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17-文字不是东西-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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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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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erable
tradition）。因此，美国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演员，尽见男生。金童玉“男”互吻朱唇，全情投入，毫不含糊。《哈姆雷特》中的王子，穿的是蓝风雪大衣（parka），颈系红领巾。端的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看官，我说书生最善自得其乐，没错吧？莺莺遛狗？不错，莺莺遛狗。且看“若不胜其体”的闺女怎样对宠物说话——“Oh，you
poor
darling！”Oriole
giggled…“Its
about
time
I
took
you
out，isnt
it？e
on，then．”（“心肝宝贝；”莺莺咯咯笑道；“该出去遛遛了，是不是？来吧。”）这头爱钻到主人怀抱撒娇的“心肝宝贝”，叫
Pug；哈巴狗是也。自元稹的张生用“忍情”后，这个苦命女子幸得后世书生见怜，他们纷纷谱词撰曲，让她轮回转生到花好月圆人寿的世界去。新编莺莺传，最别开生面的应推雷切尔·梅（Rachel
May）的新著《情迷后花园》（Lov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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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Garden）。梅女士是英国人。她根据王实甫《西厢记》的轮廓，以287页的篇幅，为英语世界读者演出这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英国人喜欢猫狗。小哈巴狗在莺莺闺房和后花园或摇尾乞怜或插科打诨，其角色讨人喜欢，无非是因说书人“恩及禽兽”而恃宠生娇。《情迷后花园》既是故事新编，情节和人物面貌理应与原著有距离。
就拿莺莺来说吧。在洋书生雷切尔·梅笔下，她是个性格开朗、思想活泼、行事极有分寸的女子。
新版的张生君瑞，亦见果断鲜明，一洗《西厢记》中那种优柔寡断、畏首畏尾的书生迂气。想来合该如此。这对多情男女“移民”到英语世界，本身就是一种脱胎换骨的经历。
Love
in
a
Chinese
Garden，亦“再生缘”也。
第二辑 文字岂是东西 二千万别把哥儿们当真
金庸不是圣人，他的作品不是“圣经”。这就是说，王朔写《我看金庸》，虽然“一点正经都没有”，说金庸“这哥儿们写东西也太不过脑子了！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混了一辈子……莫非写武侠就可以这么乱来”。他的话，说得再刻薄点，也不妨事，因为他不用像拉什迪那样得亡命天涯。我自己是个金庸小说迷。这方面的趣味师承先师夏济安先生。可是怪趣的是，做哥哥的夏济安虽百般开导，也引诱不了其弟夏志清教授对金庸小说发生兴趣。志清先生为什么对金庸的小说看不下去？我没有打听。说不定，他跟王朔一样，觉得“情节重复、行文啰唆、永远是见面就打架……写小说能犯的臭全犯到了”。王朔不喜欢金庸的作品，趣味和价值观不同嘛，那有什么关系。这正如王朔写的“痞子”小说，虽一度痴迷过好些京城男女，却不见得人人受用，道理一样。千万别把哥儿们当真第二辑文字岂是东西王朔看金庸，值得注意的不是他对金庸作品或武侠小说总体的评价。值得注意的，套用金庸的话，是“王先生所以有此文章，猜想重要原因之一，是王朔先生根本瞧不起中国的南方作家，尤其是浙江人、台湾人与香港人”。其实不用金庸猜，因为王朔“老子就是瞧不起”的态度，一点也不含糊：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金庸）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按说浙江人尽是河南人，广东话也通古汉语，不至于文字上一无可为。闻道金庸晚年潜心向佛，面对王朔轻佻刻薄的调侃，本应“八风不动”。想不到他最后还是沉不住气，应《明报月刊》之邀，写了《浙江港台的作家——金庸回应王朔》。王朔怎么搞的，说浙江话“入不了文字”！最少他应知道鲁迅是绍兴人。
他更应该知道，浙江人碰到同乡，满口“啥事体”是一回事，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入文字”，又是另一回事。台湾地区作家如陈映真和黄春明的小说，其白话文气派不凡。只要不左一句“伊娘”，右一句“伊娘”，实在看不出什么“入文字”的障碍来。广东人讲国语，口齿不清，一向备受“北方人”嘲讽奚落，也是活该。但口齿不清，并不妨碍“入文字”的能力。岑逸飞先生大概看了王朔“骂”金庸的文章，有感而发，写了《粤语创作》一文。此摘录一段：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其母语应为粤语，但行文已全无粤语影子，其文字流丽条畅，避开古文艰涩板滞，而在其年代，仍是文言文盛行，故其新文体是介乎文言与白话之间。至于其思想，既富于旧学，又常吸纳新学，是故新旧兼容，立论甚有条理，笔者早年读其《饮冰室文集》，获益良多。梁任公既能写出像“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这种“金句”，可见“通古汉语”的广东人，除了写墓志铭外，也可书写在当时被认为标准的白话文。王朔是北京人，因此他界定何者为“死文字”、何者为“白话文”，自有一套主观的标准。北京人今天大概不会叫老鼠为“耗子”了，但“哥儿们”还是满口“甭甭”。若是“京腔”口语成为衡量小说家入不入流的标准，那张爱玲和白先勇这两位文字金风玉露的作家，恐怕入不了“流”。“京腔”其实也是方言的一种，跟各地方言不应有贵贱之分。“每依北斗望京华”，哥儿们之所以意气风发，只因北京是“帝王都”。哥儿们玩文化，“玩儿得就是心跳”也就罢了。可是自己的一套标准，硬要人家奉陪，这就等于原教旨主义者祭起清规戒律喝令人家就范一样难以服人。金庸那种“不够新潮前卫，不够洋化的文字，的确是经过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虽为王朔所不取，却一定要坚持。陈墨先生说得对：“当王朔和王朔的作品不存在时，金庸的作品依然存在。”王朔看金庸的小说，“捏着鼻子”看完了《天龙八部》的第一本，就怎么也看不下去了。所知既是一鳞半爪，就不应该发言。若噤不住口，说话也应有分寸。套他自己的话，写文章“能犯的臭”他全犯了，端的一派“我是流氓我怕谁”本色。奉劝中国的浙江人、台湾人与香港人，千万别把哥儿们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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