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居一品-第11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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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商人出钱、朝廷出兵，已经是既成事实了，谁也不能反悔，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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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养羊来，自然没有比蒙古人更好的牧民，所以在控制河套之后。”沈默大刀金马的坐在炕几边上道：“将由晋商负责，说动蒙古各部落大面积放养绵羊，春天向他们提供粮食、工具、以及必要的生活物资。等到夏天，再以合理价格收购羊毛，这样，一来解决了毛纺业的原料问题，二来，可以给蒙古人解决生计问题，使他们可以专心放牧，不再靠劫掠为生。三来嘛，使蒙古人在经济上依存于大明，其实比任何关系都靠谱，而且双方各取所需，都有利可图，合作才能长久。”
“这样甚至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存方式。”王崇古眼前发亮道：“使他们成为大明经济的一部分！到时候就算蒙古王公想闹事，都不见得有多少牧民肯跟上。”
“谁说不是呢。”沈默颔首笑道：“而且毛纺织业所需的劳动力，远超于农业生产，可以很好的帮你王总督，解决困扰甘陕已久的流民问题。”
“看来这事儿，属下还得大力支持呢。”王崇古高兴莫名道。
所谓流民，就是由于土地兼并而失去产业，背井离乡的破产农民。这些人生存状态恶劣，四处游荡，对封建统治秩序的侵蚀和破坏难以想象。总体来说，中国的农民相当勤劳，但胆小怕事，忍耐力极强，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他们是断然不会铤而走险的。所以大批流民的普遍出现，往往意味着这个王朝已经病入膏肓，丧钟长鸣了。
元末流民出身的朱元璋，对此有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建立本朝后，曾三令五申曰：‘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严惩不贷’并且限令王公大臣们‘其山场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甚至还做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为了阻止流民在大明萌发，使农民安心耕种，朱元璋还制定了‘路引制度’。所谓‘路引’就是通行证，需要向地方官府申请。没有路引，就不能随便离开土地，这样就将农民的行动限制在百里之内。
然而事情就坏在他手里。朱元璋对子孙的疼爱，造就了世上最恐怖的宗室数量，这些宗室后代在政治上不能出头，就只能追求奢侈的享受，便利用对百姓和地方官府的特权，大肆兼并土地。
宗室强占土地，其他特权阶层自然纷纷仿效，文武勋贵、外戚太监、豪绅官宦，一个个互不相让，张开血盆大口，噬咬着百姓的血肉。其结果就是……根据洪武二十六年的鱼鳞册，全国田地总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竟减至四百二十二万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特权阶层们兼并了，所以不在官册。
这次全国范围的清丈亩之前，大明已经有七十年未曾丈量土地了，虽然结果还远未出来，但根据赋税倒退，也能知道在册土地又萎缩了一半。
其实洪武二十六年的八百五十万顷就是个严重低估的数字，除了大量的未垦土地尚未被统计之外，还有大量的田产被特权阶层隐匿。而现在已经太平二百年，人口暴增，山川林地，峡谷平坡，但凡能垦之地都被开发，大明的在册亩数……或者说普通农民手中的土地却锐减成这种程度。
结果就是大量的自耕农转化为佃农，被迫接受地主和国家的双重剥削，丰年尚且不堪重负，一遇天灾，则彻底破产。当辛勤劳作却不能果腹，还要背负沉重的租税和高利贷时，佃农们不得不纷纷逃亡。
逃亡的佃农越多，自耕农的要负担的苛捐杂税也就越沉重，于是有田的农民也开始大规模的弃田出逃。又因为本朝的路引制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谓的‘流民’。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都有，尤其是甘陕、河南、山西等北方省份尤其严重。
王崇古的防区主要在甘陕，这里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农民生活比其他地区更为困苦。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种矛盾更加尖锐，所以流民现象最为严重。
其实最近这些年，随着鄂尔多斯部的式微，大明的边防压力东移，主要集中在宣大和蓟辽一代，而西三边的主要任务，也从原先的抵御蒙古入侵，转移到了扑杀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所以这次复套作战，王崇古在挤出四万精兵之后，已经不能多调任何兵马出关了，否则境内就要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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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流民问题，是关系到王朝存续的重大课题，到目前为止，包括高拱和张居正这样卓越的改革家，也只是把目光放在打击土地兼并上。但沈默知道，这样或许一时可以靠着强权取得突破，但严重损害官绅集团利益的结果，就是人亡政息，甚至人还不亡，政就先息了。
受到时代的局限，高拱张居正们无法解开这个死结，但沈默有着超越时代的知识，他知道还有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在不损害既得利益者的条件下，来解决流民问题。其关键就在于，能否开辟一个或几个国内具有生产能力和发展潜力，并能冲进国际市场的工业部门，将劳动力从传统的、自给的、人均产值很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人均产值大幅度提高的工业部门，完成国民收入由递减向递增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权贵地主将向产业资本家转化，从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工业化之路。
这让一直苦于无法破局的王崇古，有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不由兴致勃勃道：“看来工商业还是很重要的嘛。”
“但大明需要的，不是交换的价值，而是提高生产的能力。”沈默想到这些年来，大明工商业发展的方向，不由苦笑道：“提升国家实力，甚于追求财富的道理，又有几个人能明白呢？”说着摆下手道：“离题太远了，这个改天再说吧。”
“好。”王崇古点点头道：“大人说三管齐下，武力算一个、羊毛算一个，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就是宗教。”沈默目光幽深道：“我要让宗教代替战争，成为蒙古贵族维系统治的工具，这也是今天我为何跟诺颜达拉说那么多的原因。”
“宗教。”王崇古轻声道：“哪一个门派？”
“喇嘛教。”沈默淡淡道。
“哦，原来是藏传佛教。”王崇古对此不陌生，此教源于西藏，在青海番人中受众颇广，大有兴旺发达之意。和佛教的作用类似，这个教派宣传的是四谛五明，六道轮回，讲究的是‘修来世’，所以贵族的特权是前世修行的‘善报’，而劳苦大众之所以受苦受罪，是因为前世造孽的‘恶报’，可以使信徒安于现状，自然利于贵族统治。
“可是蒙古人不是信萨满教吗？”王崇古问道：“信仰这东西，难道能轻易替换吗？”
“别的宗教不能，但萨满教可以，因为它都算不上一门宗教。不是某个人创立，而是伴随原始部落的产生而产生的，崇拜对象极为广泛，动物植物山川河流皆可成为其信仰。没有成文的经典，没有有宗教组织，没有寺庙，也没有统一、规范化的宗教仪礼，更没有教义。其完全靠本部落的巫师口传身受、世代嬗递，可以说，其宗教力量极为薄弱。而且因为部落间崇拜的偶像各不相同，非但没有凝聚力，反而还会导致无休止的内乱。”沈默对王崇古解释道：“萨满教没有的，藏传佛教都有，根本不是后者的对手。而且最重要的是，喇嘛教在藏地的成功经验表明，他们确实可以化去少数民族的戾气，使他们的战斗力大为下降。”
“想想还真是，从宋朝开始，吐蕃人就然不再与中原为敌，反而还主动朝贡，本朝更是如此。”王崇古点头道：“战斗力也确实下降的够呛，青海几十万藏民，被卜孩儿的千余瓦剌残兵败将欺负的死死的，难道这真与喇嘛教有关吗？”
“当然没那么绝对，但确实关系很大。我琢磨着，原因大体有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额，喇嘛教宣传只求来世，使信徒逆来顺受，其暴戾之气也在烧香念佛被消磨殆尽。二来，他们的僧人遵循‘二不戒律’，一不参加生产劳动；二不娶妻生子。这对人口本就稀薄的蕃族来说，意味着人口与战斗力的下降。第三，就是政教合一之后，藏人已经没有了必须战斗的理由，长期不战必会忘战，被蒙古人起复也是应当。”沈默把碗中的酒水饮尽道：“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用喇嘛教取代萨满教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可以使原先四处游荡不定的牧民，吸引至比较固定的区域。因为萨满教祭拜山石、树木、湖泊……可以在任何地方举行宗教仪式，但改信喇嘛教后就必须有寺院才行。正所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如此三管齐下，相互配合，经年日久，成吉思汗的桀骜子孙，终将成为我大明之顺民也！”最后，王崇古心悦诚服地赞道：“我是第一次，对平定九边，有了希望。”
第八四七章 来客（中）
会面之后，沈默便恢复了诺颜达拉的自由，允许他随意出入总督行辕，在榆林堡中也可自由行走。总之，除了不能出城之外，他想干嘛干嘛。诺颜达拉被关了将近俩月，整天就是看头顶的四方天，早就静极思动，想要上街逛逛了。
于是趁一天晴好，他叫服侍的兵丁，带自己上街转转。兵丁便给他换了身军袄，打扮成个军官的样子，带着他出了总督府，领略榆林城的风情。
在诺颜达拉的印象中，榆林城历史悠久，自古便是西北要冲，本朝更是九边之一的重镇，全民皆兵，民风彪悍。他初来此地时，只看到满城都是兵马民夫，乱哄哄，喧闹闹，百姓不堪其扰，店铺大都关张，一点都没有想象中的富丽繁华。
但这次出来，心平气和的细细一看，其实此地街巷整齐，房屋济楚，无论从哪方便，都比自己的济农城要强得多。
而且他发现，当初来时乱哄哄、到处是牛马粪的街道上，这次再看时，竟变得整肃了起来……街道上面的杂物垃圾，都被清扫干净，大队民夫也都就地解散，回家过年。走在街面上的官兵，也不再散漫邋遢，而是穿着整齐，昂首列队。来来去去的人马很多，竟然都是如此，更没有恣意扰民的现象。
对于这种转变，诺颜达拉自然好奇，问陪同自己的兵丁，才知道原来沈督师抵达榆林后，对官兵扰民的现象深恶痛绝，严令整肃军纪，禁止随意扰民……这对沈默来说，不是什么新课题，在赣南平叛时，就已经会同戚继光，将军规军法简单通俗化，编成了类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要求军中每一个士兵都会唱。
在官兵心中明确了军纪之后，便由专门的督察队随时监察，一旦发现违纪，则按照军法严惩不贷。并对各营官兵的违纪率排定名次，最低的几支部队，将得到各种精神和物质奖赏，比如当月双饷，颁发流动锦旗等等。至于垫底部队的军官，将遭到批评、夺俸、乃至降职的处罚。在这种宽严相济、赏罚分明的整顿下，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榆林堡中的军风军纪便大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