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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秃头旅馆的七把钥匙-第5章

小说: 秃头旅馆的七把钥匙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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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吉先生将昆比给他的一部分铺盖贡献出来,陪布兰德先生走进大厅对面的十号套房。他解释着“陈腐空气”是怎么回事,替年轻人把窗子全部打开。他俩又说笑了一阵儿,布兰德先生最后说到女人的易变。愉快地道了晚安后,马吉先生又回到七号套房。 
  他没有马上爬上卧室里冰冷的铜床,而是在壁炉前坐了一个时辰。他回想着刚才个把小时里发生的事,而他本应在此不受干扰,闭门造车。他思索着把自己说成是失恋服饰商的能说会道的年轻人的举止,以及在他那轻率表层下潜伏着的敌意。谁是那个在莱顿的安迪·鲁特?小伙子问他是否该“关店”时他指的是什么?发布命令的是什么人?更重要的是,大保险柜里现在装的到底是何物? 
  马吉先生笑了笑。难道这就是隐居生活的内容?他想到为了抗衡阿拉贝拉的动人故事而编造出的荒唐的文学插图神话,笑嘴不由咧得更大了。至少他的想象力还处于健康状态。他瞥了眼手表。十二点十五分,也许这会儿他们正在广场上吃晚餐,海伦·福克纳正在倾听年轻的威廉姆斯穷侃他的陈词滥调。他靠在椅背上想着福克纳小姐,但只想了十秒钟便走到窗前。 
  月亮已经升起,上埃斯基旺瀑布镇白雪覆盖的屋顶在银色天穹下泛着白光。车站的那个女子就在那些屋檐下的一间房子里。他但愿她已不再哭泣。毫无疑问,最不易动心的人——马吉先生为自己属于这类人而颇觉骄傲——也会被她的眼睛所打动。他希望能再见到她,能在不受那位其貌不扬的“妈妈”的干扰下与她聊一聊。 
  马吉先生踱回到房子中央。他的炉火已渐渐变成红色耀眼的灰烬。他脱掉睡袍,开始解鞋带。 
  “我的小说里拙劣的情节太多了,”他暗忖,“写情节易如反掌,但我在这儿要避开情节,我要——” 
  马吉的思绪被打断,握着一只鞋的手悬在空中,因为楼下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接着是玻璃破碎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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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金发女郎和参政妇女 
  马吉先生披上睡袍,抓起一支蜡烛,像童谣中的小男孩似地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光着跑到过道上。楼下寂静而漆黑,他走至楼梯平台站住,把蜡烛高举过头。烛光昏暗的光线一直照到楼梯底,但照不到楼梯前的阴影。 
  “喂,”黑暗中传出服饰商布兰德的声音,“活生生的自由女神像!下一次你还要模仿什么?” 
  “好像有动静。”马吉先生说。 
  布兰德先生出现在烛光里,他脱去了一些衣服,手里握着手枪。 
  “有人想从前门进来,”他说,“我朝他开了一枪想把他吓跑。也许是你那些写小说的人中的一个。” 
  “也许是阿拉贝拉。”马吉说着从楼梯上走下来。 
  “不会的,”布兰德说,“我清楚地看见一顶圆礼帽。” 
  马吉先生手里的蜡烛投射出黄色的光,驱散了旅馆办公室中的阴影。在办事员桌子旁边的地板上铺着一席被褥,后面便是保险柜。被褥上是马吉给服饰商的毛毯。失恋都把毯子朝身旁一推,坐起身。 
  “你喜欢睡在这儿?”马吉先生说。 
  “挨着阿拉贝拉的信,是的。”布兰德答道。他锐利的目光与马吉的眼睛相遇,前者的眼神里露出挑战的味道。 
  马吉先生转过身,蜡烛黄色的光线微弱地洒在前门上。这时门被推开,出现了一个怪异的人影,他身后衬托着泛着白光的积雪。布兰德先生抬起胳膊。 
  “别开枪。”马吉喊道。 
  “别开枪,请不要开枪!”站在门口的人说。他的脸上依稀留着胡子,戴副圆圆的眼镜和一对儿滑稽的耳套。他关上门走进房间。“我完全有权进来,尽管我的到来有点不合乎规范。瞧——我有钥匙。”他举起一把大铜钥匙,同海尔·班特利在那家遥远的位于四十四街的俱乐部里交给马吉先生的钥匙一模一样。 
  “钥匙大多了,”布兰德先生乖戾地嘟囔了一句。 
  “我不会怨你们开了一枪。”新来的人接着说。他摘掉礼帽,沮丧地审视着顶部的一个窟窿。他因脸上挂着的什物大多,秃顶就显得格外的坦率和裸露。“凌晨两点钟如果突遇入侵者,独自呆在山上的人自然要保护自己。我差点中弹,不过我不怨你们。” 
  他朝周围眨了眨眼,他的哈气在寒冷的屋子里形成白色气体。 
  “年轻人,”他边说边把手提包放下,又将一把绿伞靠在上面。“人活到六十二岁时也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昨晚我还稳坐在自己书房的壁炉前,撰写一篇关于异教文艺复兴的论文,今晚却来到了秃头山,帽子上还添了一个洞。” 
  布兰德先生打了个寒噤,“我要去睡觉了。”他没好气地说。 
  礼帽上有个窟窿的先生说:“先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塞德斯·伯尔顿教授,在东部一所很大的大学里教比较文学。” 
  马吉先生握住教授戴着连指手套的手。 
  “认识你很高兴,”他说,“我叫马吉。这位是布兰德先生,他有些鲁莽,但值得尊敬。我相信你对他欢迎的方式是会原谅的。子弹岂能妨碍君子之间的交往?我觉得我们的相互介绍要占很长时间,既然这间房子太冷,不如到我的房间去,那里有火。” 
  “好极了,”老头嚷道,“火,我太想见到火了。快去你的房间,说什么也得去。” 
  布兰德先生绷着脸走到被褥前,拎起一条花里胡哨的被子,将他干瘦的身体裹住。 
  “这样的经历交流会,我今晚绝对只参加一次了。”他咻咻地说。 
  他们上楼来到七号房间。马吉先生重新把木头投入火里。布兰德先生又把房门留出一道缝。教授除下他用一根塑料绳连在一起的耳套,他挥了挥它们,犹如两只分离开的耳朵。 
  “老年人的弱点,”他说,“也许在你们看来很傻。不过不瞒你们说,我发现深更半夜爬秃头山,它们可是有用的伙伴。” 
  他坐进七号套间最大的一把椅子里,和蔼地冲着两个年轻人笑着。 
  “但我来这儿并不是为我的穿戴道歉的,是不是?绝对不是。你们心里在说:‘他到这儿来干吗?’是的,这才是困扰你们的问题。这位足不出户的大学教授不在家里写异教徒的文艺复兴,跑到秃头旅店来干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让你们同我一起回溯一个礼拜之前的情景,想像出一幅非常枯燥的学术图画,那就是我的生活。” 
  “我在一间黄色调的空荡荡的大房间里,坐在讲台上一张桌子的后面。我前方是一排排的椅子,一百个年轻人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地听我上课。我试图给他们讲述标志着撤克逊天才复活的理想主义诗歌。他们听得很不耐烦。我——先生们,不瞒你们说,有时甚至大学教授也会讲着讲着就离题。这时,我开始朗读一首诗,一首描绘一个六百多年前就死掉的女人的诗。呵,先生们——” 
  他坐在大椅子的边缘挺直了腰板。从他厚厚的眼镜片后面,一双眼睛仍能透出光泽。 
  “如今不是浪漫的时代,”他说,“人人都在挖地掘金,他们的想像力枯竭了。他们的灵魂变得腐朽。然而时不时地,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会闪现出向我们展示伟大荣耀的火花。我的一位朋友在拼命垄断腌菜市场时,瞥见了完美幸福的火花。另一位朋友在百老汇一家餐厅吃饭时,构思出了一首完美无瑕的赞颂纯洁女人的诗歌。所以我们诗意的灵感就像泼墨般的天空中划过一道闪电,瞬间即到。” 
  布兰德先生把他的花被子住身上裹紧了一些。马吉先生用笑鼓励着这个新来的讲故事的人说下去。 
  “我简单地说,”怕尔顿教授接着说,“只有老天知道充满学究气的教室决不是激发幻党的地方,那些五大三粗的小伙子也不可能理解一颗心旌迷乱的灵魂。”然而——我失去了理性。我诵读的时候,突然心中再次升起一道四十年来都未曾有过的光芒。诗人讲到了女人的头发: 
  她的金发像金丝般曲蜷, 
  散漫地披洒在她的双肩。 
  于是我见到了——像在梦境中——一位在我的晚年我以为早已封存在我的记忆中不会再想起的姑娘。我不能再继续讲下去了,因为我老婆的头发是黑色的。 
  我继续读着诗,但我重新唤起的金色梦幻冲淡了诗人颂歌的情节,于是我便拿那位我许久前认识的姑娘与我当今认识的女人们进行比较,呵,先生们!用于微笑的嘴唇在毫无敌意的气氛下吐出措词激烈的辩词。眼睛的目光本来是应与天地之间的朦胧之光相融合的,如今却射出她们称之为反对奴役妇女的火焰。白皙的纤手本是在月光下与年轻恋人的手相牵握的,却在肮脏的街道上举着示威的旗帜。我仿佛看到了那个久远女孩儿的蓝眼睛转过来看向她今日的姊妹们,目光流露出悲哀和责备。我心里极为不安,我对坐在我前方的年轻人们说: 
  “曾经有一个女人,先生们——有一个比鼓吹妇女参政的妇女强出百倍的女人。” 
  “他们鼓掌欢呼。我心中的激情平静下来。须臾,我又恢复成一个腼腆的老学究。我的幻觉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宣布下课,然后返回家。我发现我老婆——她是黑头发——把我的拖鞋摆到了书房壁炉的旁边。我穿上拖鞋,立即着手写一篇小册子,不久被一所德国大学的著名教授发表。我以为此事就算永远地了结了。” 
  他神情沮丧地盯着两个年轻人。 
  “但先生们,我对我们心脏中的那条毒蛇——美国报界——没有好感。此刻我不想花时间抨击报纸。我正为一家品味高雅、发行量不大的周刊撰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我现在只想说说后来发生的事。第二天,一家晚报的头版登出了我的一张大照片,并恶毒他说这就是那个声称‘一个用过氧化氢染成金发的女郎胜过千百万个鼓吹妇女参政的妇女’的伯尔顿教授。” 
  “是的,他们就是用这样可怕的字眼儿把我的话传播出去的。他们在刊登那条消息的时候,我压根儿就不知道用过氧化氢染成金发的女郎为何物。无疑,我表示了抗议。不过我不啻是蚍蜉撼大树,世人的怒火一齐向我喷来。谴责我的电报、社论和信件如洪水一般,几乎将我淹没。狠呆呆的女人在路上拦住我,在我眼前挥舞着雨伞。甚至我妻子也不再理我,说尽管她不必让我赞成她的关于妇女参政权的观点,但她认为我至少不该公开赞美一个在歌舞剧大合唱中常见的女人。大学校长也给我写了个条子,让我在发表言论时要谨慎小心。我——塞德斯·伯尔顿,世界上最最保守的人,还需要谨慎小心!” 
  “然而抨击我的言论仍是连篇累牍;妇女俱乐部依旧举行会议批判我;络绎不绝的记者照样闯入我的生活,逼我进一步发表我的看法,并让我指出历史上最伟大的十位金发女郎,等等等等。昨天,我觉得我再也忍受不了了,于是决定出走,直至被人们忘却为止。‘可是,’他们对我说,‘无论是天空或海洋,不管你去哪儿记者都能找到你。’我的老朋友约翰·班特利是秃头旅店的老板,我跟他谈了此事,他便好意地给了我一把旅店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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