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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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海军竞争所呈现的画面与我们今天类似。今天，开发利用核能与火箭技术可使一个国家比它的邻国具有压倒性的优越地位——说压倒性是指可以摧毁一个国家而无需开战。在19世纪已有可能使一个国家最有效地利用海上工程、冶金、大炮制造等技术，在对方还来不及发一枪一炮前就碾碎对方的舰队。19世纪40年代，蒸气引擎比起风帆来，在速度与操作上有极大优越性，尤其在窄水道如英法海峡、地中海作战时，风帆同海浪保持一致已不很重要。忧心忡忡的英国政治家们看到，纳尔逊建立的海军超越法国海军的地方，均已成为过去。用铁来造船，冲破了木材的局限性。纳尔逊（Nelson）的舰队至多总重两千吨，而19世纪60年代的铁舰已总重九千吨；世纪末达到两万吨。重量的增加不单单说明军舰大小的变化，而且还有铁甲厚度的变化，这又转过来使舰上大炮增长射程、增多弹药成为可能；鉴于大炮太重不能安置在侧舷，为此置于中央炮塔上，炮身可转180度，射程可远至两万码。
从风帆船发展到铁甲舰，曾在设计上引起一片混乱。俄罗斯人曾设计出—种环形船。英国人曾制造一只样船，试图把铁板、蒸气机以及一整套风帆结合起来，结果眼看着船身倾覆下沉。同时也引起巨大的紧张不安，这是可以理解的。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俄国人向世人显示，铁甲舰发射炮弹可以摧毁一整个木帆船舰队；1862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两艘铁甲舰“梅里麦克号”（Merrimac）与“莫尼特号”（Monitor）在汉普顿（Hampton）锚地相对抗的著名事件，引起英国公众争论整个皇家海军是否已经过时了。因此，15世纪的后半叶可以看到以英国为一方，几个主要的帝国对手——法国与俄国为一方，双方进行狂热的竞赛，包括炮的大小，铁甲的厚度，以及行驶速度。到这个世纪末，德国以全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威力随后加入进来。竞赛进行到五年，1904年对马海峡（Tsushima）之役，日本海军摧毁了全部俄国舰队作出了最惊人的解释，说明海军如果在技术上落了后，将会有怎样的命运。如今，真正的竞争不在海上，而在船坞。于是，德国人与英国人开始制造出一个比一个更先进的装有大口径海炮的全新战舰“无畏号”“超无畏号”，想依靠它们来主宰海洋，并设想主宰世界。
战列舰的确是国家自豪与力量的象征，在工业时代，比陆军更能说明问题。它体现了国家整个技术水平，舰只可以到达世界上任何一个海域，舰上的大炮具有巨大的摧毁力。
一个关心自己命运的国家，就必须用它来显示自己的威力。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既然战列舰是国家威力的象征，那么，欧洲各国越来越渴望拥有更多的舰只。英国人大为宽慰的是，1897年无需剥光海上停泊点此句意指无需用尽海上停泊点所储备的油料等物资。，也可以把五十艘战列舰集合到斯匹特海德Spithead；斯匹特海德系英国汉普郡与威特岛之间的海峡的东部。1797年，驻扎在该水域的舰队在庆祝战时友谊联欢之际，军官被送上岸，士兵开动战舰，要挟当局提高他们的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
来进行“钻石庆祝”一般指六十周年或七十五周年纪念，从此处上下文看，应是一百周年纪念。；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他们正在失去工业领导地位，本来凭藉这一优势大可主宰世界一百年的；同时，他们又认识到，如果他们的舰队控制不了海洋，那么他们的国家将是脆弱不堪的。海军上将冯·蒂尔匹茨的舰队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技术成就（主要来自西部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而不是东部的军人地主）的完美体现，但是，舰队无法消除人民夹在两个强大对手当中的不安情绪——一边是1870年不肯饶刷总在伺机报复的法国，一边是潜力巨大的俄罗斯帝国。战列舰也无法安慰他的因地理环境不佳引起的担忧；也无法安慰技术落后的俄国人，无法安慰国内逐渐增长国家主义的奥地利帝国。最清楚不过的变化，可以从19世纪最末一次海战与20世纪最初一次海战中看到，欧洲的舰队败于非欧洲海军强国之手：1898年西班牙败于美国，1904年俄国败于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时，英国及其盟国仍在海上互争雄长。蒂尔匹茨的“公海舰队”除了同对手做做“猫捉老鼠”的游戏外，别无良策。但是，德国的技术专家独出心裁，设计出潜水艇，从而开辟了新的机会。从此，翻开了海战历史崭新的一页。
1914年时，普遍预计海上争霸的决胜，仍像纳尔逊时代一样，将通过大舰队的相撞。对抗的胜利者将会把敌方的小手工艺者与商人逐出海洋，实行海上封锁；这样一来，人口稠密、依赖海外贸易与进口食物的国家只好束手待毙。这一理论喊得最响的是美国历史学家、理论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 T。 Mahan），他的著作《海上强国在历史上的影响》（1890年）成为欧洲海军在世纪之交时期的圣经。
马汉认为，虽然摧毁对方贸易是最终目的，像法国在17与18世纪那样动用海军去直接攻击贸易活动仍是荒谬的。海军的任务应是获得“海上支配权”，这样就有可能把海洋作为自己开展海外贸易活动的道路，对敌人则是贸易活动的栅栏。这样的支配权才是最强大的舰队配亨有的特权。
马汉的理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证实，英国海军对德国的封锁越来越严，而蒂尔匹茨的“公海舰队”竟无所作为。英国不仅切断了德国同殖民地的自由来往（这倒并不重要），还切断了同中立的贸易伙伴如美国的来往，这是至关重大的——尽管这样也搞坏了英国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如同一百年前那样，几乎达到崩裂的边缘。潜水艇从作为保护海岸的短程武器发展到能在海洋巡行达数周之久，使德国人有了可怕的报复能力。
尽管潜水艇可以强行封锁海上，但根据帆船时代订立的“战利品法律”却无法实施。该法律规定，如果怀疑一条船夹带走私货或违禁品，可以上船搜查，允许负责押送捕获船的一组船员派到被捕获的船上去，把船驶到最近的港口，那里的“战利品法庭”将判决没收船上货物。而潜水艇至多只能对敌船进行搜查，并在击沉敌船前，给船员时间乘小船离去。但如果潜水艇全部浮出水面，那么，它甚至抵挡不了最小的武装商船的攻击。为此，先把敌船击沉，然后再问究竟的诱惑是很大的。但德国人毕竟对他们的潜水艇指挥官加以限制，这倒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出于谨慎——例如1915年击沉“路西坦尼亚号”，船上可能带有走私货但肯定的是有一些美国公民，事情很明白，如果对潜水艇不加以限制，必然增加现已不少的仇恨德国的美国人。但到了1916年年底，似乎通过封锁彻底打败英国已大有希望，而靠陆地上作战取胜的前途又如此暗淡，为此德国统帅部决定这一风险值得一冒。但是，四个月后，美国参战了。
1918年美国军队来到欧洲，主要的不是人力上的贡献，而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精神上的支援。现已可以期望她丰富的资源提供给协约国，必将决定战争的胜负。但是，如果不是潜水艇在1917年控制了海洋，美国也就不会来救急，也就可能形不成协约国。反潜水艇斗争的取胜，不仅要求发明很专门的工具如测出潜水艇深度与地点的仪器，而且是英国海军思想上的一场革命——防御是比进攻更有效的击败潜水艇的手段；商船不仅需要护航，而且可以作为诱饵；像驱逐舰那样的轻型舰，用来为商船护航，比为大舰队护航更有用。
还涉及到完善通讯联络技术，干扰敌方通讯联络的技术——无线电的发明开始真正成为战争的四度空间。
海上战争，参加人数的多少是不相干的。这是双方靠自己驾驶船只的专业战斗人员的勇气与耐力的竞争，还包括很快参加猎取潜水艇队伍的飞机；是人数更少的、负责改进武器与通讯系统的科学家、技术专家与密码员的智谋的竞争；以及策划与实施战斗的指挥官与参谋人员的比赛技巧与判断力的竞争。电气专家的重要性至少与航海技术相等。最终胜利的一方，将是能追踪到对手的行动，认出它的信号，而同时保守住自己的秘密的战列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雷达扫描技术与无线电干扰技术发明出来后，便使这一作法成为可能的了。潜水艇上的人员、海面舰只上的人员，以及追猎它们的飞机机组人员，都是生命攸关的捉迷藏游戏的工具，也许他们就是战争结局的决定性因素。
同样的模式发生在空战上——一群群受过高等训练的战斗人员操纵着复杂的武器；指挥官在很远的远距离发号施今；……总之，实际上是技术专家间的竞争。
空战最初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是作为陆地战斗的补充，开头主要用来进行侦察。慢慢地，飞机的航程、速度与武器装备逐步提高后，才看清楚，在战场上用空军来控制空中，不仅可以为炮兵提供了眼睛，而且还可以代替大炮，也许能使所有在战场上的以及战场后面的敌方行动都无法进行。海军认识到空军的作用是缓慢的。飞机在进行侦察与恫吓方面有明显作用；同时，它们还有能力炸沉船只甚至战列舰，不管舰上配置了什么样的对付飞机的武器。海军指挥官对此多少有点不愿意承认，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战后年代，空军一直在执拗地过高估计自己武器的性能，海军则故意不断地贬低空军的性能，双方吵嚷不休。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经验证明，航空母舰已取代战列舰，成为控制海洋的主要工具。
完全可以理解，战时空军配合陆军、海军作战的潜力还很大，但空军领导人自己不愿意把注意力放在这方面。早期热衷于加强空军的人们所关心的，主要的不是改变海战与陆战的性质，而是使海战与陆战不再必要。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清楚地说明了战争不再是由传统军事技巧所能决定的了，只要兵力与弹药能供应得上，陆军就能守下去，不会被击溃。20世纪的战争已不像从前的战争那样，只限于武装力量的抗争，或双方财力的较量。而是意志力之间的较量，民众尚武精神的较量。最终使战争结束的，已不再是军事本身的胜利，而是现已流行的说法——“国内前线”的崩溃。跟在领导人后边的民众能否团结一致？民众能否毫无怨言地承受战争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和平的到来，往往是因为国内发生了革命，或是国内害怕发生革命，而不是战场上的获胜。
如果战争重心的核心不在军队，而在平民，如果打仗的目的是通过搞垮敌方军队来把不堪忍受的负担强加在敌方民众身上，那还不如直接进攻那个重心的核心，何必来一个消耗过程，使征服者自己也跟被征服者一样地疲惫不堪、消耗殆尽呢？与其经年累月地受痛苦，还不如数周、数日短期受苦，并尽量轻些呢？最重要的是，对于任何打算破坏和平的强国，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用显示巨大威慑力量的办法，让它害怕如要蠢动将受到的打击是它所无法抵御的？
主张这种看法的人士中，有一位印度的朱利奥·道赫特（Giul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