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男的大明-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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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藩王制度不满了。
史可法站起来说：“今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以往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若为天下黎民之生计，可以削减藩王的俸禄。”
吴应熊知道，明太祖是非常抠门的，他把官员们的俸禄定得很低，但对自己的龙子龙孙金枝玉叶却很大方，但他不知道藩王们的俸禄，他问礼部尚书姜曰广：“藩王的俸禄具体是多少？”
姜曰广说：“回丞相的话，根据祖制，明代宗室分为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八等。这些宗亲子弟的俸禄都是由国家供给，年俸标准是：亲王禄米10000石，郡王2000石，镇国将军1000石，辅国将军800石，奉国将军600石。从亲王到奉国中尉，这些人的俸禄只是正常的财政支出，此外还有不少临时性或特殊的补贴和支付，如婚丧之事、建造宫殿府第、修筑陵墓、为宗室服务的仪仗卫队官员俸禄及额外的赏赐等，也都需要大量经费。”
吴应熊问道：“现在国家供养的宗室有多少人？”
姜曰广回答说：“明初宗室贵族人数还不算多，国家财政尚能支付。现在宗藩数量已日渐庞大，宗藩人数大约每年增加一倍，现在江南大约有二三十万藩王人口。”
“这就难怪山西、河南等宗藩及禄米大户不堪重负，流民无数。江南财政虽然尚可，但藩王的开支不可不减少。”吴应熊对时任东阁大学士、南京户部主事马士英，道：“马大人，你意下如何？减多少合适？”
马士英虽然名声不好，但马士英遍历封疆，对实务颇有才干。虽然不是什么奇才，但在明末士大夫们普遍无能的情况下，还是有相当手段，他不敢违逆吴应熊的意思，又不愿太得罪诸位藩王，说：“丞相所言极是，我以为减半可以。”
“减半？现在朝廷的军饷都难以按时发放，减半有何用？最起码要减去一个零。”吴应熊哼了一声。
“啊？减去一个零，丞相的意思，是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马士英大为惊讶，道：“如此一来，朝廷势必会得罪天下的藩王。”
“不得罪天下的藩王，朝廷就要得罪天下的百姓。”吴应熊道，“以后非皇上三代以内的直系藩王，国家不予供养。”
“可是，恐怕一时……”马士英知道，这事具体还得他去办，他不愿意一下子削藩削得太狠。
“好了，削藩的事情，就这么定了。还有，马阁老，我提醒你一句，本丞相需要的是建议，不是意见。”吴应熊道：“另外，江南的藩王，在一个月内，都要到南京来报到，由国家统一供养。”
南京多数的文武大臣对吴应熊的大幅削藩心里是支持的，少数大臣和藩王关系走得近的，此时生怕跟福王等惹上祸端，吴应熊询问了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表示赞同，削藩毕竟符合对民“仁义道德”。长远来看，由于各藩王都是世袭制，血缘关系和皇帝越来越远，很多藩王都跟皇帝八辈子才打得着一杆子了。
对吴应熊的表现，阿九公主在内心里，也十分赞赏，毕竟削藩有利于减轻百姓负担，他这时没有多少私心，削藩对他也是没什么好处，只是为了帮助国家做点实事。
吴应熊也知道，汉代也有削藩，当年晁错位列三公，又是帝师，向汉景帝提出削藩计划，也是为了解除朝廷赋税，以及疆土，人口，资源调度问题，但是爆发了七王之乱——汉代诸王当时如日中天。而解决了吴楚七王之乱，百姓们尝到了藩王制的苦果，藩王实力逐渐被削弱，到汉武帝时期，各藩王国骄奢淫逸，百姓的怨言也逐渐增加，所以主父偃顺势提出了推恩令，时隔不久，藩王制便不攻自破了。所以说，削藩最重要的是合适时机，而且明末就是最合适的时机。
因为明成祖朱棣已经削过一次藩，剥夺了藩王的三护卫，地方卫指挥使的人选也不再由藩王敲定，他们实际上就成了没牙的老虎，想作乱也不可能了，加上到了明末，崇祯亡国，那些皇亲国戚的表现实在让人大跌眼镜，不仅没什么作为，反而添乱，这时候强制削藩，明帝朱慈烺和多数大臣的内心也赞成，只是他们以前不敢提出来。加上福王作乱，吴应熊借机大幅削藩，各藩王只会把账算到福王头上，认为是福王连累了各位藩王的利益。
最后，吴应熊还颁布了新的律法，强令富有的藩王捐献出半数白银来养兵，明确“诸王犯法，与庶民同罪”。古代就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传统，这一条推行起来也深得人心。
就这样，吴应熊就顺势割掉了大明王朝身上最大的毒瘤，能够拿出更多的钱财来开办兵工厂，给一线的军士们发饷。
“削藩”的问题解决后，南京的文武大臣们都松了一口气，以为吴应熊不是冲着他们来的，吴应熊便接着抛出了第二个爆炸性的议题：“东林党”。
第六十三章 打脸东林党
“朋党之起，就是大明亡国之始，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正所谓文人误国，大家来议一议吧。”吴应熊谈起“东林党祸”，像在一潭寂静的死水里丢进了一颗深水炸弹，武英殿里顿时炸开了锅。
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听了吴应熊的话，他们深表赞同，觉得东林党人就是表面上正人君子，实际上是误国误民，他们一个个挺直了腰杆。而刘宗周等在场的文官很多人脸色都变了，其中有一个人反应颇为强烈，他就是南京礼部侍郎钱谦益。
当时还是封建社会，“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近代政党，“结党乱政”是重罪。钱谦益等东林党人原本见吴应熊在京师整治阉党，革除太监干政的土壤，对吴应熊很有好感，没想到吴应熊对东林党也没太多好感。
东林党源于顾宪成，他在万历二十二年被削去官籍返回故乡无锡，和弟弟顾允成修复了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这所书院原本是宋代大儒杨时创立，杨时是宋代大儒程灏、程颐两兄弟的门徒，是“二程学说”的正宗嫡传。后来宋代大儒朱熹则是杨时的弟子。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时，宣布他继承杨时衣钵。当时，不少怀抱道义而不被当政者所接纳的士大夫退归林野，东林书院的重建使他们找到了知音，因此都争相前来，使得“学舍至不能容”。
讲学之余，东林党人聚在一起，用委婉的语言议论朝政，褒贬品评执政的大臣。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东林党人号称“清流”影响天下舆论，此时，钱谦益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
东林党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讳言“党”及“朋党”，常以“吾党”自称。在他们的语汇中，“党”，已不是“同乡”、“乡党”之意，而是“同道”、“志同道合”之意。本来传统儒家以为“君子不党”，但东林党人高攀龙、钱一本等人认为，小人可以有党，君子也可以有党。
刘宗周的认识则更进一步，他否认小人有党，而君子以同道为朋，以自绝于小人为党，将党视为正人君子的代名词，给“党”、“朋党”这一概念做了新的诠释，改变了贬义的内涵，结果使得明末党争更加厉害，朝廷一事无成。
但吴应熊觉得，东林党人，只会满口道德文章，“文人误国”。长期的上层生活，使得东林党人严重的与支持整个农民阶层脱节，不知道民间的疾苦。讲起大道理有一套，真正有用的实际行动没有。吴应熊主政江南的第二把火，便烧向了他们。因为吴应熊认为，明末的党争，也是大明亡国的重要原因。
在明朝，阉党、武将、文官是明朝的三大政治集团，土木堡之变后，明朝武将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使得朝廷的政治势力仅剩了文官和阉党，大大加深了阉党和文官的斗争，明末东林党因此而生。崇祯皇帝一下子把阉党连根拔除，这样东林党就失去了掣肘，一家独大，这些东林党人对皇命阳奉阴违，使崇祯皇帝有力无处使，觉得“文臣个个可杀”。
吴应熊知道，东林党主要以江南士大夫为主，靠的是在全国各地讲学的东林书院笼络天下读书人的心，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东林党人的书没白读，骂功十分了得。不论是市井的歌谣，还是朝堂上直接的上疏弹劾，被盯上的人名声立马顶风臭十里。
在明朝后期有一个“怪现象”——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东林党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终于，最贫穷的西北农民起义了，还攻进了北京。
本来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主，而明代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张居正一死，东林党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但是，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北方农民水深火热，江南的行商坐贾们又是怎样一番情景？
以《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为例，他不仅仅是明朝成化以来广泛流行的房中术和性享乐主义风潮下一位虚拟的集大成者，他的故事更是真实再现了晚明江南“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的商业盛景。
西门庆除了正常经营外，还涉嫌偷税漏税。按照明朝税制，三十税一，已经算很低的税了，韩道国一万两银子的绸缎货物，应当纳税300多两银子。但经过税卡时，西门庆启动关系网，用50两银子行贿，得了钱老爷一封人情书信，过税卡时，货物“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最后货也不验，只交了35两5钱银子，就蒙混过关。当然，事后西门庆还要送一份厚礼给钞关。大概连交税带送礼，只花了100两银子。来保的货船从南京来，西门庆又用100两银子行贿，备了酒席礼物送给税官谢主事，至少漏税五六百两银子。
没有商业税，大明国库空虚，辽东缺饷，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所以屡战屡败。
吴应熊要打击东林党，主要是为了要在江南推广征收“工商税”，这关系大明的国本！
钱谦益这时站起来说：“丞相，我东林一党，标榜气节，崇尚实学，‘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镌刻在各地东林书院的大门口，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