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灾难？-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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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例子大概就是在欧洲每1。4万名儿童中就有1名儿童患苯丙酮酸尿症。造成这种疾病的原因，是双倍数量基因的存在使大脑逐渐受到破坏。20世纪50年代初在了解到这种疾病的病因后，我们就采取了有效的疗法。相比之下，在许多其他的案例中，人类暂时还不可能战胜这种遗传必然性。具有此类基因的的确确是接收了一种不健康的“天赋”。
与此相反，我们不了解能造就特殊智力才能的基因。无论在数学、音乐还是绘画方面，这些才能是我们见到的一个事实，我们丝毫不能清楚地解释其根源。把这些才能称为“天赋”，用形容词“有天分的”甚至“天才的”来形容那些展现才能的孩子，我们默认了这些能力与遗传有关，这是一个至今未经任何验证的假设（我们将在第5章探讨这个问题）。
诚然，有些基因会使我们眼瞎或耳聋，因而盲童很难成为伟大的画家，耳聋的孩子也难以成为伟大的音乐家。所以，绘画或音乐才能受基因型的支配。但是，在超才能和无才能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对称性；同理，在动作敏捷灵活的原因与肢体不灵便的原因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对称性。“天赋”不是一个中性词。它暗指那些我们所羡慕的某些人的特殊智能，这些特殊智能是遗传赠与的直接结果。这一点尚无法得到严肃的论证。唯一经研究得出了部分结论的智力特征要么是关于严重的身体缺陷，要么是属于精神病学范畴的人格方面。
寻找准确定义的结果可能会令人大失所望，但却是现实的：“天赋”或者“潜在智力”的概念不能确定。关键问题在于一些不包含任何可理解事实的空词，“发达智力”与我们观察得到的智力活动的所有特性一致，但是，这种活动在多个领域发挥作用，所以任何两个个体间的对比只能是随机性的。总之，“测得智力”可用于作一些对比， 但是它只描述一小部分的大脑功能，因此使用“智力”一词似乎有些过头。
一次研究在听众或观众心里留下印象的原因主要是词语的默认或暗示，而不在于词语所作的明确肯定。有关智力活动的某些特别明显的特征，例如“天赋”，我们在推广一个假说，一种这些特征几乎无可避免的生物决定论：通过比较两个人的智力并假定“A比B更聪明”，我们承认这种特性是可测量的，我们可以用一个独一无二的数字来表示。 我们应该诚实地承认这是对语言亦即对信任的滥用。
第四章 词语的圈套3形容词：“遗传性的”（1）
在结束了两个名词圈套的回顾之后，我们对“遗传性的”这个形容词深感兴趣。认为某某特点、某某性状是或者不是“遗传性的”的说法意味着什么呢？
与此相关的是个体表现的特点和怀孕时所汇集的生物基因型内容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但是“联系” 一词本身就十分模糊，它可以指一个严密的因果链，也可能指被数学家称为“关联”的伴随关系。在作进一步的解说之前，我必须重点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
因果关系与关联
在上统计学的最初几堂课，老师们就向他们的学生强调相信两个测定值之间的联系是两个已测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逻辑错误。举例说明这种荒唐可笑的错误十分容易：画一个月煤炭消耗量的曲线，然后在同一个图上，再画出老年人死亡率曲线；这两条明显平行的曲线表明一、二月份的上升和六、七月份的下降。得出的结论就是煤炭消耗量的减少将会造成老人死亡人数的下降吗？
坐地铁时，我们向邻座提出两个问题，分别是他们去年冬季在山上度假的天数和他们的房租金额。总体看来，住在富裕街区的居民比住在偏远郊区的居民小区的房客们交的房租更贵，他们在冬季山间度假的时间也更长。房租和冬季度假时间这两个变量有着紧密的关系，应该得出增加低租金住房房租以促进工人们延长冬季度假时间的结论吗？
除了这些可笑结论之外，我们应注意到这种解释的危险性。逻辑错误有时被掩盖住，但本质上仍然是同样的逻辑错误。一位儿童精神病学家注意到智商低于120的孩子在应付高中毕业会考方面有困难，因此建议早早地指导这些孩子选择需时较短的专业方向，这样他们会避免遭受失败，排除在高中学习阶段碰到的障碍。这个推论与前面提到的限制煤炭的消耗量能减少老人死亡的性质相同，但是这个逻辑错误更严重，因为它很好地掩盖住了真正的问题，即寻找两个关联结果的共同原因的问题。
两个现象间的“关联”可能意味着一方是另一方的原因（太阳升起与白天的光线）：这就是因果关系；也可能对一方的认识会向另一方提供信息（房租与度假时间的长短）：这就是统计关系。
若我们想尽可能有效地采取行动，那么第二类关系就已经足够了，至少在局部如此。例如，房租信息告诉我们一个关于度假的信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信息组织一次宣传某滑雪用具品牌的广告活动。在这样的活动中，我们对那些令相关参数发生平行演变的原因全然不感兴趣。这无关于理解问题，重要的是最好地利用我们已有的数据采取行动。然而这种行动不能是一个现象以图支配改变另一个现象的情况：因为这可能会破坏我们所依据的统计关系。相反地，当我们想阐明一种解释我们观察结果的机制时，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第一种关系。
对这类关系的形态阐明和解释可能就是一个需要无数实验的漫长的研究过程，在相同条件下，只有重复同样的规程才能保证最初观察结果的非偶然性。改变观察或实验条件来比较所得结果，会使我们分离出每个因素的特性。付出了漫长工作时间的代价后，我们将拥有一种能清晰描述各机制作用的说明模式，它将不只会清楚地解释统计关系，还能解释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与复杂性
有可能是直接的因果关系：我接上电源开关，电灯亮了；我松开手里的石头，石头掉了。然而，所研究的现象常常参与一种如此复杂的机制以至于我们放弃去描述它的全部，仅限于指出某因素的改变所引起的某种特性的变化。这种联系是由错综复杂的机制得出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自身没有严密的因果关系，可能会发生自相矛盾的变化。比如，因为我的汽车处于停止状态，我必须接通离合器来发动汽车；稍后，我的发动机运转费劲，将要“熄火”，我必须分离离合器以便继续行驶。“汽车向前的运动是与接通离合器还是与分离离合器的事实有因果联系？”这一问题的答案显然取决于不同的情况。离合器的位置和汽车的前行这两种我随意分离开的特性，的确被完全严密的机制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机制极为复杂，以至于同样作用于离合器的动作可能会使汽车的运动产生相反的结果。
只要一种机制稍显复杂，“结果”概念就失去其清晰度甚至没有意义：石头的掉落是因为我松手造成的结果；但是把汽车的加速作为接通离合器行为的后果并不恰当，这个行为只是相互作用产生运动的众多因素之一。
一件事通常是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凑合的结果，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脱离其他因素单独导致事情的发生；事情是所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这个或者那个孤立因素的作用结果。
但是我们很不习惯于考虑这些相互作用，为了我们的脑力舒适着想，我们喜欢“原因”。当观察对象是他人或我们自己时，这种需求更为强烈：某性状、某先生所表现的某个特征，其原因为何？很长时间以来，答案与上帝的意愿有关，而现代人认为与基因有关的态度更恰当。那么，“这种特征是遗传性的”，这个说法意味着什么呢？
第四章 词语的圈套3形容词：“遗传性的”（2）
精神分裂症是“遗传性的”吗？
当我们观察到基因的性状与该基因或该类基因之间的因果链看似较短时，其含义非常清楚：我们可以使一个或几个基因与每个特征形态相互对应，反之亦然。因此猕抗原血统是“遗传性的”，因为我们观察到这个系统的两个形态间的对应关系，即“猕抗原阳性”或“猕抗原阴性”。我们还知道那些出现在某个位置（术语为“位点”）上的1号染色体的基因分为两类，分别由字母R和r表示。在这个位点上接收到两个基因r ——同型合子 （rr） ——的个体为“负（阴性）”；接收到其他基因——同型合子 （RR） 和异型合子（Rr） —— 的个体为“正（阳性）”。
同理，许多血型系统、免疫系统、先天性代谢缺陷或大体上比较突出的特征均如此。严格地说，所有这些特征都是“遗传性的”，因为它们是个体遗传赠于中存在的某些基因组合的直接结果。
基因型的影响很可能存在甚至是十分明显的，但是我们却无法建立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
对精神分裂症遗传的研究很好地揭示了所碰到的困难。在此我们排除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词含义的争论，并且作为研究的假设，允许精神病科医生可以用3个术语对每个个体作出诊断，这3个术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类精神分裂症者”和“正常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注意到“精神分裂症患者”常见于某些家庭，这可能是一个有利于证明遗传性决定论可能存在的迹象；但是对其他相关行为的解释也有可能是想像出来的，因为行为独立于任何遗传因子之外，它是可遗传的。
确切解释可能存在的遗传决定论的一个方法大概就是分析系谱了。最广泛的调查恐怕是一个汇聚了来自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奈克（Necker）医院的精神病科和全国人口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的多学科小组见《美国人类遗传学学报》1980年第32期，55～63页，《精神分裂症：通过家谱分析进行遗传原型测试》，斯蒂沃特（J。 Stewart）、德布雷（Q。 Debray）和卡亚尔（V。 Caillard）合著。，这个小组研究了25个系谱，总计为1 333人， 研究人员使用那3个术语对这些人作出了诊断。
把这些系谱与那些用这个或那个遗传机制解释这些特征遗传的不同模式作一比较：一个位点上的基因的活动、两个位点上的基因的相互作用、分散在不同位点上的基因的综合作用……有些与观察结果不可比的模式就此被排除掉；然后用被称为“最大似然性”的经典方法在其他模式中选出“最佳”模式。这个方法以实际观察到的系谱序列概率计算
![[易丹] 我在美国信息高速公路上(四、科学研究)封面](http://www.beike3.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