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的医学人文审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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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就是敬畏和征服。我刚才讲了，就是人由于抗生素，抗生素是这个二十世纪医学的一个最伟大的发现。二十世纪医学有两个理论模型，一个就叫战争模型，叫征服的战争模型，另一个叫替代模型。战争模型就是说有什么病，我把它的病原体给杀死、把它打败，人就赢了，病就好了。这是一个模型，主要是对传染病。另外一个就是替代模型，比如说体内缺某种维生素，我给你补进来。比如说我这个器官坏了，把这个器官摘掉，拿一个人工器官或者拿一个别的器官替代进来，就是替代模型。或者说是一个假肢，或者说通过戴眼睛，都是替代，功能替代，就是说这两个模型是二十世纪医学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收获。但是这个时候容易把它泛化，就容易产生这种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征服的，其实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对待病毒也好，对待生物也好，要更多地有敬畏感。这种敬畏，不仅仅是对病原的敬畏，实际上它本意是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对生命的丰富性的敬畏，对疾病对痛苦的敬畏。这一点在蒙田的随笔里面谈得非常多。其实人是非常脆弱的，在人类这个历史长河当中，它必须得有这一种退缩的机制。你比方说这一次我们讲这次SARS的治疗方案，第一是要抗病毒，是要用抗病毒药物。但是第二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降低人的免疫力，去减轻炎症反应。大家知道炎症干什么，炎症就是人调动体内的免疫机制跟病毒、细菌做斗争。结果它这个糖皮质激素使用不仅仅不让你做斗争，它还减低你这个炎症反应，它不让你去做斗争，它有点搞议会斗争的感觉。当然这一点某种意义上讲，钟南山院士讲，早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对于挽救危重病人非常有利。这种妥协对人类来讲是必须的，不能一味地征服。在这个时候从某种程度上讲，前面用抗病毒药，这时候要用一点什么，用一点糖皮质激素，然后用了糖皮质激素再用抗继发感染的抗生素，然后再用支持疗法，构成一个完整的治疗方案，而不是说一味的逞一时之勇往前冲，把所有的病毒横扫一切病毒，横扫一切细菌，然后人类就胜利了，不是那么回事。
第三我们想讲一讲就是在SARS疫情当中，这种伦理学的东西。就是伦理学里面，我这里带来了一本书就是那个《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这本，这是一个史怀哲他的一个传记。这个人他就提出来，我刚才讲敬畏，他是敬畏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他在非洲丛林里面当了六十年的医生，他一直在对付热带病。他以他毕生的经历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要敬畏，要敬畏一切包括自身的生命的意志也都要敬畏，而且这种敬畏不仅仅体现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上。这是他的一个伦理学贡献，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次SARS事件对于我们整个医学界，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科学界，在伦理学上，在道德上的这种震撼和唤起，有时候更大于对这一个病原的理解。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伦理是要讲道德追求的，追求什么？当然这个史怀哲他作为道德圣人，他作为诺贝尔奖和平奖的获得者，他得的不是诺贝尔奖医学奖，他得的诺贝尔奖和平奖，他讲医学和人的至高境界是通过牺牲自我来赢得一种有教养的、有身份的、有次序的、文明的社会生活。就每个人都是有点像中国孔子讲的克己复礼的概念。就是通过自我的牺牲，通过自我的牺牲达到一个追求纯粹的一个过程。这次某种意义上讲，SARS事件对于我们整个的医学界来讲是一种唤起，因为过去我们在探讨医学人文问题的时候，在探讨生命伦理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公正、公平、权利、责任、义务。但这一次，由于这个SARS事件、突发事件来得特别快，整个的医学界都动员起来，它体现一种群体的献身精神。就是整个医学界，只要在有疫情的地方，我们的医学界就全民动员，而且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中国政府三十五个亿的投入，香港政府十九个亿的投入，很多方面都是政府买单。这样就改变了这样一个生命伦理学的思考主题，从平等、公正、知情、同意、病人权利这一些小问题上，一下子跃升到一个什么职业献身，怎么唤起一种崇高感，怎么来体验纯粹。平时好像觉得我们生活在产品社会当中，哪有什么崇高呀，英雄在哪里呀，纯粹在哪里，哪里有纯粹的人。
毛泽东演讲《纪念白求恩》，据说是秘书给他写的稿子，写的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伟大的人，毛泽东说加上一句一个纯粹的人。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尤其搞医学，它需要纯粹，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两句加得非常好。纯粹的人是什么东西，这种道德纯粹来源于什么，这种道德纯粹来源于，不仅仅来源于这种职业的，我是医生我宣过誓，我从希波克拉底那里就有一种历史传统，这个东西都是外在的。道德它需要内化，需要每一个人通过道德体验去理解它，然后去实践它，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一次就给这个人类提供了这么一个，给医学界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因为过去我们讲商品社会当中我要讲回报呀，我这个事，我给你做手术我有投入呀，医院有投入我个人有投入呀， 我培养一个医生要那么长时间，他的价格定位怎么来确定。当然在这一次，在这个突发事件当中，就像战士一样冲向前线，而且毫不顾忌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去冲，这个东西引起什么，引起整个社会对这个社会群体价值的认同。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过去，我们在医患关系上有很多很多的矛盾，有很多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咱们可以这么讲，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南方周末每一年的社会新闻版里面，报道医患冲突的是它的社会冲突里面最多的一块，我们的这一个新闻调查里面，像有些触目惊心的。
像某一个儿童医院，病人死了八天还在收人家床位费，还在收人家的特别护理费，还在人家那个账单上开药，这怎么可能呢。一个阑尾病人花了八万块钱，账单七米多长，最后人死了。在现代社会，在现代医疗条件下，这是天方夜谭，这是不可以思议的。但这里面是不是有医疗腐败，我们可以讲有一部分人，他在透支着我们整个医学界的这么一个道德信用，是他一个人透支了。我们讲群体，这次就检阅了我们这个群体，大家在这儿一事当前，能不能冲上去。但是在之前就有很多很多道德空洞，就有很多人，他没有把这个职业当做自己这样一个纯粹的追求，当做这样一个唤起自己献身的这种东西。就觉得把它当成一种牟利手段，而且商品经济他把它牟利，收红包呀，拿回扣呀，各种各样的东西。这都是一种老百姓司空见惯，老百姓而且深恶痛绝。这一次为什么老百姓自发地给医务人员捐钱送旌旗，这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话，使我们过去那种道德亏欠得到巨大的平填，我们叫道德平仓。通过这一次，使得这样一个群体在道德上赢得的东西远远比他在知识上赢得的东西多。
另外一个是道德，它是需要体验的。为什么需要这样？这个不幸的事实把我们的医护人员推到一个共同体验疾病，共同咀嚼痛苦，共同直面死亡的这么一个境地。我记得那个陈大夫讲得非常动听，他说过去我仅仅是一个治疗者，他说现在我同时又是一个患者，这个医患角色在这个时候融合了。所以你说医患冲突怎么会冲突起来？怎么可能冲突起来？我既是患者又是治疗者，他这个时候已经融合了，在道德主体上融合了。在这个时候他不仅仅有利于对这个疾病规律的认识，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体验。通过这种体验就是说，我过去做得一切，我过去付出的东西还不够，我过去没有把病人当做我自己生病那样来照顾。
所以我想这种双重体验和双重理解，它不仅仅是有利于对医学规律的认识，而且有利于道德深化。这一点我就想讲在荷兰有一个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又是病人，他基本上是高位截瘫的，叫图姆斯。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病患的意义》。他用现象学来研究疾病。他有一句名言叫做什么呢，他说医生哪，他说医生的世界跟病人的世界是两个世界。他说医生你仅仅是观察，而我是在体验，观察跟体验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医生既是观察者又是体验者，既是医疗规律的认识者又是道德的深化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SARS对我们这种伦理学上的震撼和提升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今天这么讲可不可以，大概我就道德的内化可以帮助他实现在以后的医疗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实现一种伦理的外达，道德的外达，去拯救更多的人，去感动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SARS留给我们医务人员思考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好谢谢您。您刚才提到医生通过这次“非典”突然爆发，经过历练和他反思，思想的升华，这由此我想到一点以前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这句话可能在公开媒体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我非常拥护这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要体验人没有尊严，你最好去一个地方就是去医院，遭受那些医生和护士对你的羞辱。您因为是学医的，您会在医院有很多朋友，去了以后你很少体验到，假如是普通百姓的话，真的你去医院就没有尊严了。任何一个医生和护士都可以训斥你，您觉得经过这场大的突发事件以后，医生真的能由于经过反思、洗礼、历练以后就改变了吗？
王一方：你刚才讲的可能还是有一定片面性，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那种高度商品化的社会当中，它其中有一个很经典的比喻，叫做探戈舞谁来领舞？这是美国医学人文学家卡森的一句名言。就像医生跟护士在跳探戈舞，探戈舞大家知道，探戈舞是需要领舞的人要主导这个舞蹈过程的，所以就提出叫谁领舞。有一种说法是我是科学的掌握者，我懂那么多的技术，懂那么多的设备怎么使用，那么说我应该领舞。所以他这种训斥，训斥的这一种由来是因为他是全知或者已知的，你是无知的。你是让他来治疗的。而且他，这是什么呢？就是现代医学有一段时间，就把病人和病剥离开来。我是在针对这个病，你别干扰我，你这个人走开，所以他对人的尊严就放弃了。我在处理这个病，我没有处理你，我在处理你身上的病，把人和病分开。
主持人：这不是很成问题吗，就是一个病人来了以后，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病人，我认为这是一团病，人给剥离出去了。
王一方：对，所以这样的话，医学人文叫唤醒人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和理解，这是一个。就是说一种情况，即使这样他会认为我懂你不懂，那么说我要指挥，我要训斥你，我有理由训斥你，我要指挥你，甚至夹杂一些私利的。我让你多出钱去买贵药不买便宜药，这个东西都是有这种所谓的家长制的这种医患关系。
另外一种，在美国这种商品社会，就是说我支付，那么说我领舞。病人说这个事我支付了，我就有病人的权利，我有消费者的权利。
