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68-历史的灰烬-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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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宇宙乾坤，惟他独尊。
第三部 造谣诽谤之研究
传说在三皇五帝时代，部落酋长们的办公室前都立有一根木柱，叫作“诽谤之木”类似我们现在的意见簿和信访接待簿，老百姓有什么意见就毫不犹豫地在这根木柱上大写特写，酋长们看见后也毫不犹豫地立即改进工作。当然他也可以不办，那部落会议就要处罚于他。不过那时候，当酋长没什么特权，反而要事事争先，为部落服务是他的职责，所以大家还心心相印，同心同德，彼此相安。那根木柱尽管刻得疮痍满目，倒也风雨不动，巍然长存。
但这种琴瑟和谐的日子慢慢地就维持不下去了。随着部落的扩大，战争的胜利，地盘和人口都扩大了的部落酋长觉得，再在茅棚里处理政务未免土气，且有失大国风度，徒然见笑于敌国。何况年来战事，收获颇丰，于是办公楼重建了，变得高大威风舒适。那根木柱虽然还是循祖宗规矩立在那儿，但酋长心里已大为不喜，好好的办公楼前立这么一根破柱子，太不协调，太煞风景了！偏有些懵懵懂懂的老百姓还在翻陈年黄历，继续做清秋大梦，仍然直然不讳地在木柱上大言指责：百姓当在风雨茅庐，酋长为何要建新办公大楼？酋长子弟无德无功凭什么也华屋高居甚至侵吞民财、倒腾紧要物资？酋长又凭哪一点要破坏祖传部落会议制、凡事独断？
当然，酋长见到这些不知死活的意见难免龙颜震怒，一气之下难免要杀鸡给猴看，不识时务者难免做了刀下鬼，死了难免还要背个阴谋家的罪名，连累子孙也成了贱民；却喜也有一二俊杰看时局大变心生上策，为保住那根木柱就在上面大写万岁、万岁、万万岁，写圣天子出百兽率舞、万民咸乐的颂歌。经过俊杰们的努力，那根木柱终于保住了，而且还换成高级石头的，雕龙画凤以表祥瑞，名字也由“诽谤之木”改称“华表”了。这一改不打紧，连累了“诽谤”的声名，从此“诽谤”原先“善意的批评”的含义荡然无存，它被赋予 “无中生有的污蔑攻击”的新内涵。
这一来，习惯了在“诽谤之木”上乱嚷嚷的“刁民”们，就积了一肚子的怨气，怨气大了，自然就要寻找一个“出气阀”。终于，在实践摸索过程中，他们觉得编些顺口溜，口口相传倒能解气，这编顺口溜当时说法就叫“造谣”。于是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想法，老百姓就宣之于口，唱遍天下。这一唱有时候也能引起一些杰出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每逢春三月，万物化生的季节，就派干部摇木铎下乡，采集民间“谣言”——就是顺口溜，以供决策参考。但这一行动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一则好大喜功的领导人居多，真正乐于听批评的太少；二则下乡采风的干部并不天真，绝不干兴奋过头的事，免得将来落个“抹黑”的罪名，还是投其所好的好。渐渐地；这采风也多成了“雅颂”之流，只剩下满纸的歌功颂德。但老百姓可不管这一套，心中有气还是不断“造谣”， 这就难免上面不雷霆万钧了，于是钦赐“造谣”为“怀有阴险目的捏造事实”的专用贬义词。
说来，这些“造谣”也确实够毒的，譬如，“这个可恶的太阳啊，你什么时候死去，我宁愿与你同归于尽！”不是对这个制度有刻骨深仇的人不致于如此满含怨毒；有的人还利用民众喜欢听宫闱秘闻的低级趣味；散布无稽之谈，说什么领导人生活作风腐化，九曲深院里面糜烂不堪，“中遘之言不可道也”。难怪上面指控他们就像放蛊一样蓄意炫惑民众心智，煽动民变以期达到通过正常渠道达不到的目的。也许是民智不高的缘故，老百姓确实比较狂热缺少理智，仍然是谣言一出，万里会心；犹如歌下里巴人，和者上千；相反，上面辟谣就像歌阳春白雪，和者寥寥。谣言一出就不胫而走，其速如风，一路过关斩将，风行草偃，一如雪球愈滚愈大；说者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听者扼腕长叹，血脉贲张，恨不得马上就“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就是那些将信将疑者一观察自己周围小社会的腐*败也就不信也信了，而且现身说法效果更佳。这少不得就为觊觎神器者所用，什么“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什么“十八子当有天下”，什么“大楚兴，陈胜王”啦……等等之类谶纬谣言纷纷出笼，播散天下，搅乱民心，如薪就火，势必燎原。若遇上年成不好，就要酿成社会动荡，朝代更迭就快了。
当然，谣言的危险性统治者比谁都清楚，从“造谣”、“诽谤”这两个词被永远囚上恶意就可看出。为杜绝它们滋生流播，历代统治者宣布的禁书谤书不知多少，从秦始皇焚书到清代文字狱至那段著名的以言治罪；数不胜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禁止民谤，以致人们道路以目；为了彻底消灭潜在反动派，有人的策略是以言者无罪为饵，引蛇出洞，一网打尽。可是结果呢？民口之溃甚于河崩，厉王南巡，做了汉江之鬼；民众揭竿，崇祯上了煤山。总之是自掘陷阱，一个个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说来说去，还是要有大禹宜疏不宜堵的战略，采取高压政策，似乎一时风平浪静，安定团结，其实民怨郁结于心，不发则已，一发就地动山摇，势决死生，因而我们就不应高垒大坝堵截汹涌的民众激流，而应给他们分水沟，给他们“出气阀”，让他们有意见就在 “诽谤之木”——报纸上提出来，在部落会议——人代会上讲出来。官员们应像古代酋长那样立即接受民众意见，马上改进工作，如果官员们将民众意见当耳边风，或者敷衍搪塞、避重就轻，甚或恼羞成怒、一不做二不休的说，那么人代会就应对之行使弹劾权直至罢免。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上下沟通、政治公开、民主法治的秩序，那么民众就觉得诽谤造谣很无聊，诽谤造谣也就没有那么大的煽动力了，江山也就铁桶一般，万年不易。
第三部 只是想说说话
宋代有不杀文人的律例。历来对此颇有訾议，或曰，蔡京、秦桧赖此不死。我则曰，蔡秦固奸，罪不容诛，若无此律，定杀无疑。但同时，乌台诗案的苏轼，变法的王安石，反变法的司马光等都有被诛杀的可能。相比之下，宁让一两个秦、蔡苟活，以免一大批苏、王、司马之不免，算起来还不太吃亏。这一宁纵不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妥协原则，颇有百家争鸣的味道。后来成为明清显学的程朱理学，在韩垞胄时代曾被称为伪学，其时理学代表朱熹在朝只有四十日，实在没有用政治权力搞学术霸权的资格。他的学术尽管被当权宰相鄙弃，可他并未因此沦劫。这岂不仰不杀文人律例之佑？
好文人、坏文人都自由地活动，总比好文人遭殃、原则上坏文人也遭殃的所谓机会均等要好。所以善良的人宁愿让少数坏文人不死，以便让大多数好文人得活。与宋代相反的是明代，有明一代是知识分子少有的几个黑夜之一。明太祖腰斩高季迪，世祖诛方正学十族，剥皮景清，油炸铁铉；魏阉时杀左光斗、黄遵素；严嵩时残害沈炼等。文人地位何其低也！然而坏人仍很猖獗，严氏父子、刘谨、魏忠贤等制造的冤案、残害的忠良甚至比嘟一代都多，弄得知识分子镇日提心吊胆，不敢说话。正气下沉的同时必然是邪气高张。
宋明两代在对待文人时奉行的政策尖锐对立，而两者的结果也挺耐人寻味。宋室南渡，虽是半壁江山、斜阳草树，犹可苟活一百五十年，及至大势去时，尚有文天样慷慨燕市，陆秀夫背帝蹈海。人心恋宋，天下士子习惯了赵氏的知识优越论，断断不敢去捧粗鄙暴虐的胡狄的饭碗。宋室善待士子，以致有此厚报。而当金人遗孽满清南下中原时，弘光仓惶南渡，其时若得贤人相助，上下精诚团结，犹可戮力王师，苦撑一个小南明，不让南宋专美于前。可实际上呢？贤人归隐，内哄不已；大敌门前，兄弟阋墙；前线流血，后方歌舞。等到最后的忠良史可法死后，大明王朝的臣子纷纷开城揖让，剃发留头，鲜亮的花翎顶戴替去了颤悠悠、轻飘飘的乌纱帽。
不诛文人，言者无罪。殷鉴在前，岂可不照？批评就是批评，不分善意恶意，不分建设性的破坏性的。批评只重事实，就是不符事实，也可闻者足戒。大不可先定框框，所谓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就接受，反之不但不接受而且还要抡起大棒。因为善意的批评与恶意的批评、建设性的批评与破坏性的批评，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客观标准，批评者本人对此也把握不好；而被批评者也很容易认为，批评我就是恶意，就是破坏，甚至上纲上线，认为批评就是反政府，损害国家利益，就是煽动内乱。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故弄玄虚，我劝这些人回头看一看，血写的历史还没有干。当年马寅初以一颗知识分子忧国心建议全民计划生育，他自认为自己的批评是善意的而且是建设性的，可有人从他的思维出发认为马寅初想阻止一大批未来的革命小将出生，是断绝革命的后备军，不但是恶意的，而且极具破坏性；“右派们”响应号召提意见，自认丹心可表日月，可有人却认为毒蛇出洞，资产阶级发起了猖狂进攻。塞人之口，势同堵川，洪峰过后，一片死寂。“恶意的”马寅初沉默了，新增的几亿张口嚷嚷着要饭吃；“破坏性的”右派们去劳改了，中国的科学文化停滞了二十年。
俗话说，刀子嘴豆腐心。那些外表似恶意的、破坏性的批评，其中心是善意的、建设性的亦未可知；而有些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之辈则很有可能内怀奸诈；至于一些四平八稳之徒，满口都是一些关联词，什么“虽然、但是”，“毕竟”“当然”等等，隔靴搔痒，被批评者往往视若不听，无有丝毫触动作用。因此为天下苍生计，为被批评者计，凡批评就必须是严厉的，恶意又何妨？谁让你贻人口实？有自由的恶意批评存在，主局者才有惕悚之心，千方百计不犯错误。至于说严厉的批评容易引起混乱，且不说不会，就是会，其责任也应是犯错误者负，岂能倒果为因，让揭错者承担犯错者的错误引发的后果？其实这不过是借口，这一借口一则是抵制批评，恫吓批评；二则是愚弄人民，不让人民知道他们的颟顸无能胡作非为。
批评就是批评，何分善恶。言者必须无罪。
第三部 自我神圣的悲哀
人死如灯灭，遗下一具臭皮囊，活着的人不忍其暴尸荒野，或葬之以土，或葬之以火，这由不同民族的文化决定。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印度人却注重火中涅盘，本无所谓谁科学，谁愚昧。可时下却有一种风气，认为人死火化是科学进步，土葬就是封建迷信；本人就糊涂，难猜其立论根据。本来嘛，土葬火葬只是一种习惯，现在我国耕地紧张，不能让死人占子孙的耕地，提倡火葬于情于理都是可以理解的。你如此这般地将事情说明白就得了。何必偏要将它上升到道德的高度来厚此薄彼，把自己所干的一切都涂上一层神圣、正义的色彩？
还有一件事说来也很可笑，这些年时兴选美活劫，社会生活日益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