成政治资本。十多年过来，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对中国有根深蒂固的敌意，而且把中国视为必须击败的敌人。
在此情况下，日本首相肯定不会自毁前程。
说白了，就算日本首相有足够的远见，接受了黎平寇的提议，也会立即遭到弹劾，甚至遭到暗杀。
至于接任者，显然不可能担起大任。
最重要的是，在“复仇情绪”的影响下，日本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转变，直接导致控制日本经济命脉的主要财团依附于国防建设，军工行业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重头，而中日关系缓和的直接结果，必然是缩减军费开支，等于动了几个主要财团的蛋糕。到此，财团就会铲除障碍。
在外交上，日本依然以美国马首是瞻。
在必须依附美国的情况下，日本更不可能与中国走近，更不可能把国家命脉置于中国的威胁之下。
从根本上讲，黎平寇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必须承认，傅秀波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同的是，傅秀波更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