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男的大明-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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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死了，但是继位的却是他的儿子朱慈烺，吴三桂突然明白吴应熊为何把这些朝廷重臣都找到王府来谈。因为崇祯是故主，而且死社稷了，唐通等人都不说话。
吴三桂这时站出来打破了沉默，带头说：“先皇崇祯刚愎自用，性情多疑，杀了忠义的袁督师，失去天下将心，自毁长城。”
“平西王说的是。”定西王唐通、镇南王姜瓖等复明之王也深以为是，纷纷附和吴三桂的说法，吏部尚书张若麟也深以为然。
吴应熊很感激父亲这时挺身而出，道：“家父说得有道理。但这个只是先皇崇祯个人的原因，刚才我说过了，我们要从制度上找漏洞，这是大明的军制问题。按照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军制，朝廷怕身拥重兵的武将篡位夺权，为此处心积虑，将军队的管理和指挥分开，战时由不懂军事的文官挂帅出征，并专任太监监军，这在太平盛世还行，现在流寇横行，满清入关，则万万不可，这是我们第一要改变的，今后大明军中文官要从属于武将，只当幕僚，把军事指挥权还给将军，而且不要再派太监监军。军事操练和征战，都由各地提督和总兵负责。朝廷对武将要疑人不用，疑人不用。军制不改革是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
“好！今后军事操练和征战，都由各地提督和总兵负责。”吴应熊这话，说到了吴三桂、唐通、姜瓖、白广恩这些武将的心坎里。平西王吴三桂、定西王唐通、镇南王姜瓖、镇西王白广恩以前也思考过大明军制问题，他们以前也深受其害，但是以前没有谁敢提出来。他们都对吴应熊的话连连点头，支持吴应熊的军制改革。
兵部尚书宋权也觉得大明必须进行军事制度改革了，否则难以得天下的将心。
唐通想起自己在居庸关与贼军血战，却被太监杜之秩偷偷打开城门，腹背受敌不得不降，恨恨地咬牙切齿，道：“还有，崇祯亲信宦官，那些阉狗却一个个投降叛国！所以京城才被李自成的贼军攻破！”
吴应熊点点头，说：“定西王说的也有道理，崇祯亡国，太监干政是很大原因，阉党暂且不论，京城被李自成轻易攻占，投降的太监都该死。我们要建立章法，从制度上彻底杜绝了太监干政。”
宦官干政问题，是明朝政治的一大毒瘤。吴三桂等都是武官，不知道怎么改变这存在了数百年的制度，吴应熊说：“太监气焰嚣张，得益于制度：一是太监秉笔，帮皇帝在公文上批红；二是太监掌握东厂、西厂，监督百官；三是太监外出监军、监税、监矿。我们只要对症下药就好。”
唐通很高兴，问道：“贤侄，你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怎么限制阉党的权力。”
吴应熊说：“宦官专权，首先是太监掌握的东厂、西厂，现在已经自行解散。我已派满云龙大将军率禁卫军入宫，在皇极殿前竖起了‘禁止太监干政’的铁牌，铁牌高一丈，宽六尺，详细规定了限制太监的章法，比如太监不得外出为官，也就是说太监不再监军、监税、监矿；太监出宫门必须得到批准，私出宫门一步者，斩；太监不许结交外官等。但凡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劣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
“好啊！果真是将门出虎子，你这性子倒真跟你爹一样，胆大妄为，什么事都敢做。”唐通哈哈大笑，夸赞吴应熊道：“我就喜欢侄子这种爽快人。”
新上任的刑部大臣王永吉表示：“丞相，皇上还可以宣布刑部拥有插手太监事务的合法权力，朝臣可以将犯错的太监先斩后奏，也就是说，大臣们可以通过刑部与慎刑司的渠道，把看不顺眼的太监拉出去杀掉。”
吴应熊说：“这也未尝不可！”
礼部尚书朱继柞也提出了建议，说：“大明祖制，朝臣与太监相见，相互行礼致敬。遇到大太监或者关键岗位的太监，朝臣们往往抢先行礼，甚至卑躬屈膝，表示孝敬，内阁大学士也不例外。现在我们应该再规定凡太监与朝臣相遇，不管双方品级高低，太监都要主动低头、让道。若不谨遵，将总管太监一并治罪。而且太监遇到大臣不仅要让道致敬，也不能直呼大臣的名字。”
吴三桂点点头，说：“这样也好，可以明确规定太监低朝臣一等。”
吴应熊对推行这些限制太监的权力新规定大为赞赏，鼎力支持。改革军制和限制太监的权力，这两把火，得到了在座的新明的诸王和重臣的一致同意。
这时，吏部尚书张若麟又提出：“眼下我们最紧要的事，还要整顿吏治，得天下臣心。原来明太祖制定的祖宗家法，乃是史上最苛酷、最残忍的律令，给官吏的薪俸低到不足以有尊严生活的地步，以至于贪污腐败盛行，看看李自成从京城官员家里搜出的数百万两金银，就知道大明朝吏治有溃烂！这种局面不利于大明一统天下，现在国库收缴了一些钱财，可以适当提高官吏的饷银，这样也有利于吸引天下英才为朝廷干事。当然，提高朝廷官员俸禄的同时，要加强吏部的考核和监察部的监督。”
“张大人说得对。”吴应熊表示同意，不过他说：“国库现在空虚，需要开源才能给官吏提高饷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们要改变士大夫那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念，改变重农抑商的现状，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发展私营商业，废除对手工业的垄断，除武器制造、货币铸造及宫廷所需重要物品由官府经营外，其他行业经过官府批准，并按规定纳税，都允许民间手工业者经营。商业发展了，税收自然多了，国库的银子也就多了。”
吴三桂、唐通、白广恩、姜瓖、宋权等人觉得吴应熊说得有道理，都同意吴应熊的提议。
“军队的粮饷问题，也是需要解决的。”兵部尚书宋权还提出了要奖励垦荒，在大明控制的顺天府、河北、山东、还有南方主要产粮区屯田，推广种植土豆、玉米和红薯等高产农作物。
宋权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吴应熊、吴三桂等人的支持。新朝诸位大臣的才干和团结大大超乎了吴应熊的预料，他高兴地说：“只要我们将新朝这三把火烧下去，天下的将心、臣心、民心必定回归，我们这些朝中栋梁开拓进取，则大明中兴有望。”
很快，明帝朱慈烺便批准了吴应熊等人的建议，改革军制、限制太监权力、整顿吏治，鼓励工商，北方的京畿之地面貌焕然一新，老百姓都大呼新皇万岁，新皇圣明。而南明的问题，也很快提上了朝中的议事日程。
第三十七章 南明归心
南明短暂的存在，是明末通讯主要靠人马的产物。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自尽，此时江南绝大部分地区都还是效忠大明朝的，南方相对平静，在南京的官员，也做好了从海路迎接太子朱慈烺来南京监国的准备。
南京在明朝初年，就是明太祖定的首都，虎踞龙蟠之地。后来到了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起事攻打侄儿建文帝，夺了皇位登基，迁都北平。南京作为留都，一直保留了六部、督察院等一整套与京城相对应的官僚机构，但南京的各衙门多为虚衔，崇祯十七年，握有实权的，是大明留南京的首席大臣、兵部尚书史可法。
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日，吴三桂和吴应熊就派人去告知史可法、左良玉等将领，太子已安全到关宁军中，但宋献策后来又派人从京城传出假消息，说崇祯的三个儿子都被大顺军俘获。一时间，真假太子难辨，在没有直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南京及其附近地方的大臣、太监、拥兵自重的将帅，就在拥立哪一位藩王监国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内斗。
史可法还算忠义，一边派教过太子读书的老师方拱乾、杨士聪，还有司礼监的太监马朝进和东宫伴读丘志忠等人去吴三桂的关宁军大营辨认太子，一边也加入了拥立藩王监国的权力争斗，因为生逢乱世，万事皆有可能，一步错则满盘皆输，史可法也要给自己的家族留一条后路。
当时，以血统亲近论，崇祯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钧的子孙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神宗兄弟的儿子则有潞王朱常淓。按照封建伦序观念，应该首先考虑福王、桂王、惠王。而在福王、桂王、惠王中，福王朱由崧又处于优先地位，继统更为适宜，而且桂王、惠王在张献忠部进入湖南时逃往广西，此时距南京还较远，福王却近在淮安。
在继位伦序和地理上，福王朱由崧都占了明显有利地位。朱由崧的身世显赫，他是在万历帝时差一点被立为帝的福王朱常洵之子，十岁时朱由崧被封为德昌郡王，后来又立为福世子，李自成攻破福藩洛阳，杀了老福王朱常洵。朱由崧和母亲邹氏好不容易逃出一死。尽管后来袭了福王的虚封，可那时天下大乱，朱由崧自然在洛阳站不住脚，只好四处流串，生活无着。破落王孙，在权贵眼里跟乞丐没什么两样。所以江南士绅中部分东林党人，从狭隘的一己私利出发，以福王昏庸为名，坚决反对立福王，内中隐情要追溯到天启朝时，朱由崧的祖母是备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从万历到天启朝廷上围绕储君问题展开的“妖书”、“梃击”、“移宫”等轰动一时的案件都同郑贵妃有关，正是由于东林党人的力争，神宗和郑贵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为太子的图谋才化为泡影。东林党人已和福藩结下不解之仇，因此，他们担心一旦福王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趁机报复，所以以东林领袖钱谦益为首，以立贤为名，大张旗鼓地推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继承人潞王朱常淓。
在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当时被视为东林党魁，他两次从原籍常熟赶往南京，以“立贤”为名，到处游说，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支持钱谦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等人。
这时，人言可畏，但更重要的是握有实权的人发话，于是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的态度就很关键。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得意门生，也对拥戴福藩继统心存疑虑，但又担心舍亲立疏将引起更大的政治风波。
在南京被拥潞王、拥福王两派人士弄得左右为难时，经过反复考虑，史可法暗自前往浦口同凤阳总督马士英会面。
史可法偷偷跑去浦口约见掌握三镇兵马的凤阳总督马士英，跟马士英密谈，指出福王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不值得拥立。
马士英的身份只是一个地方军阀，但他掌握三镇五万人马，有心要立个大功，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秘密商定出一个既不得罪钱谦益等东林党人，又不影响自己掌权的方案，即放弃福王和潞王，两个热门人选都不立，另外拥立桂王朱常瀛。
史可法遂于到达浦口的第二天，就写信回南京，提出了拥立桂王，同时由潞王仿照古兵马元帅之制暂时统率兵马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